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围绕历史传记的目的、写法与本质等问题，专业历史学家与红极一时的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在公共领域展开了一场大辩论。除却它所涉及到的政治立场之争外，将之界定为“新史学”还是 “历史通俗文学”的讨论，实际上关涉论辩双方对19世纪以来史学功能与书写形式的不同认识，应被视作历史主义危机的表现之一。这场争议虽然因路德维希的个人命运变化、其观点的肤浅性以及反对势力的强大与顽固而不了了之，但在德国史学范式最终告别历史主义后，它获得了被重新解读的契机，并让专业历史学家们再次思考公共历史文化机制合理化的方法及其必要性。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 （1918-1933），德国史学领域爆发过一场知名笔战。论战双方是历史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和罗斯托克大学教授威廉·舒斯勒（Wilhelm Schüßler）等职业历史学家，而争论的焦点则是“历史传记”（Historische Biographie）究竟是历史研究的“新学派”（或“新史学”）还是被排斥在专业史学之外的“历史通俗文学”（Historische Beletristik）?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这场笔战很少被史学界提及，相关研究仅散见于有关路德维希文学成就的个别论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史的蓬勃发展，一些欧美历史学家开始将这场论战视为“魏玛时代精神史的组成部分”来观察当时的政治文化危机。进入新世纪后，德国历史学界进一步把这场笔战置于魏玛民主体制下公共历史文化建构的视角中加以考察，重点探讨路德维希“历史学家”与“政论家”双重身份与其历史书写理念之间的关系。即便如此，从相关学术史的梳理来看，“有关路德维希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因此，笔者试图将这场轰动一时的论战置于19世纪后历史书写和历史研究之间的纠葛关系在德国学界内外的展演历程中加以把握，进而为愈演愈烈的当代公共历史文化热潮提供一种理解路径，同时尝试回应专业史学界 “为谁著书、为谁立说”的时代命题。
一 、1928年历史传记之争
魏玛时代，上至古罗马作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下至19世纪末路德维希·奎德的 《卡利古拉传》，都是德国民众所喜爱的历史传记。专业的历史学者不仅不反感这种作品，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理解之同情”：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从史学理论的角度论证了历史传记风靡一时的合理性，认为历史传记契合了“人物决定历史”的观念。然而，1927-1929年在专业史学家与历史传记作家之间爆发的尖锐冲突，却打破了这种看似和谐的局面。
埃米尔·路德维希 © baidu.com
作为冲突一方的埃米尔·路德维希是被誉为“魏玛共和国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德语作家”。路德维希出生在一个上层犹太改宗家庭，从小与先锋派艺术家接触，对文学情有独钟。在获得法学博士头衔后，他转行从事剧本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作为左翼报刊的记者，奔走各国，逐步形成了共和主义政治立场。在1920-1933年，他成为高产作家，不仅发表了“歌德”、“伦勃朗”、“拿破仑”、“威廉二世”、“俾斯麦”、“耶稣”、“米开朗基罗”、“林肯”、“施曼”9本传记，还出版了讨论一战原因的 《1914年7月》、有关文艺创作的《天才与性格》和《艺术与命运》、自传《生命的馈赠》、游记《地中海》以及一系列剧作和政论性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他的作品在生前被翻译为25种语言，总销量突破130万册。
俾斯麦 © baidu.com
在路德维希看来，从第一次写历史传记开始，他便使用了一种新的写作范式：“我从没有雄心壮志去发现新材料；更多的是借助业已发现的所有材料，去重新和逼真地塑造人物形象，让人们相信这个人就是站在马路边上的那个人。更美好的事情是，通过个案，向青年人展示伟大人物，告诉他们，所有人都会遭遇困难和挫折，但他们仍能达到巅峰！”在此基础上，他立志提升历史传记的史学价值：“如果没有普鲁塔克，拿破仑不会成为拿破仑……我的理想更多是去表现那种不可侵犯的、档案式的真实，但却运用一种戏剧化的讲述来进行启示。”他甚至直言不讳地写道：“今天，在传记中最吸引人者，不是历史学家”。在1926年为第二本俾斯麦传记所撰写的前言中，路德维希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想法。他认为，首先，俾斯麦的内心世界缺少“合情合理的解释”，而他在战后所获得的俾斯麦档案正好可以帮助他“对（俾斯麦的）精神历史作一些深入细致的研究”；其次，研究俾斯麦，是为了把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历史人物描绘为“情感与行为互相关联、公私如影随形”的具体形象，以此来“作为世人的榜样或警告”；最后，他不打算使用专业方法，不进行许多注解，但仍然依据更为充分的事实材料， “来做一个新颖而更为批判性的描写 ”。
