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德国正遭受疫情肆虐的时候，马克斯·迪尔也想出去吃饭。因此，这位柏林艺术家前往一家免费新冠病毒检测点，排队等候。类似的检测机构在全德国有1.5万多家。迪尔说，注册应用程序很有挑战性，排队也很烦人。但他最终还是拿到了免费检测结果。一个小时后，他就去见朋友了。
“它只是给了你生活得更自由的可能性”
尽管德国目前正在考虑在一个月内放松一些针对疫情的限制措施，但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仅仅是上学、去餐厅或去服装店，有时就得出示新冠阴性检测结果。迪尔说：“我倒没有觉得检测有什么不好。它只是给了你生活得更自由的可能性。”
长期以来，德国一直是一个具有集体主义文化和尊重科学成就的国家。在新冠疫情暴发两年后，这些趋势有过之而无不及。接受检测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也比大流行之前更高。
社会学家表示，在践行责任共担机制的基础上，德国社会将以新面貌走出新冠。这可能会对德国处理未来危机以及气候变化等其他迫在眉睫的危机产生重大影响。德国卡塞尔大学宏观社会学教授海因茨·布德表示：“我想说，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团结是一种人力资源。人们看到并意识到，我们需要采取集体行动，应对目前不太可能但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比疫情前更相信科学
长期以来，快速检测一直是德国新冠战略的关键，政府及早开展工作，为检测提供支持，为公众补贴费用。这样，科学一直处于德国应对新冠大流行的前沿。
20年前与人共同发现“非典”病毒的德国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现在正在为政府应对新冠提供咨询。一对德国夫妻科学家创立的新冠疫苗研制企业生物新技术公司（BioNTech），开发出在全球销售的疫苗。疫情暴发时担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拥有量子化学博士学位，在对公众发表讲话时拒绝将科学庸俗化。
德国科学传播组织“对话中的科学”多年实施的“科学晴雨表”研究显示，在德国各地，公众现在对科学的信任比疫情之前大约高出10到15个百分点。此外，超过2/3的受访者希望政治人物以科学发现为指导。
德国明斯特大学心理学教授杰拉德·切特霍夫说：“这是一种健康和科学系统的主导，把其他社会系统置于从属地位，听从科学的指令行事。”社会学家认为，总的来说，科学吸引力的增加是一种积极发展。
或形成新的危机管理意识
这种社会转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并非总是来自无私的动机。有少数人直言反对疫情限制措施，一些群体也成为新冠虚假信息的受害者。此外，人们可以将这种“集体责任”的新感觉简单地归因于强制服从。布德教授表示，像新冠检测和接种疫苗这样的疫情防控措施被公众所接受，就如同限制吸烟被逐渐接受一样。他说：“这是理性接受的结果。当然，还有制度权威的结果。两者共同起作用。”
检测也被用作一种工具，这最终让政界人士觉得，他们似乎可以避开目前新冠限制措施的负面影响。柏林洪堡大学历史学教授詹姆斯·摩尔表示，这些影响包括经济萧条，零售业和餐饮业倒闭导致的失业，以及无法获得政府服务。他说：“这样看来，新冠检测活动对正常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话题似乎只局限于检测和疫苗领域。据我所知，政府没有咨询过社会学家，而病毒学家或免疫学家又受过什么社会学培训？”
不过，切特霍夫表示，这种转变或许会变成一种持久的大流行后危机管理意识，“我指的是气候变化。人们需要真正承担责任，生活在被限制的环境中，以便处理对社会利益和社会凝聚力意义重大的事情。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资料来源：环球时报，2022年2月22日 责编：郭晓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