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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名家|这位被遗忘了数十年的大家,终将重见天日

    发布时间:2017-08-08浏览次数:13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人物

    或许如今,除了专业的文学读者

    已很少有人熟悉他的名字


    他曾就读于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

    又在德国哲学的殿堂级学府——
    黑格尔曾经执掌的海德堡大学
    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他是鲁迅和朱自清的得意门生
    曾任教于大师云集的西南联大中文系

    他是超越徐志摩的杰出诗人
    一向刻薄的鲁迅
    也誉他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

    他是与郭沫若齐名的历史作家
    一部《屈原》,一部《伍子胥》
    堪称中国现代历史文学的双璧

    他还曾为诗圣杜甫立传,收入语文课本
    至今无人超越

    他还是翻译界的一代宗师,
    被同学梁宗岱盛赞为“德语文学第一人”

    他就是冯承植

    更通用的名字是,冯至

    上面的这张照片

    据信是25岁的冯至赴德留学之际所摄

    意气风发,英俊飒爽

    与如今为人津津乐道的民国“四公子”相比

    实也不遑多让

    然而,与他的传奇经历和卓越成就并不相匹的

    则是他在身后的被遗忘

    譬如,冯至创作的十四行抒情诗

    被鲁迅、朱自清等大师都视为中国现代诗的巅峰

    就连徐志摩也比不上

    朱自清说:
    在日常的境界里体味哲理,比从大自然体味哲理(指胡适、郭沫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诗第一阶段),就要更进一步。因为日常的境界太为人们所熟悉了,也太琐屑了,它们的意义容易被忽略过去;只有具着极敏锐的手眼的诗人才能把捉得住这些。我心里想着的是冯至先生的 《十四行集》。这是冯先生去年一年中的诗,全用十四行体,就是商籁体,写成。十四行是外国诗体,从前总觉得这诗体太严密,恐怕不适于中国语言。但读了冯先生的十四行,我看我从前大错了。冯先生的集子里,生硬的诗行便很少;但更引起我注意的还是他诗里耐人沉思的理,和情景融成一片的理。

    但是,根据活字君的不完全统计

    2000年至今出版的有关徐志摩的著作

    多达78种

    仅徐志摩的诗选、诗集,就有三十多种

    简直一眼望不到头

    同一时间,冯至的著作又出版了多少呢?

    答案是:8种

    这其中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的《杜甫传》

    包括陆耀东先生所著的《冯至传》

    以及解志熙先生推出的《冯至作品新编》,等等

    正是他们不绝若线的努力

    让冯至这个名字,还没有完全退出人们的视野

    但他更多的名篇与杰作

    则被深埋在了20年前的《冯至全集》中

    或许与这位一代大家的毕生心血相伴的

    已是图书馆里厚厚的灰尘与发黄的纸页

    冯至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功成不居

    他最早译介了歌德和里尔克

    却从来拒绝别人给他冠以“翻译权威”的名号

    他写作了至今已成经典的《杜甫传》

    但他自己却说,我只是想:

    “用一个现代人的虔诚的心,与虔诚的手

    描绘出一个唐代的杜甫”

    2014年夏天

    活字文化在出品《给孩子的散文》时

    收入了冯至先生的作品

    《一个消逝了的山村》

    ▲《给孩子的散文》书影


    基于对著作权人的尊重

    活字文化同仁几经辗转
    终于联系到了冯至先生的女儿,冯姚平女士

    当听说父亲的作品
    与其他四十余位名家名篇一起
    进入了“给孩子”的序列
    将为下一代人不断读到时

    冯女士十分高兴,也倍感欣慰

    她当场为活字文化同仁题签
    赠送了一本父亲的传世名作《杜甫传》

    ▲ 冯女士为活字文化同仁的题签


    与冯女士的这份珍贵友谊

    成为了活字文化出版史上一段难得的佳话

    也由此坚定了我们一定要为冯至先生出书的想法


    可以告慰广大读者的是

    经过反复研究、论证、遴选和敲定

    活字文化即将于年内推出《冯至小集》系列

    目前,包括活字君在内的编辑部成员

    正在进行紧张的编辑工作当中

    ▲ 《冯至小集》在活字文化选题通过,正式上马


    《冯至小集》第一批的书目将包括以下四种
    分别是:
    文学传记《杜甫传》
    历史小说《伍子胥》
    散文结集《山水》
    翻译作品《给青年诗人的信》

    ▲ 民国三十六年(1947)文化生活出版社在昆明初版的散文集《山水》书影


    这四本书
    分别代表了冯至先生毕生致力的四大领域:

    诗歌,历史,散文,翻译

    并不夸张地说
    如果有人能在其中一个领域中达到冯至的高度
    他都已经是足以写进文学史的一代大家了

    而冯至先生先后深耕在这四个领域
    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这是什么样的造诣?