路德维希的想法并非无的放矢。战后德国出现过一轮“俾斯麦热”，但专业史学家的作品却似乎缺乏市场。兰克的学生、著名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聚贝尔在《德意志帝国创建史》中建构的“俾斯麦”形象，在他的法国同行看来是“那么平淡、苍白、琐碎”，“他（聚贝尔）关于俾斯麦的话也许能被拿来形容任何人。没有任何独具个性的特征、没有一个生动而富有表现力的词语能使读者透视这个非同反响的人物的性格本质”。“新兰克学派”的埃里希·马克斯的俾斯麦传虽在学界内颇受赞誉，社会反响却波澜不惊。相对而言，文学专业出身的路德维希显然更擅长于对历史的表达和呈现，所以他笔下“变换了视角后的俾斯麦，形象愈发显得丰满”。或因如此，此书不过几年时间便再版83次，销售量超过15万册。一些历史学家也承认，该书“写作技巧独特，把当下放在特定时刻，让人不能忘怀”。《新评论》的编辑更是称赞：“至今为止没有一部学术性的历史著作可以通过如此阐述和解释来获得人们的关注，而路德维希的聪慧填补了这样的空白。”
路德维希的所有作品大多反映了上述特点。在文学评论界看来，这种风格开创了所谓“新传记”类型。同时代的文学家茨威格也称赞他“是今天全世界最为人所熟知的德国作家；他复兴了历史传记；他见证并记录了所有当代的荣耀”。当然，路德维希的成功受益于他的写作选题恰好契合了处于战败阴影中苦苦寻求出路的德国人的心理诉求：德意志复兴所亟需的英雄正是如拿破仑这类人物。而他对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不同立场（褒扬前者、批判后者），也迎合了一部分人对德意志外交陷入困境原因的解读。正如左翼历史学家克尔所言，这种“普鲁塔克复兴”现象实际上不过是用一种“伟大传主的私人生活史”取代了此前流行的“英雄政治史”，其实质虽然体现了德国唯心主义传统及缺乏大众民主思维结构的政治现实，但至少在表面依然满足了“无所适从、手足无措之人”的幻想。
然而，路德维希的思想和著作却遭到历史学家的猛烈抨击。1928年，被视作“学界顶尖杂志”之一的《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推出了名为《历史通俗文学：一份批判性文献报告》的小册子。书中，以舒斯勒、苏比克 （Heinrich Riter Von Srbik）等人为代表的专业历史学家将攻击矛头直指路德维希。
苏比克认为，路德维希在《拿破仑传》中宣称 “用能够戏剧化地描述历史事件的艺术家来取代历史学家”的自信让他“感到震惊”，因为这一点牵涉到“历史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的老问题。在他看来，“任何建立在严格科学基础上的作品，都必须接受专业人士的批判；而专业历史学家也有能力对客体的艺术层面进行评价”。相反，路德维希的作品既忽略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也离开了时代背景，充满着“盲目的自信”，完全缺乏“严格的历史基础”，“事实上，路德维希只是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有吸引力。但这种艺术手法却让读者不清楚全部事实，即便具有艺术底子的读者也会产生疑问。”
威廉·蒙森（Wilhelm Mommsen）列举了路德维希在《俾斯麦传》中的一系列常识错误，指责他没有引用内阁档案，且“过于简单和单方面地看待俾斯麦”，“没有从整个政治背景出发来认识俾斯麦”。但他也思考了“为什么这种著作居然受到欢迎”的问题。在他看来，公众之所以对路德维希“过于信任”，除了作者的确比较熟悉史料，而且“比其他作者更认真”外，更在于“大多数媒体喜欢他”，而且“他的书确实比较容易让人激动兴奋”，其写作方式让“他笔下的人物就像在电影中表演一样 ”。
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直言路德维希的《威廉二世》“挑起了一场有关历史人物的战争”。在他眼中，如此 “不好笑的漫画”本不应该在《历史杂志》这样的专业期刊上加以评论。他用5页篇幅一一列举了路德维希的常识性错误，更表示 “他的心理分析也让我很难接受”。
舒斯勒在导言中说得更直白尖锐。他承认，“历史热”正出现在德意志，而历史学必须承担起愈合由战争和革命所带来之伤口的使命。正因如此，仅仅以追究战争罪责为目标的历史传记，试图 “用一种更有意义的、有色彩的、精神上更为神化的观点来代替原来无聊的、单调的历史书写，以便完成把真实的历史知识加以扩散之使命”，实际上“没有理解历史政治进程无穷无尽的复杂性”。他说，“假如路德维希们……不那么自信，也不在公众中传播这些信仰……那么我们专业学术界也可以继续保持冷静”，因为“我们不希望继续对历史学的学科特性这样一个既古老又永恒的问题进行新的争论，也不想讨论客观性的可能性问题”，“历史具有两重性：只要它同描写有关，它就是艺术；只要它处理材料，它就是科学。”问题在于，流行中的历史传记“带着笨拙的政治倾向”，属于“业余爱好与毫无功底的无考证特性的五彩斑斓之混合物”，以“不公正的、缺乏理解的、充满仇恨的态度对待俾斯麦建立的帝国”。它们是“有倾向性的小说”，不过是“历史通俗文学”而已。
