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介绍
洞观·营造
本专栏每期选取一个典型代表价值的文化景观、遗产建筑、历史名胜等营造艺术类主题。从历史、地理、经济技术、社会体制等多方位来阐述，以游记、散文、评论等形式来表达，以期加深中德建筑、城市规划、园林等领域的跨文化理解和认知。
作者按
1919年，一个现代主义设计风格的引领者“包豪斯”，从德国应运而生。在20世纪里，包豪斯设计风格是20世纪现代主义设计思想的引领者。它从德国发端，成熟，传播到全世界，深刻影响了建筑、产品设计、平面设计、视觉艺术等多个设计领域。笔者作为包豪斯大学毕业生以人文历史的专业角度，将通过对其历史渊源，诞生与奠基，人物与流派，教育与文化，以及对中国的影响等多方面，来解读包豪斯这一极具德国特色的设计思想及其教育与文化内涵。本专栏的“百年风云包豪斯”系列文章分五篇：（一）包豪斯的前历史，（二）经典包豪斯的14年，（三）包豪斯的大师与流派，（四）包豪斯的今天，（五）包豪斯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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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包豪斯：现代设计教育思想的摇篮
1918年一战结束，德国进入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各项事业有百废待兴的气象，急需要一所符合新社会形势的设计院校。而德国当时处于欧洲新旧思想交替的中心，很多欧洲各国的先锋艺术家和思想者因一战后的萧条，流亡到了当时条件较为优厚的德国。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成功说服了当时的新政府，获得了国家财政支持而办一所现代设计院校。1919年，在“魏玛大公国艺术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了“国立包豪斯学院”（Staatliches Bauhaus），并发布了《包豪斯宣言》，也同时招募了众多的当时欧洲一流艺术家、理论家和工匠们汇集魏玛。
左图：1919-1922年，包豪斯学院徽标，设计者：Karl-Peter Röhl。
中图：1922-1925年，包豪斯学院校徽，设计者：Oskar Schlemmer。
右图：包豪斯创立时期的格罗皮乌斯。
创立初期的包豪斯学院，秉于“整体性艺术”（Gesamtkunstwerk）的精神，以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为出发，探索新造型艺术理论。我们从学院的校徽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学校理念。1919-1922年的包豪斯校徽就是一个文化大综合性的“人”：其中不仅有欧洲文化里的基督星形、埃及金字塔、还有亚洲文化的“卍”和“阴阳”图案。而这个思想混杂的“人”，体现了一战后的那一段岁月里欧洲人们内心的复杂与胶着。而随后的1921到1922年，包豪斯又出现了新的校徽。由包豪斯教员Oskar Schlemmer设计的这个校徽，整体造型更加地简洁，以点线面的构成洗练地继续体现了包豪斯的人本和谐精神（如图）。这个时期的包豪斯，也是最具人文精神和思想创新的时期。
在这一个精神指引下，包豪斯创新了新型的艺术理论。在包豪斯成立的前三年里，瑞士籍的教授约翰纳什·伊顿（Johannes Itten）对教学体系起到了重要影响。他率先提出了“预科”（Vorkurs）课程制度：每个入学的学生，必须经过至少半年的“工作坊”实习，接受工匠师傅的教导，动手制作各种造型器物。而后一些有天分的学生被挑选出来，才能接受相应的正规设计基础课教育。设计基础课程，都是由当时著名的来自欧洲各国的一流大师担任。如发明色彩构成的约翰·伊登（Johannes Itten）；表现主义和立体主义大师瑞士裔的德国人保罗·克利（Paul Klee）、抽象派大师俄国人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与荷兰人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以及表现主义代表人物德裔美国人费宁格（Lyonel Charles Feininger）等人。除了预科课程和理论课程，这时期的包豪斯教育还有一个特色：大师工作室。经过筛选的有天赋的学生，会在接受理论课程后，进入到各自擅长的工作室进行实践学习。工作室涉及到了各种各样的材料专题，如：陶艺工作室、玻璃工作室、布艺工作室、家具工作室、印刷工作室等等（见下表）。这些工作室的设置，使得学生始终保留了建造艺术的手工工匠的动手能力训练。正如《包豪斯宣言》所言：雕塑家、画家、艺术家、建筑师等等不同的造型艺术门类的专业在这里都联合了起来，互相学习借鉴。而经过这样的天赋筛选、理论学习、实践培养的教育过程奠定了一个造型艺术上的“多门类综合”的理论和实践的培育机制。虽然早期的包豪斯每年招生只有150人，但其中大部分都成为著名建筑师和设计师，成为了包豪斯精神的继承与发扬者。
从左至右：色环分析，平面构成，人体构成
左上：立体构成，右上：钢铁玻璃与木材的材料构成实验，左下：包豪斯大舞台（师生们自己设计的未来服装），右下：书籍及字体设计
包豪斯教学体系示意图，国立包豪斯学院1919-1923年，魏玛
随着包豪斯早期的大师们在魏玛的实践，包豪斯的教学体系基本上在最初的这几年里形成与奠定。比如，色彩构成、立体构成、平面构成、以及材料实验、舞台设计、以及著名的包豪斯教学体系图（如上图）都是在这时期出现的。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在魏玛的大师们，继承了这里的人文传统，并且发挥各自的艺术人文创造力，使得这些伟大的设计理论应运而生。