    我们希望,用这种“小集”的方式
    能够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
    不致错过这些隽永名世的代表作

    其实文学,从来不是某种高高在上的事物
    也不是一些知识分子的无病呻吟、自说自话

    文学,就是我们自己的精神觉醒

    它不是让我们获得关于一些人、一些事的知识
    而是让我们在它们身上
    找到自己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力量

    比如杜甫

    他是诗圣,他是诗史
    他有“三吏三别”
    他的诗风“沉郁顿挫”
    ……
    这都是关于杜甫的一些信息
    而不是杜甫——他的人和他的诗

    遗憾的是,这些重复构成了我们语文教育的主流
    它只会让我们觉得陌生、遥远和刻板
    以至于有了“杜甫很忙”的反叛波普

    而冯至先生是怎样写杜甫的呢?

    他说: 
    “这部传记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祖国第八世纪一个伟大的诗人介绍给读者,让他和我们接近,让我们认识他在他的时代里是怎样生活、怎样奋斗、怎样创作的。”


    这也正是为什么
    当冯至先生在西南联大开设杜甫诗歌课的时候

    竟然座无虚席,门庭若市
    当时在读物理系的邓稼先和朱光亚
    也都选学了这门课程


    我们相信
    冯至先生的文字,曾经打动了一代代的读者
    也必将能够打动我们



    附录:忆父亲冯至

    冯姚平


    父亲冯至已经去世20年,母亲姚可崑去世也10年了。我是在父亲去世后,应上海书店出版社范泉先生的建议,替母亲编辑父亲的《文坛边缘随笔》时才开始“真正”读他的文章的;特别是1996年退休后,配合以绿原先生为首的专家们编辑出版《冯至全集》的那几年,更是认真通读了他的作品,试图逐渐走近他。然而,越读,我就越感到对自己父亲的认识、理解太肤浅,与他的思想境界总是有距离。非常悔恨当年为什么没有能多和他谈谈心,多了解他。

    近些年,我大多数时间都在整理双亲的资料,遵照父亲的遗嘱要捐给现代文学馆。当我打开那些陈旧却整齐的一包包、一袋袋的卷宗和资料袋,我好像明白了一些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母带着我随同济大学迁徙,在颠沛流离的逃难过程中,他亲身体验到生活的艰难,民间的疾苦。他随身携带一本日本袖珍本的《杜甫诗选集》,翻来覆去地读,越读越深入。他说:“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未解诗中尽血泪,十年佯作太平人”(《赣中绝句四首》1938年1月)。到了昆明,他就努力搜集资料,萌生了为杜甫写传的念头,试图“用一个现代人的虔诚的心与虔诚的手描绘出一个唐代的杜甫”(《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一直到1951年他的杜甫传才全部写完,在《新观察》上连载,第二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前后历时十四年。我从来没想过,他为什么用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当我打开一大包用麻绳捆着,上面写着“杜甫”字样的卷宗,小心翼翼地翻看那些发黄,一碰就掉渣的纸张时,我才明白:“学问”是这样做的。