与同时受到批判的其他历史传记作家不同，路德维希没有保持缄默，而是立即还击。他收集并出版各方对其作品的赞誉性书评，并抛出《史学与诗学》的雄文，把这场笔战推向了新阶段。在他看来，诗人与历史学家完全可以合二为一，从普鲁塔克到特奥道尔·蒙森（Theodor Mommsen）都是榜样，“在那个时代，我们今天很难想象，在没有写作艺术的情况下去书写历史”。他并不认可兰克学派的传人们一直鼓吹的“科学史学”，因为一方面历史在时间长河中曾不断遭到改写，所谓“客观历史”只是一种理想；另一方面，档案越多，遗漏的危险便越大，以至于史学的“科学性”根本无法得到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的个人性格不断地决定着原始材料的挑选……这也对收集原始材料产生了既定的、而且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实践中的价值判断总是拥有着一种主观内核。”由此，他认为自己的历史传记并没有摧毁史学本身，反而凸显了历史研究的真正特质，即把史学追求的“理性”与诗学追求的“情感”融为一体，增强了写作艺术在历史书写中的重要性。路德维希特别指出，这种历史研究的“新学派”或“新史学”，为人们展现了“合法的历史书写”。
路德维希的态度引发了威廉·蒙森的强烈反弹。他承认专业历史学家的历史书写能力在倒退；但德语表达能力与历史解释的合法性毫无关系。历史解释与历史研究相关，它不能完全依靠个人感觉或语言艺术，而是应该通过实证分析来得到验证。历史虽然被不断改写，但每一次改写都应该是小心谨慎的，其目的不是为了简单地迎合当下，而是“从自我批判的角度出发来找到当下问题”。在他看来，路德维希为了支持民主体制与共和国，过于随意地让诗学的“情感”超越了史学的“理性”，未能体现出一种“历史学家的使命感”。即便路德维希的“历史传记”广受欢迎，但它仍然是一种“不合法的历史书写”。蒙森在结语中表示，好的历史学家“反对政治化的历书写”，但并不拒绝把过去与当下及未来结合在一起，以推动国家之发展。此后，双方的正面交锋告一段落。
整体来看，论辩双方的矛盾围绕三方面展开：第一，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的关系。尽管他们都承认两者之间多多少少存在着某种关联，但路德维希偏重后者，对专业史家的书写能力嗤之以鼻，而历史学家们却重视前者，极力批判路德维希的研究能力。第二，史学的学术价值与政治功能的关系。双方都或明或暗地表示，史学扮演着认识世界（学术价值）与改造世界（政治功能）的双重角色。但路德维希更倾向于凸显后者，因而不加掩饰地在历史传记中抨击独裁，歌颂魏玛共和国。专业史家更崇尚学术至上的理念，舒斯勒等人多次强调历史学家“政治中立”，并据此批判路德维希。然而，舒斯勒所谓“政治中立”背后，盘踞着一种对德意志帝国的依恋和对现状不满、对未来绝望的情绪，他对路德维希的批判与双方政治倾向上的差异并非毫无关联。第三，对史学学科边界的理解。路德维希认为，史学与文学（诗学）、史学与心理学、史学与政治学存在着各种结合形式，他甚至把这种跨学科性也视作“新史学”的特质。但在专业史家们看来，史学是拥有着明确而封闭的学科边界的学问，即便 “写作艺术”有助于史学研究，也绝不能将史学与文学或其他学科混为一谈。
二、两种历史文化纠葛的前史
广义上讲，这场笔战属于公众史学争议（public history controversy）的范畴。公众史学争议指的是围绕公众史学的内容、表现或影响展开的争论。它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史学争议，或表现为专业史家与公众史学家之间的对垒，或表现为历史学界内部专业争议的公开化。其焦点可以是某个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真伪、善恶等问题，也可能指向更大范围内的身份认同与敌友界定。1928年的历史传记之争则直指史学本身。其论辩话题表明：两大阵营表面聚焦于历史传记的目的、写法与本质，其实指向了历史研究（Geschichtsforschung）和历史书写（Geschichtsschreibung）之间的纠葛关系。进一步而言，它是19世纪以降史学发展中两种观念相互碰撞的结果：即重视“历史书写”的前历史主义观念与重视“历史研究”的历史主义观念之间的较量。
一般认为，“历史主义” （Historismus）观念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此前上溯到16世纪的史学观念被称为“前历史主义”，因其与人文主义思潮联系紧密，又称为“人文主义-修辞式历史书写”（humanistische-rhethori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这种观念认为，“史学”就是“叙述事实”的学问。这些历史事实是所谓“三位一体训练”（语法、修辞和辩论）的组成部分。按照西塞罗“历史是生活的导师”的观点来理解，述史者的任务就是运用修辞来更好地提供历史经验。1504年，美因茨大学设立了德意志境内的第一个历史学教席，但其使命乃是“传播历史书写的技能”。118世纪启蒙运动兴起后，史料考证已被视作史学家的必备技能，但史学本身仍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所以部分史学家的作品被视为文学巨作，如温克尔曼 （Winckelmann）的《古代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1764）。简言之，“前历史主义”的观念把史学理解为 “叙述事实”，其目标不是“研究”、而是 “传播”，正因如此，书写技巧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书写”如同其字面表达那样，重点在“描述”（Schreibung）。当时的学者们也未曾有意识地区分“历史书写”与“历史研究”两个概念。