而同时，包豪斯的创始人之间也出现了分歧。校长格罗皮乌斯倡导理性的设计，反对个人主义的美学，而教务主持伊顿则带有情绪色彩的神秘的艺术方向。1923年伊顿辞职，继任者匈牙利艺术家纳吉（Laszlo Moholy-Nagy）则与格罗皮乌斯的思想一致，包豪斯整体的教学从伊顿时期的强调个人主观意识的表现主义风格，向理性的强调构成主义要素的风格转化。这期间，包豪斯在建筑方面做了大量的徘徊于“整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与“居住机器”（Wohnmaschine）之间的尝试。他们甚至也规划了未来包豪斯校舍，以一种全新的生活和居住艺术形态，来符合新时代的人们的理想。例如，Haus an Horn作为包豪斯第一个现代住宅模板，在1923年设计并在魏玛建成。
从左至右：Haus an Horn现今照片，Haus an Horn设计模型，1923年的报纸上刊登Haus an Horn作为现代居住建筑的新闻
正当包豪斯在魏玛初有成果的时候，德国当时政治风云的变化，却使包豪斯陷入了一次命运低谷。在包豪斯创立之初的几年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图林根州议会一直由支持包豪斯办学理念的左翼党派主导的。包豪斯曾一度被政府称之为“新式学校的楷模”（neue Schulmodelle）。而在1924年，右翼势力占据了图林根州议会的多数席位后。被视为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包豪斯，在州议会的投票中未能得到后续的财政支持。1925年，格罗皮乌斯等人只得离开了魏玛，迁往了当时比较开明民主、且有大量建筑实践的安哈尔特州的德绍（Dess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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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绍包豪斯：工业化大生产的造型艺术学院
随着包豪斯在魏玛受到的政府经济制裁，格罗皮乌斯需要选择新的发展地点。当时的法兰克福、曼海姆、慕尼黑、达姆斯达特、汉堡等地都是可能的选择。而当时德绍当政的社会民主政府给包豪斯开出了非常优惠的待遇：提供土地与资金，支持包豪斯建设校园。同时，德绍也是当时新兴的工业城市，大量的工厂和工人住区，也给包豪斯的实践提供了很大的潜在市场。最终，格罗皮乌斯等人决定迁往北边安哈尔特州的新兴工业城市——德绍。
包豪斯在1925年德绍建立时期的校舍与当时的师生们。图片：Bauhaus Archiv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包豪斯师生们自己开始动手建设自己的校舍。他们利用早在魏玛时期就已经设计好的草图，在1925到1927年之间，建造完成了包豪斯德绍校舍。德绍包豪斯校舍设计采用了全新的五大功能模块：教室、工作室、食堂和舞台、宿舍以及教工办公室。也实现了格罗皮乌斯所谓的“建筑师生活方式的体现”的信条。另外，整个工程的施工是在严格按照图纸设计的分期建设的工程管理过程中进行，还采用了预制混凝土板，甚至也使用了混凝土搅拌机和滑索道运输车。
上图：德绍包豪斯校舍“格罗皮乌斯楼”，下图：德绍易北河边的现代茶餐厅“Kornhaus”。图片：Bauhaus Archiv
除了包豪斯校舍之外，在离包豪斯校舍几百米外的一处松林里，格罗皮乌斯也为包豪斯当时的教授们设计了住宅“大师住宅”(Meisterhäuser)。格罗皮乌斯的住宅为一栋独栋别墅附带一个车库。其余还有三栋双拼别墅分别属于其余的六位教授： 纳吉和费宁哥（László Moholy-Nagy和Lyonel Feininger），莫舍和史莱莫（Georg Muche和Oskar Schlemmer），康定斯基和克里（Kandinsky和Klee）。
德绍的“大师住宅”及其平面图。图片：Bauhaus Archiv
由于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当时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包豪斯在德绍获得了大量的订单，也不断完善着现代建筑设计方法的定型。这其中就包括了德绍的Törten住宅区，这个今天已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现代住宅区是格罗皮乌斯在任期间最大的住区实践项目。大量的实践项目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定单和实践项目，从而使得包豪斯的教学体系逐渐模式化，也使得包豪斯逐步从魏玛时期的富有个人表现主义的人本主义的教学，走向了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造型设计学校。这时候的格罗皮乌斯认为学校的一切都朝着良好的方向运作，而他自己也想投入到自己的本行——建筑设计。于是，1928年，格罗皮乌斯在推荐了加入包豪斯不久的瑞士籍建筑师汉纳斯·迈耶（Hans Mayer）作为接班人后，辞去了校长的职务。