    摆在父亲面前的首先是史料缺乏,除了杜诗本身,没有任何日记、信札流传下来,同时代人关于杜甫的记载也极少。他不能猜想,不能臆造,只有“以杜解杜”,尽量从杜甫的作品中摄取资料。他做了大量卡片,分门别类地记录杜甫的诗作;又遍寻、查阅各种有关唐代的文化政治历史地理,以及衣食住行、社会风貌等各方面的典籍;还研读了历代学者包括王国维、陈寅恪等近当代学者的有关著作。这包“卷宗”里,有父亲自己制作的地图,那是杜甫壮游时期和流亡时期的路线图;有他描绘的唐代长安地区附近的山川地貌和长安街巷布局,这是杜甫曾流连的地方。还有有关杜甫家世的各种资料,其中有不少地方是矛盾的,最后他经过分析制作出一份杜甫世系表。令我惊喜的还有,早就听说父亲在昆明曾用学生选课卡的背面做了几百张卡片,却从未见到过,现在发现居然还保留了98张。他做了这些工作,心中有数了,才动手写作。正如他自己所说,“写这部传记,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它空白,不敢用个人的想象加以渲染。关于一些个别问题,有的采用了过去的和现代的杜甫研究者所下的结论,有的是作者自己给以初步的分析或解决”(《杜甫传》前言)。

    我见到的那98张小卡片,全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选习学程单”,是75mm×55mm的小卡片。学生选课要填写一份选习学程单,由学校注册组课程股盖章后,其中一联交给任课教师。当时父亲正在搜集杜甫资料,穷,没有卡片,就利用了这些小小的选习学程单。这98张选习学程单对杜甫诗作了分类,包含自述、友人、自然、社会、思想、时事等十几类。有意思的是,翻过来看卡片正面,却不乏我们熟悉的名字,如邓稼先、朱光亚、邹承鲁选修父亲的第二外语“德文贰”,而袁可嘉、许芥昱、齐声乔则选修父亲和李赋宁、闻家驷、温德四位先生开的“欧洲名著选读”。

    这是父亲在杜甫研究上留下的一些资料。而在德国文学方面,父亲也留下了大量的资料,可惜我看不懂,只有交给文学馆,留待后人去解读、发现了。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我从小就常听父亲讲这个道理。后来我读到他1930年写的《父亲的生日》,里面有一段:“……直到现在,我却一向是小心谨慎地生活着,同辈少年中‘不可一世,舍我其谁’的气概,我从来不敢有过……”我想,正是有这种态度,他能够看到别人的长处,能发现自己的不足;他欣赏友人的才华,敬佩别人的学识和人格。从他的文章里,我们能看到,年轻时他由衷地赞赏梁遇春、徐琥(徐梵澄)、梁宗岱的才华横溢;老年了,他在短文《肃然起敬》里把绿原、朱生豪、钱春绮三位放在一起表示敬意,“是由于钦佩他们对事业的忠诚,以及能担受生活的苦寂和人间的任何磨难”。所以他在和友人的交往中能互相启发,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他很重视并真诚地欢迎对他作品的批评。

    我整理资料时,见到母亲在《我与冯至》中特别提到的夏承焘先生的信。夏先生读了《杜甫传》,给父亲写了两封很恳切的长信,在肯定这本书的同时,提出些意见与父亲商榷。父亲很重视,不仅采纳了夏先生的建议,而且一直珍藏着原信,并一再提起。在昆明时期他翻译的席勒《审美教育书简》一书的旧稿中,我见到两张发黄的信纸,是朱光潜先生写来的。大概是朱先生编什么书采用了父亲译稿中的九千字,但,朱先生说:“你的译稿是多年前完成的,当时译法似侧重直译,文字有些生硬拖沓,不易使读者一目了然。有些译词当宜斟酌,例如……”他接着说:“我把这几条写下,供你将来校对时参考。书简是一部重要著作,希望您能早日抽暇把译稿整理付印。”还有孙楷第先生的来信:“……今新岁又承与夫人偕来视我衰病之躯,欣慰良多。杜子美家世顷于宋蔡梦弼《草堂诗话》捡得之,附抄于后以供先生考订……”(标点为笔者所加)看来是过春节父母去看望孙先生时,父亲谈到杜甫世系资料庞杂的苦恼,曾请教于孙先生。虽然身体不好,但孙先生还是很快写了信来——这封信写于“夏历正月初五日”。看着这些几十年前的信件,我为父辈们真诚无私的友情深深感动。他们互相敬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多么可敬可爱的那一代人!