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 ©baidu.com
自18世纪后半叶起，伴随着西欧社会的巨大变化，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连同史学本身都出现了重大转型。其结果就是“历史主义”史学观念的诞生。这种观念一方面在哲学层面建构了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旨在“深入理解个性、个别特征与超个性的人类形象”及发展理念，它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生命哲学，另一方面又具体而微地推动了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形成，这种学科化尤其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在自我界定上，把社会导向需求转变为科学认知兴趣，并将之精准化。史学不再被仅仅视作“叙述事实”，而是成为“科学”认知的对象——“科学”的概念在该阶段也完成了从复数向单数的转变，且其内涵从亚里士多德式的哲学科学变为现代的理性科学。由此，大量偶然性或延续性事件被归纳起来，人们从中得出具有普遍性和本质性的 “历史本体”。德语语义学上“历史”一词由复数（Geschichten）向单数（die Geschichte）的演变是上述质变的鲜明体现。
第二，在方法上，创立历史研究的系统性路径。这一方面体现在从史料收集、考证到论文撰写的一整套科学研究机制的建立；另一方面表现为历史研究者的职业化（进入大学或研究所）、学术交往的平台日益专业化（期刊、协会）、培养模式也不断得到巩固（讨论班）。这些都表现出史学对“科学性”的诉求。这一点后来被人们视作历史主义的核心内涵，以至于20世纪30年代卡尔·豪斯在讨论“历史主义的危机”时，主要针对的正是这种“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历史书写 ”。
第三，在旨趣上，把治史出发点由过去转向当下和未来。聚贝尔在1859年《历史杂志》的创刊词中写道：“我们不想成为好古的机构。我们也希望首先处理那些与当下生命拥有着鲜活联系的史料及其与史料之关联。假如历史观察的最高使命是去认识所有事物和生命的法则及其统一性，那么这样一种认识只能更为明确地表现在过去仍然当下化的证明之中。”特别是历史主义作为“正在上升中的德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便致力于探求如民族和国家这样的重大时代问题。在这方面，德意志历史学家们实际上并没有把史学与政治做截然切割。恰恰相反，不少专业学者在建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道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四，在书写上，告别修辞性，强调叙事化。由科学认知带来的“研究”（Forschung）概念取代了此前流行的“术”（Artes），让史学摆脱了归属于修辞术的命运，从而得以与诗学或艺术学分离。此后，“陈述”（Darstellung）不再仅仅是“描述”（schreiben）对象，而是对它加以“研究”（forschen）的结果。到19世纪末，在贝恩海姆（旧译“伯伦汉”）看来，继续强调史学的文学或艺术特征的观点已经成为“偏见”，因为 “它损害到历史的严格科学特性”。
总之，在历史主义的史学观念下，“历史书写”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关联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方面，一些研究者已有意识地把两者区分开，强调“书写”这一行为并不属于“研究”，如1874年，特奥道尔·蒙森在演讲中说，“历史书写者”“或许更多属于艺术家，而不是学者”；另一方面，有些历史主义者或许在无意间继续使用“历史书写”一词来指代“历史研究”，但隐含之意是“科学化的历史书写才是历史研究”，而不再如“前历史主义”那样仅仅重视书写本身或美学功能。到20世纪初，后一种观念甚至已经走出象牙塔，被一些通俗作家们所接受。例如大众杂志《园亭》刊登的多数历史文章，便十分重视所谓“科学性的凭据”。德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家伯恩斯坦也曾努力“把自己乔装打扮为真实事件的编年史记录者，从而让自己的工作接近于‘科学的’历史写作”。历史小说家弗雷塔格（Gustav Freytag）曾多次要求出版社为他寄去“科学性的”最新史学著作，而他的这种态度连同支持“小德意志方案”的政治立场，也得到了专业历史学家的认可。