不同于格罗皮乌斯时期的明星式的教学班子，有着强烈社会主义理想的迈耶提出“不为奢侈设计，而为大众需求设计”的口号，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改组。他把之前的大师工作坊或者改组或者合并，把包豪斯改组为四个院系：建筑系，广告系，土木工程系以及纺织系；把原本的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结合的传统分开；他把社会学与经济学引入了教学，倡导经济化和社会化的设计；他认为教学的目的必须跟社会实际和就业联系起来，并且还经常组织学生参与左翼政治活动。这样的改组更加使得包豪斯变成了一个有极左政治倾向的，并且以经济和社会效益为主要目的的工艺造型学校，而不再是魏玛时期的人本主义精神下追求“整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的思想创造摇篮。许多的明星教员，如纳吉和史莱莫等，因此相继离开了包豪斯。
由于迈耶的左倾思想，包豪斯在此期间遭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批评和诟病。民众认为市政府拿了纳税人的钱去支持了一个左翼积极份子组成的学校。而一些业内的评论家也认为，迈耶管理的包豪斯缺乏高品质的审美，沦为了平庸的大批量生产线。1929年底，在各方压力和舆论下，迈耶被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德绍市政府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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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斯范德罗的教育改革：去政治化
同年，为了挽回迈耶留下的混乱局面，建筑师密斯范德罗（Mies van der Rohe）在各方保举下临危受命，成为了包豪斯第三任校长。密斯早年与格罗皮乌斯同在彼得贝伦斯的工作室当学徒，也在20年代在斯图加特主导过现代主义建筑的实践，并且也1929年刚刚拿下了巴塞罗那博览会的建筑大奖。有着这样的资历和背景，密斯当时担任校长也是被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而他也希望把包豪斯从政治意识的困境中脱离出来。而作为建筑师且没有太多社会综合能力的密斯，他的改革思想是：去政治化。
包豪斯三任校长，从左至右：格罗皮乌斯，汉斯迈耶，密斯凡德罗
在“去政治化”的准则下，密斯对包豪斯进行了休克式的改革。他先是宣布暂停包豪斯原有的一切教学事务，并开除了迈耶一党的多名学生，禁止师生参与一切政治活动。然后，他修改了学校章程：把之前格罗皮乌斯以及迈耶时代所确定的“与社会变革进程紧密联系”的教学目的，改为以“手工，技术和艺术教育”为主要教学目的。并提出了学校教育的基本点是建筑教育，对教学课程进行了大量的删改。例如，他砍掉了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课程，还把魏玛时代就创立的特色必修课的“预科班”变为了选修，也关闭了大部分的工作坊。密斯的改革，使得包豪斯在迈耶时代的极左政治激进后，又被“去政治化”改得面目全非，彻底没有了创立初期的教学精神。由于无事可干，仅存的明星教员克里和康定斯基也离开了，包豪斯变为了一个单纯的建筑职业设计学校。
但即便是密斯这样的“去政治化”改革，也依然无法改变包豪斯继续因政治而遭受的厄运。1932年9月30日，控制德绍政权的纳粹党又以“共产主义倾向”为由，搜查并关闭了学校，德绍包豪斯时代终结。密斯带领剩余的学校师生迁往了柏林一处电话设备厂，以私立学校的名义继续教学活动。1933年，纳粹控制德国国会，包豪斯被彻底关闭。同年，也是魏玛共和国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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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与传播
在包豪斯被关闭的1933年前后，大批的教师和学生流亡到了国外。格罗皮乌斯于1934年前往英国短暂居住，1937年赴美国任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创建了有现代主义教学体系的哈佛设计学院。马歇尔·布鲁耶（Marcel Breuer）也跟随格罗皮乌斯前往美国。密斯范德罗于1937年赴美，任教于伊利诺伊理工学院（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开创了现代主义高技术派。摩荷里·纳吉1937年前往美国芝加哥，创立新包豪斯（New Bauhaus），即芝加哥设计学院前身。约瑟夫·阿伯斯被聘任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黑山学院讲授艺术设计后到了耶鲁大学讲授平面设计。二战后，包豪斯校友马克斯·比尔（Max Bill）组建了“乌尔姆设计学院”把包豪斯在德国继续开办起来。而一些持有左翼思想的包豪斯师生也到了苏联和拉美等国家，对战后的社会主义现代设计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些流亡到世界各地的包豪斯人，继续把魏玛时期的精神内涵以及德绍时期的试验方法加以延续，从而最终使得包豪斯成为世界范围的现代主义设计主流思想。
专栏作者
孔洞一，波恩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生。80后，生于古都洛阳，于北京受园林艺术启蒙，而历工作实践，欲求传统与现代之辩，乃赴德深造; 潜心于现代设计起源地包豪斯六载; 后师宗于历史地理学派，求定观，以察人文之变。依于营造之业，敏于亲身躬行，志于中西合一。广游历，能学文，好交友，善烹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