    “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这是《沉钟》周刊第一期刊头上引用作为“题词”的英国作家吉辛的一句话,我觉得这也是父亲一生的誓言。五四运动为父亲打开了一扇窗,在孤寂苦闷中的他开始接触新文化。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从中受到启发,受到教育,激发起创作的热情。于是,他和朋友们办杂志,他们“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鲁迅),把献身艺术当作人生的目标。父亲努力吸收外来的养分,创造自己的风格,力求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同时花大力气翻译、介绍自己喜爱的外国文学作品。

    父亲初到德国时,里尔克的作品使他欣喜若狂,认为终于找到了自己寻求已久的理想的诗,理想的散文,也看到理想的人生。他马上认真地翻译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译完一封,寄出一封,要杨晦在国内发表,介绍给国内的青年。他觉得这些言论对于自己,是对症下药“击中了我的要害,我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我的缺陷,我虚心向他学习”。他认真研读里尔克著作,选定《马尔特·劳利得·布里格随笔》作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论文提纲都写好了,却因为导师阿莱文教授是犹太人被撤职而作罢。后来,世事的变迁使得他除少量的文章和翻译外,没有能继续他心爱的里尔克研究。但纵观他的一生,里尔克对他在做人和作文两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不难看出,他的风格变了。他观察、体验,懂得了寂寞同忍耐,严肃认真地承担自己的责任,从婉约的抒情变为富于哲理的沉思。他不能容忍任何不认真的作风。

    父亲再次接近歌德是在抗战时期的昆明。这时他接触到的歌德已经不是狂飙突进时期的青年歌德,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在科学研究中受到启发,因而对于宇宙和人生有了更深刻认识的古典主义时代的歌德。他自己也不是20年代那个单纯、苦闷、构造幻想的冯至了。他编写《歌德年谱》,开讲歌德的讲座,翻译《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精读《浮士德》。年轻时,他对这两部巨著不敢问津,如今却觉得“像是攀登矿山那样,不仅看到些山林的风景,还能钻探出丰富的宝藏”。他认为,《浮士德》里,上帝说“人努力时,总不免会犯错误”,和最后,天使说“谁永远自强不息地努力,我们就能救他”,这两句话概括了古今中外许多伟大人物的苦难和胜利,他把这两部巨著当作自己的“生活教科书”。

    看到这些,我们不难理解他对外国文学研究和介绍所抱的那种严肃认真,甚至有点较真儿的态度了。整理资料时,我翻出一些父亲上世纪40年代印在又黑又粗的昆明报纸上的文章,发现他的观点是始终一致的。1944年他在《论现在的文学翻译界》一文中说:“翻译外国文学,不外乎为了两个目的:积极方面是丰富自己,启发自己,消极方面是纠正自己,并且在比较中可以知道自己的文学正处在一个什么地位。”他批评当时的文艺界跟着英美的畅销书转,而畅销书又是跟着电影转的现象;他主张“有辨别,有见识的介绍”。他认为“文学不是消遣物”,而是要引导人“走上建设的途程”。尤其在那物力、人才匮乏的时代,应该爱惜我们有限的翻译力量。他说,翻译和接受一些可以启迪人生的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可能是艰难的,他批评“一种民族的惰性:只接受轻易的,拒绝艰难的事物”,他认为“文学工作者,无论翻译或创作,都应该对于这个惰性加以砭针”。所以,别看他性格温和,从不与人争,但在他认准了的学术问题上,却是不妥协的。

    可惜的是,1948年父亲把40年代的文章结集出版了《歌德论述》之后,对歌德的研究中断了。直到十年浩劫后的1978年,他才得以继续他的研究,到1986年出版了《论歌德》。这中间的30年,不论是歌德,还是里尔克,甚至杜甫都是不能、也无法研究的。他痛惜流逝的时光,八十多岁的老人,超负荷地工作着。父亲病危时,最后说的话是“我还要做很多工作,可惜都做不了啦”。

    父亲一辈子教书育人、研究学问,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促进中国文学的发展。到了晚年,他在国外得到各种荣誉,但他从不仅仅把这些荣誉看做是对他个人的鼓励,而是看做对于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对于各国人民通过文学增强了互相了解的鼓励。这里面,有他的贡献,更是一代代成长起来的外国文学工作者们的贡献。他把自己比作一个“导游者”,把“游人们”领进丰饶的外国文学领域。他说,在这区域里能有更多发现,更深入了解的,往往不是“导游者”,而是真诚的“游人”——在中国一代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们。他寄希望于后来人。



    资料来源:活字文化,2017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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