正是在如上背景下，专业历史学家们找到了批判的武器：他们指责传记作家们的作品充满引证错误，缺乏考证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是为了满足人们历史好奇心的低层次消费品而已；在政治上，它们“显现出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但对老帝国（德意志帝国）的理解却不甚了了；至于它们在写作上的成功，不过是“用汽水来冒充窖藏红酒”，其本质与“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老问题毫无关系。
然而，如此单方面讴歌科学性的 “历史信仰”，既忽视了19世纪历史主义史学从未完全放弃过诗学或美学追求的事实，又对同时代“前历史主义”史学观念的存续及延伸视而不见。恰是在这种背景下，路德维希的出现及反攻才拥有了依据和市场。
首先，在书写功能及其美学认知上，历史主义史学并未与先辈截然分离。事实上，历史主义的某些代表人物也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他们对于“历史书写”的重视。1821年，洪堡在其著名的《论历史书写者的使命》中特别指出史学家与诗学家在创造性想象方面的相似性：“历史书写者的使命是描写事件。他越是纯粹而完整无缺地实现这一点，他便越完美地完成这一使命......前者根据此前发生的事情，通过描写来达到事件的真相;在这一过程中，他补充和联系直接观察所未能看到的及碎片化的东西，如同诗人一样，靠的不过是想象而已”。当然，史学家不同于诗人，他把想象置于“体验与勘察真相”之下。即便如此，“历史描写，如同艺术描写那样，是对自然的模仿。两者的基础都是认识真实形象、找到重要之处、凸显偶然部分”。或因如此，洪堡坚持使用“历史书写者”而非“历史研究者”或“历史科学家”来称呼史学工作者。
兰克终其一生，都致力于把史学塑造为一门联结科学和艺术的学科。早在1814年，他便认为：“人们曾经说过，古人完全是艺术性地处理史学，而在这种历史书写的艺术中，存在着人们无法企及的贡献……在这里，艺术和科学之间的矛盾如此之少；也是在这里，两者必须结合在一起：因为科学勘察究竟发生了什么，而艺术则把这件事刻画出来，并将之表现在眼前”；219世纪30年代，他再次强调“史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地方在于，它同时还是艺术”；1872年，他又谈及“历史书写的艺术”。在兰克看来，历史书写的科学特点使之有别于历史的哲学建构与历史资料的诗性加工，但历史书写仍然需要遵从语言学和文学的规则。不过，这位历史主义的鼻祖比洪堡更清晰地区分了史学的认知功能与描述功能，强调了历史书写的工具意义。在这种背景下，兰克表扬过一些历史小说家体现了“诗性描写的好处”，而其本人也是把书写与研究有机结合的绝佳范例，如他的《16-17世纪罗马教皇史》在30年间再版6次，《宗教改革史》到20世纪初已刊出第4版。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历史主义作为“美学性历史书写”的特征。
德罗伊森的历史书写观类似于兰克。在《历史知识理论》中，他探讨了“想象”的作用。由于“我们的知识片段和历史知识都是不完整的”，所以历史学家不得不制造一种“事件、动机和目的的封闭式链条”，来描写“一种完整历史进程”。他称之为“历史的教学性的表达”。但与兰克不同，他试图严格区分“历史学家”和“诗人”或“小说写作者”。历史学家所处理的“想象”首先是“置于人类教育视角下的整体”，其目的“是为了用业已得到论证的人类精神发展延续性的知识，来丰富和提高我们的思想世界，让我们现在还活着的人去看看这一连串的发展，并去接受它，在理解这种联系后去参与发展”。由此，他把书写功能嵌入到研究功能中，即 “历史学家越是根据实际地、现实主义地在事实中进行思考，他就越能够更好地讲述”。特奥道尔·蒙森正是把书写艺术完美嵌入到研究主旨中的杰出代表。他最开始接受的是法学训练，但自觉跟上了历史主义的步伐。其 《罗马史》基于十分严格的实证基础，同时运用了丰富的表达形式和高超的语言技巧，不仅受到专业史家的推崇，也拥有良好的销售市场。然而晚年蒙森对两者差异的区分意识越来越强，他认为“写诗是一种放纵，诗人们如此说；历史书写的内涵则更多。因为史学家必须知道所有一切，而独特艺术存在于它不需要考虑对立面的地方”。在研究者看来，正是由于“历史研究的精神行动把历史书写排斥在外”，使得即便如蒙森这样兼容两者能力的学者也会面临困境。而这一点成为他始终未能完成《罗马史》第4卷的重要原因。简言之，在19世纪，历史主义史学与人文主义-修辞式历史书写并非完全对立，更不像在20世纪初历史学家们那里表现出的势同水火；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分界也未到“不言自明”的程度。
蒙森《罗马史》 © doubanio.com
其次，即便在专业历史学者阵营内，历史主义观念也不是铁板一块。与德罗伊森同时代的不少历史学家并未接受所谓“科学性史学”的“学科矩阵”（disziplinäre matrix），而是继续旗帜鲜明地坚持人文主义-修辞式历史书写。哥廷根大学历史教授格维努斯坚持认为：“如同艺术家之于身体原型、诗人之于一种特征的理想类型那样，历史学家也应该学习认识已发生之事的纯粹形式，以便冷静而确切地从相关偶然性中提取真正重要的因素”，他甚至用诗学理论来思考历史书写的旨趣与方法。
