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介绍
洞观·营造
本专栏每期选取一个典型代表价值的文化景观、遗产建筑、历史名胜等营造艺术类主题。从历史、地理、经济技术、社会体制等多方位来阐述，以游记、散文、评论等形式来表达，以期加深中德建筑、城市规划、园林等领域的跨文化理解和认知。
作者按
1919年，一个现代主义设计风格的引领者“包豪斯”，从德国应运而生。在20世纪里，包豪斯设计风格是20世纪现代主义设计思想的引领者。它从德国发端，成熟，传播到全世界，深刻影响了建筑、产品设计、平面设计、视觉艺术等多个设计领域。笔者作为包豪斯大学毕业生以人文历史的专业角度，将通过对其历史渊源，诞生与奠基，人物与流派，教育与文化，以及对中国的影响等多方面，来解读包豪斯这一极具德国特色的设计思想及其教育与文化内涵。本专栏的“百年风云包豪斯”系列文章分五篇：（一）包豪斯的前历史，（二）经典包豪斯的14年，（三）包豪斯的大师与流派，（四）包豪斯的今天，（五）包豪斯与中国。
在德国诞生的包豪斯设计思想，也随着早期留学欧美的前辈们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完善，逐步被中国人所认知和熟悉。包豪斯走进中国，经历了众多阶段。民国时期有德国建筑师鲁道尔夫·汉姆博格（Rudolf Hamburger）和包豪斯毕业生鲍立克兄弟（Paulick）在中国建造的包豪斯风格建筑，圣约翰大学建筑系黄作燊创立的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设计教学院系，以及庞薰琹、夏昌世等留学德国的前辈在中国进行的现代主义设计思想的启蒙与传播。建国初期，由于苏联的影响，包豪斯的发展受到了阻碍。直至改革开放，包豪斯教学体系才又在中国得到广泛推广。包豪斯在中国的认知和传播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如今，中国处于高速发展中，作为现代社会产物的包豪斯理念在中国是否还有其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呢？应该如何理解，当前社会背景下包豪斯思想所承载的“现代性”？在百年风云包豪斯系列最后一期，我们将与大家一同回顾这段包豪斯与中国的历史，并探讨包豪斯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左图：德国建筑师鲁道夫·汉姆博格；右图：鲍立克兄弟成立的“摩登之家”家装设计公司。
20世纪上半叶包豪斯思想的中国启蒙
20世纪初期，中国兴起留学欧美热潮，不少留学前辈在欧美深受包豪斯思想熏陶并回国传播。1920年代，庞薰琹曾在留学欧洲期间到访德绍包豪斯，受到当时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萌发了回国传播包豪斯设计思想的想法。1930年庞薰琹学成回国，1931年-1953年先后在数所高校任教。1956年参与筹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副院长，为包豪斯现代设计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
与庞薰琹有着同样留学经历和宏伟抱负的还有雷圭元、郑可等一批艺术家。雷圭元1931年回国后任教于杭州国立艺专。郑可1934年回国任教于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和勷勤大学。1938年李有行、沈福文、雷圭元、庞薰琹等艺术家在成都创办了“中华工艺社”，1940年成立了四川艺术专科学校并出版了校刊《技与艺》，明确提出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包豪斯思想教育体系。另外，设计家张光宇在1932年出版的《近代工艺美术》一书中有大篇幅介绍现代设计教育并提到了包豪斯（当时翻译为伯绥司Bauhaus）。这一批前辈对包豪斯在中国的传播主要聚焦产品设计和平面设计领域，其影响也是散点式的，尚未形成系统化发展。
20世纪20年代，来自欧洲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随着早期的中国留学生和德国旅华建筑师传播到中国。奚福泉在1922年赴德国留学，在达姆斯塔特工大（TU Darmstadt）学习建筑，1930年进入柏林工大学习并完成博士论文。20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进行了大量的现代建筑实践。他的建筑体现了现代建筑精神与民族特色的融合。最有代表性的是1934年设计完成的上海虹桥结核病疗养院，采用钢筋混凝土建筑结构，很好地考虑到了功能安排：楼梯式退层，病房朝南，手术室和诊疗室超北，是当时上海最具代表性的现代主义建筑之一。奚福泉还与1930年来到中国的德国建筑师鲁道夫·汉姆博格一起完成了大量的现代主义建筑作品。比如，1933年落成的上海定西路“梅泉别墅”以及复兴西路“玫瑰别墅”，在当年都是时尚的高端住宅。建于30年代的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大会堂”（现南京人民大会堂）也是由奚福泉担纲主持设计的。
左图：奚福泉在德国留学时照片；右图：1932年的上海虹桥结核病疗养院。
左图：上海复兴路的“玫瑰别墅”；中图：上海定西路的“梅泉别墅”；左图：1936年的南京“国民大会堂”。