布克哈特及其文化史或许是19世纪历史主义思潮的最大对立面。他反对过程性的、目的性的历史描述，因为“鲁莽地参与到这样一种世界方案中，将会导致错误，它是从错误的假设出发的”。在他看来，历史研究的中心是“那些有忍耐力的、奋斗着的与行动着的人”，是把“那些不断出现的、稳定的、典型的东西视作在我们这里能够回忆起、并且得到理解的东西”。正因如此，艺术才是“真正的真实性”的承载者，是一种“内在世界的永恒”。历史学家应该“感谢诗歌，因为它认识到人类之本质，认识到有关时代与民族的丰富启示”，“对于历史而言，诗歌是民族中永恒之物的图景”。这样的思想后来被兰普莱希特所继承，进而引发了20世纪初的“文化史之争”。兰普莱希特认为，倘若史学是一种科学，那么它就必须阐述一般性的发展规律，进而必定超越政治史而扩展到文化史、经济史、法律史和思想史。在他看来，“某种艺术化的研究方法比科学本身能够产生对于历史过程更为‘科学的’理解”。
同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史学界以外的人文学者也陆续对历史主义观念提出了补充或批评，特别是尼采、狄尔泰及李凯尔特。尼采对整个19世纪的历史书写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历史书写存在着“纪念”、“好古”和“批判”三种途径。这实际上已经颠覆了史学作为科学的自我界定。在尼采看来，倘若史学未能如歌德所言，“通过高贵的实践影响外边的世界”，那么它不过是一种“死的知识”。狄尔泰进一步强调：“我们就不能通过理性来理解客观精神，而是得返回到那在各个共同体中有其连续性的生命单位的结构性关系的系统之中。我们不能将客观精神嵌入一个观念系统，而是必须到历史中去寻找其实在性的基础。”李凯尔特指出了历史研究的主观特征：“历史概念的构成问题在于：能不能对直观的现实作出一种科学的处理和简化，而又不至于像在自然科学的概念中那样，在处理和简化中同时失掉了个别性，而且经过处理和简化所得到的并不是一个还不能视为科学表述的单纯事实‘描述’”，“认为在历史科学上有时也能持一种绝对摆脱价值的观点，即不仅避免做出褒或贬的价值判断，而且还要避免使用理论上的价值联系，这乃是自欺之谈。”这一表述再次强调了史学的政治功能与学术功能是无法做切割的，两者总是以某种形态联结在一起，显示了史学作为过去、当下与未来的统一体特质。
最后，历史主义观念作为“有关人、文化及其机制的所有思想的本质历史化”、一种“有关历史、国家和社会的特殊德国思维”，其危机并不仅限于学界内部。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学界之外的历史书写，同样充满着“前历史主义”色彩，只不过到20世纪初，这样的色彩伴随着路德维希们的自我意识强化而变得更为耀眼。
另外，在19世纪以降的德国，参与历史书写的人远远超过了专业史学家的数量。据统计，德国大学的“历史教席”数量从1830年的29个增加到1875年的54个，到1900年也只有64个。若加上学术助手等，到1910年，可以被贴上“职业历史学家”标签的只有185人；到1920 年，增加到206人；1931年为236人。相反 ，19世纪末，文化产业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扩张与分化，职业作家和记者的数量增加了50%，大约有5000人左右。他们有些自学成才，有些则接受过专业培训。他们的作品以历史小说、历史传记、历史剧本甚至国别史或世界简史等形式，进入商业市场。其中不少著作颇受欢迎，如历史小说家弗雷塔格的《借方与贷方》（Soll und Haben，1855），截至1918年刊行了第94版，一本关于东哥特人争夺罗马的历史小说（1876年初版）到1918年重印了110次。
这些面向公众的历史书写有意继承了传统的修辞性描写策略，如去除注释，“作者特别删除了注释；假如该书不是写给德意志青年人，而是为评论家写的，他会补上”；改变研究动态的呈现位置与功能，大部分著作把相关研究书目从开头移至附录中，而且不加评述；直接引用研究成果而不加考证；把繁杂的学术语言简化，以取悦读者的休闲需求，如一本成书于1858年的帝国简史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希望一本应该取悦自己的历史著作做点什么事呢？首先就是吸引和迷人”。一位畅销作家坦言：“对于描写而言，最有保障的手段……更热烈的兴趣，在我看来，就是历史名人，连同其在最准确情势之下所有方向上所起到的独特的进步作用”。上述部分策略也被愿意面向公众写作的专业史学家所分享。慕尼黑大学中世纪史专家波罗西恩（Hermann Brosien）在其有关查理大帝的传记中也删去了所有注释，解 释说：“由于这是以普及形式来撰写查理大帝传记的尝试，删除与史料相关的引证以及最近研究中相互冲突的观点，并非是鲁莽而毫无意义的事情，因为有关这一时代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完结。”
19世纪出现的大众读者群是上述“充满着前历史主义”色彩的著作能够流行的重要前提。因为历史主义观念的市场主体是所谓“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Bildungsbürgertum），但他们的数量 始终有限。据估算，这一群体在1850年左右大概有23万，到1870年增加到30万 一战爆发前最多只有68万。与此相反，随着识字率的提高和义务教育的推广，更多人拥有了阅读能力。一些人并不关注历史主义观念所强调的“科学研究”，甚至对某些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观念也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相反，不少人在世纪之交时对普世史的话题表现出更大兴趣。
在上述背景下，路德维希在魏玛时代的走红，除却个人因素，实际上也是此前一百年间公共领域内实践人文主义-修辞式历史书写的延续。与历史小说等其他通俗文学形式相比，他的历史传记更接近传统的历史书写体裁，且虚构成分更少。他在传记中所使用的那些描写策略，多半与前辈们相似。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在《史学与诗学》一文中自觉梳理了这一传统，点出了从布克哈特到老蒙森的实践。他的读者群几乎覆盖了所有阶层，如在波莫瑞州，读者中工人比例高达40%；而在法兰克福市，76%的读者来自资产阶级；其作品中的戏剧氛围和叙述结构甚至还得到了资深剧作家的称赞。
总之，当我们把这场历史传记之争置于19世纪以降的德国史学观念发展史中加以观察，便会发现专业历史学家们与路德维希的矛盾，实际上源于更长时间、更大范围内的观念纠葛。在历史书写与历史研究之间形成的光谱中，历史主义观念越来越偏向后者，而人文主义-修辞式的历史观念更关注前者。但无论是专业圈，还是学者群体或公共领域，继续存在着大量兼及两者的实践。问题在于：当舒斯勒们与路德维希爆发笔战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两端，实则过度放大了历史书写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对立关系。
三、史学范式转型与公共历史文化机制建设
威廉·蒙森的回击，未能得到路德维希的回应。为时三年的历史传记之争，似乎以不了了之的方式落下帷幕，但专业史学对“历史通俗文学”的围剿似乎十分成功。1931年，《大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Der große Brockhaus）增加了“历史通俗文学”的词条，路德维希式的“历史传记”被明确定性为“不要求严格的学术特征，其影响主要在于运用艺术性的手段和精神方面的描述，时常带有一种强烈的个人或政治世界观倾向”。颇为讽刺的是，该词条把1928年的论战定性为“取得巨大成功的历史通俗文学和历史专业学术之间便形成了尖锐的对抗，”并将《历史杂志》特刊与威廉·蒙森的反击论文列为参考文献。更为不幸的是，伴随着他所谓“新史学”的式微，路德维希的个人命运也走入低谷。1929-1933年的大萧条，使他丧失了大量读者，新传记《林肯》及其自传不但未能延续销售奇迹，反而连累出版社亏损倒闭。当《福斯报》被右翼出版社兼并后，路德维希彻底失去了表演的舞台。1932年纳粹夺权前夕，路德维希入籍瑞士；1933年，其著作被列入“焚书”对象，纳粹官员指责他的传记“误解我们的历史，轻视我们历史中的伟大人物”。路德维希逃往美国，成为罗斯福政府的德国政策顾问，继续从事历史写作。然而，纳粹德国崩溃后，回到德国的路德维希没能重回学术舞台的聚光灯下。人们有意无意地同他保持距离；他的大部分著作没能重刊，唯一的全集由西班牙、而不是母国德国出版；1975年《明镜》（Der Spiegel）的传记作品排行榜上，居然已找不到路德维希的名字。在20世纪80年代前，路德维希的名字在有关魏玛文化史的重要著作中鲜有出现，学界主流对其大多持批判态度，认为其作品“是法西斯主义的前兆”。
路德维希与他所谓“新史学”在魏玛时代的历史命运，与当时的德国政局息息相关。作为德意志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魏玛政权始终遭受着右翼阵营的攻击，为民主共和摇旗呐喊的“新德国代表”路德维希自然承受着巨大压力。即便在魏玛政府内部，强大的保守势力一方面利用路德维希在国际舆论中的影响力来达成某些政治目的——1929年6月，外交部计划让这位左翼学者在美国报刊发表评论，以便为德国在世界裁军会议上的立场做辩护；一方面又因他的政治倾向而对他处处设防，德国驻丹麦大使、驻意大利大使以路德维希“并非研究者”为由，阻止他在当地大学开设讲座；而经济大萧条和纳粹上台，让路德维希遭到致命一击。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弘扬民主文化的路德维希在纳粹德国自然被视为“异端”而被打入“另册”，但是在已经对纳粹历史做出深刻反省并实现民主化的联邦德国，他同样不受待见。这固然因为路德维希对德国民族性格的苛刻批判，助推美国对德国采取了较为负面的占领政策（如“不要和德国人说话”等），从而犯了德国知识分子的“众怒”，甚至连左翼分子“羞与哙伍”：“这位路德维希先生又想在德国宣扬本人及其著作。我告诉他：不可能！德国民众在过去所经历的一切，是他没有经历过的……他没少误导公共观念。”更为重要的是，路德维希与专业史学家在魏玛时期的“宿怨”未了，而他当时的对手们在战后仍然掌握着史学界主流话语权，并对路德维希曾经的傲人“战绩”记忆犹新，如他的老冤家威廉·蒙森，在回溯俾斯麦历史形象演变时，曾以无奈的口吻说道，“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俾斯麦形象根本上不是由学术界来确立的，而是由埃米尔·路德维希，这位无论是老普鲁士将军还是左翼激进文学家都能成为他读者的作家所确立的。我们无法成功地应对他的观点。他把流传下来的观点逼到了守势”。因此，专业的史学研究依然拒绝引用他的观点，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处于危机中的“历史主义”，仍然是德国历史研究的主要范式，他们拒绝思考“历史书写”的重要性，继续用“价值中立”为名而固守保守立场，同时也不愿意做任何跨学科研究的尝试。