1933年，因德国国内纳粹势力的压迫，两名德国包豪斯毕业生鲍立克兄弟（哥哥鲁道尔夫·鲍立克Rudolf Paulick和弟弟理查德·鲍立克Richard Paulick）来到上海。鲁道尔夫·鲍立克是密斯·凡·德罗的学生，擅长室内设计和家具设计；理查德·鲍立克曾在德绍包豪斯求学，是一位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并担任过格罗皮乌斯的研究助理。两兄弟当时在上海是没有固定身份的外国游民，暂时租房居住。凭借自己的设计才能，两兄弟在当时经济繁荣的大上海开设了一家室内设计与家具设计公司，叫做“摩登之家”（the Modern Home)，设计了很多深受当时上海时尚人士喜爱的家居设计作品。理查德·鲍立克后来被聘请为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教授，协助黄作燊先生一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设计教育院系，并且为上海城市规划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包豪斯思想在中国真正成体系的传播，始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1942年，圣约翰大学在黄作燊先生主持下创办了建筑系。在此之前，中国的建筑学教育主要是秉承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一脉，深受巴黎古典美术学院派影响。代表人物有梁思成、林徽因、杨庭宝等人，他们都是二三十年代留学美国。当时包豪斯思想尚未传播到美国，美国的设计学教育基本还是在传统的学院派体制中。黄作燊于1937年在哈佛大学学习，是格罗皮乌斯到美国后的首批学生之一，也是第一个系统学习包豪斯理念的中国人。在哈佛大学，黄作燊研究材料与造型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同时对音乐和绘画也有很深的造诣，他融合这些元素，形成了建筑与工业、音乐与美术造型的跨艺术学科。从包豪斯和欧洲的现代主义设计实践运动中得到启发，黄作燊认为：建筑设计以及城市规划要服务于社会，要解决现实城市问题。在这样的理念下，黄先生在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开展了教学与建筑实践。在三、四十年代，他在上海主持设计了大量国际化、现代化的新建筑，他的设计作品体现了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应用，也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精神。师从格罗皮乌斯的“综合性艺术”教学理念，黄先生也在圣约翰大学建筑系里引入了“预科班”（Vorkurs）用来筛选有天赋的学生，并且引导学生从“设计、结构和经济”考虑整体的项目，并且要求学生考虑设计项目的社会公共效益。与当时在中国占主导的学院派教学不同，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第一个将包豪斯现代设计教育引入中国，强调基于建筑模型的对于场地实际问题的研究。同样作为格罗皮乌斯学生的理查德·鲍立克还被黄作燊聘请为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教授。除了学校的教学工作，二人还一起承担了当时上海市计划委员会的城市规划方案工作，设计了“大上海都市计划”，为上海城市发展规划提出很多富有前瞻性的见解。1949年，鲍立克兄弟返回德国。黄作燊先生主持的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则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中被合并到同济大学建筑系，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建筑设计的摇篮之一。
左图：黄作燊与柯布西耶；右图：黄作燊晚年。
左图：理查德·鲍立克；中图：鲍立克在圣约翰大学聘为“建筑与城镇规划”教授的证件卡；右图：黄作燊与鲍立克参与的大上海区域规划总图初稿
夏昌世先生于1920年代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工业大学学习建筑，在1925年的斯图加特魏森霍夫住宅展中接触了格罗皮乌斯等人的包豪斯设计思想并深受鼓舞，萌发了传播包豪斯现代设计思想的理想。他1932年获蒂宾根大学博士后回国，建立了襄勤大学建筑系。该系1938年并入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1952年全国高等院系大调整后，又被并入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1957年夏昌世在《建筑学报》上发文首次提出“岭南建筑”概念，将德国现代建筑的理性与岭南地域的气候特点相结合，构建了以华南地区亚热带气候为中心的“气候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夏昌世也因此被视为现代岭南建筑学派的先驱。今天的岭南建筑领军人物何镜堂院士便是夏昌世的学生。
图：左为夏昌世先生，右为何镜堂先生。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苏联“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与欧美“国际主义”建筑风格的对立
从二战后到70年代，包豪斯引领的现代主义设计思想在全世界蓬勃发展。这一时期，西欧和美国以及日本都相继在战后的大建设时期掀起了以现代主义主导的建设浪潮，这股浪潮在50年代后期甚至被命名为“国际主义风”。这种“国际主义风”虽然与二战前欧洲的“现代主义思想”同宗同源，但由于受到了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思想意识和形式手法上显然有所背离。（如下图）
图表引用自王受之《世界现代建筑史》，P238，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北京。
在这样的“国际主义风”的设计思想主导下，欧美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纷纷效仿。同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开始了战后的大建设，秉承建筑传统，并出于刻意与欧美资本主义阵营“国际主义风”相对抗的目的，苏联确立了古典复兴和民族主义混合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这种折中主义强调形式与象征意义第一、功能与使用第二，由此造就了苏联二战后20年中大批体量宏大、造价高昂、功能性很差的公共建筑。苏联把欧美国家在此期间广泛发展的“国际主义风”建筑视为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象征，从根本上否定国际主义风格以及它的源头“现代主义”和“包豪斯”设计思想，禁止与当时由现代主义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流派，包括典雅主义、粗野主义、有机功能主义、高技术派等进行学习与交流。
新中国在建立初期受苏联的影响，也禁止现代主义和包豪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并效仿苏联建造了一大批“折中主义”大型公共建筑，有的甚至直接模仿俄罗斯民族风格（如北京国际展览馆）。这些在中国建设的折中主义公共建筑，往往体量庞大并带有繁琐的装饰柱式和复古的立面，却缺乏实用的功能和经济节约的考虑。今天，中国各大城市中这些仿苏式的折中主义建筑大都已成为遗产建筑，记载着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
改革开放后的包豪斯在中国的传播与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上对于建筑的偏见逐渐淡化，留学热潮再次袭来。一大批中国学人留学欧美，亲身体验了现代主义设计教学，并把系统的现代设计思想带回到国内。现代主义设计思想引入工业设计、产品设计和建筑与城市规划等领域，促进了中国现代主义思想的逐步完善。例如在工业设计领域，柳冠中先生1984年3月从德国国立斯图加特设计与艺术学院工业设计系学成归国，以自己在德国留学期间所领悟的包豪斯现代设计思想的亲身体验，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开始了现代主义设计体系的教学，提倡以“三大构成”（立体构成，色彩构成，平面构成）取代以传统的美术绘画作为设计的基础课程成为现代设计的基础教学内容，向学生传授科学的思维方法、强调形式服从功能、艺术与技术结合、注重对材料和工艺的研究成为设计教学的基础。在与之遥相呼应的广州美术学院里，尹定邦先生也在同时期进行了现代主义设计的探索与实践。
左图：柳冠中先生；中图：尹定邦先生；右图：王受之先生。
另外，改革开放后留学美国的王受之先生，早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切斯特学院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学院从事设计理论研究和教学，后在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任设计理论历史方向教授。他深入研究了现代主义历史理论，发表了《世界现代建筑史》《世纪现代设计史》等重要著作，为当时的人们了解现代主义设计和包豪斯思想提供了重要的中文参考材料。他也担任中国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并兼任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等多所中国著名美术院系的教授，为传播现代主义设计思想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后，随着众多留学前辈的推动和中国自身的现代教育体制的完善，包豪斯设计思想已经被广泛地认知，并结合教学实践得到了普及。今天的中国，“包豪斯”已经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人们对于它的基本理念和思想也耳熟能详。看上去，似乎当今中国的现代主义设计教育达到了很好的效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产品设计、平面设计、工业设计，乃至建筑与城市规划领域，我国能够达到有世界影响力水平的作品和大师至今乏善可陈。而同样受到包豪斯思想影响的欧美国家，在相同的发展阶段，却是人才辈出，设计思想和流派创新也不断涌现。我们不禁要问：是包豪斯思想过时了？还是我们没有正确理解包豪斯思想？
包豪斯对中国的当代的启示：包豪斯思想与“现代性”的探索
当前的中国以其庞大的经济体量、人口数量和土地面积成为了世界设计思想的“试验场”。我们在近二三十年内经历了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一百年多年所经历的设计思想发展，“水土不服”和“狂飙突进”都是难免。其中有千城一面“普适性”的单一现代主义建筑的大量复制品，也有西方建筑大师主笔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建筑，也有强调“文化特色”的民族主义复古风等建筑。在今天高速发展的社会中，我们不得不面对由于“普适性”带来的趋同化现象——生活生产方式趋同、地域文化特色消失，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趋同化现象会带来非常多的社会发展问题。
不同于现代主义发展时期的标准化、工业化的生产型社会，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朝着向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社会转变。在工业时代形成的包豪斯的设计法则，显然已不适合今天迅速发展的社会需要。对生活习惯的尊重、社会身份认同、情感需要和文化归属等问题，越来越成为今天规划设计所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工业化的经典包豪斯设计法则中，似乎是很难找到答案的。但要解决这些问题，却又需要回归到包豪斯思想的源头。
保罗·克利在早期包豪斯学院的教学手记
真正的包豪斯思想固然是抽象且难以概括的，而它却一直存在着对于综合造型设计门类的“普适性”的探索，以及保持工匠精神和手艺的“文化特性”的传统。这里，我们试图从“普适性”与“文化特性”这一组二元矛盾着眼，，辩证地看待包豪斯以及他对今天的影响。我们面临着从一个欠发达状态的文化多元性，向着发达现代化的普世单一性的转变的悖论：一方面，文化发展应该扎根过去的土壤，锻炼出一种民族精神和特征，并不断地将其延续发展。另外一方面，为了参与现代文明，文化又必须接受科学的、技术的、政治的改良和进步，从而往往被迫放弃复杂的历史文化记忆而追求简单和纯粹的“普适性”。我们到底是应该为了发展现代化而强调多快好省的“普适性”，从而牺牲蕴含了普适性的“文化特性”呢？还是应该为了保留“文化特性”而放慢发展速度，避免“普适性”的规律被资本和经济滥用？这又是一个两难的二元悖论问题。我们的答案是：取决于中介的领域。包豪斯思想就应该是这样扎根文化土壤锻炼出来的民族文化特征精神，并融入了普适性规律提炼的积极意义的概念。而具体适用于每个时代的设计准则和方法，则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发展出来的“中介领域”。这种中介领域，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精神视角。事实上，包豪斯百年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二元悖论中发展，对现代文明与普适性的冲击既吸收又抵抗，并在其中不断完成面向未来的现代化探索。
总结
包豪斯设计思想，是在20世纪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定型、凝固的是秉于人本主义精神的“综合艺术”的思想。其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涵，与曲折而传奇的发展历史，已经不能单单以一所学校或者一个思想流派来概括了。通过对百年包豪斯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应该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洞悉他的思想精髓。那么，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应该如何来理解包豪斯思想及其蕴含的“现代性”精神呢？
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院士，也是曾经留学德国的城市规划与建筑专家，他对包豪斯思想的看法可给予我们启示：包豪斯思想，意味着理性唯美的风格，不断创新的勇气，面对世界的广阔视野，探讨全世界共同问题之道的博大胸怀，服务社会的办学目标以及师生同乐的氛围。
参考文献：
1.《世界现代设计史》，王受之，1999，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
2.《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肯尼斯·弗兰姆普敦著，张钦楠译，2004，三联出版社，上海。
3.《包豪斯与中国:现在、过去及未来》，肖馺，麦克尔·怀特，梁芳蕾，《新美术》期刊，2016年04期。
4. 《中国和包豪斯》，王受之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abb490100k96i.html。
5.《包豪斯及现代建筑思想在上海的影响》，伍江，《德国研究》，2000年03期。
6.《包豪斯在上海的痕迹》，陈璞，《德国房产周刊》，2019年4月。
专栏作者
孔洞一，波恩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生。80后，生于古都洛阳，于北京受园林艺术启蒙，而历工作实践，欲求传统与现代之辩，乃赴德深造; 潜心于现代设计起源地包豪斯六载; 后师宗于历史地理学派，求定观，以察人文之变。依于营造之业，敏于亲身躬行，志于中西合一。广游历，能学文，好交友，善烹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