这种情况直到“费舍尔之争” （Fischer-Kontroverse）才发生转变。身为职业历史学家的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通过传统的研究路径，重新讨论德意志帝国的“战争目标”，却得出了不同于其他学者的结论（即他认为德国才是导致一战爆发的罪魁祸首）。在此基础上，他勾勒出一战与二战、德意志帝国与“第三帝国”之间的线索，从而为批判“普鲁士-德意志历史的灾难性传统”提供了证据。尽管右翼历史学家们对他及其支持者进行过多次攻击，但他的“反叛精神”却激励了年轻一代学者的政治热情和冲动。年轻学者不仅在个案研究上支持费舍尔的结论，而且还勇敢告别了“历史主义”传统，转而主张历史学不仅应着力于反思民族国家发展中的问题，而且还应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
费舍尔 ©goodreads.com
在德国史学史中，“费舍尔之争”一般被视作第二次史学范式转型的标志性事件。在19世纪，当“前历史主义”转向“历史主义”时，“研究”的重要性超越了“书写”，史学的学术功能得到凸显，而政治功能被隐匿，史学成功获得学科的“独立”和“自立”。20世纪60—70年代，受“费舍尔之争”启示而出现的“历史的社会科学”（Historische Sozialwisenschaft）则提出了史学的重新定位：第一，历史科学与系统的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存在共性，跨学科研究是值得鼓励的史学发展方向。第二，史学必须为理解当下与构建身份认同服务“历史的社会科学”学派并不回避史学的政治功能，他们甚至站在民主政治的立场上，对德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Sonderweg）展开批判。第三，史学作为拥有着“政治”、“认知”和“审美”三维度的学科统一体，必须保持三者之间的平衡发展。政治维度指的是集体认同策略；认知维度指的是历史知识生产策略；审美维度指的是历史表达的诗学与修辞策略。这三种维度的每一次组合，都会构成一种特别的“历史文化”（Geschichtskultur）。“历史的社会科学”追求的是一种维度平衡的“历史文化”。在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约恩·吕森看来，这才是“好的”历史文化 。
在新范式的视域中，路德维希及其历史传记的价值被重新发现：费舍尔开创的“反思史学”，似乎已出没于路德维希对威廉二世的批判；历史传记作为一种历史学、心理学与文学相互交叉的历史写作体裁，其研究价值不应被轻易抹杀。正因如此，1965年，费舍尔的学生盖斯（Imanuel Geis）力促路德维希《威廉二世》的再版，并在导言中称之为同类作品中“主题最好、可读性最强的著作”，因为它“扫除了最根深蒂固的君主主义传统”。不过，尽管盖斯认可了路德维希的写作能力与学术价值，但依然没有一位研究威廉二世或德意志帝国的职业历史学家会引用路德维希的历史传记，而《威廉二世》依旧被大部分图书馆列入文学作品。这表明，在“历史的社会科学”的语境中，路德维希即便起到了政治启蒙作用，而且率先开启跨学科模式的史学研究尝试，但它仍然距离路德维希所自诩的“新史学”相去甚远，因为它的缺陷极为明显——专业史学家对其“硬伤”的批评是相当致命的。
当“历史的社会科学”着力批判与反思历史主义观念在纳粹兴起中的责任时，围绕路德维希的争议，为梳理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之间的传统纠葛关系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历史的社会科学”追求一种政治、认知和审美三维度平衡的“好的”历史文化。以此反观“前历史主义”观念，我们发现，路德维希们明显主张审美优于政治和认知；在“历史主义”观念中，认知与政治压制了审美，以至于历史研究及其背后的政治取向才是人们首要关注的对象。在新范式下，这场历史传记之争可被界定为两种“历史文化”之间的竞争。而竞争结果表明，两种“历史文化”虽然各有优劣，但都不是“好的”历史文化，属于二战前“病态”德国文化的一种表现，体现的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历史编纂学的一次危机特征”或“魏玛意识形态分裂的一个典型特征”。
对于这场争议的释读或许还能接续后现代史学的某些认识。丹托认为，“针对‘历史书写是艺术还是科学’这一问题的唯一答案……就是什么都不是！”在这些分析历史哲学家看来，所有历史书写在本质上都受到了叙事结构的影响。而在这种“叙事性理论”（Narativitätstheorie）中，历史书写与历史研究之间的纠葛关系似乎突然被重置了，因为“叙事形式的认知功能……就是把一整套解释向外展示为……单一整体”，由此，历史书写与历史研究毫无关系——甚至作为讲述过程的历史书写在知识逻辑和研究实践上都不同于历史研究。在这种话语体系中，路德维希的“新史学”与专业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通俗文学”实际上是两列沿着不同轨道前行的火车，它们遵循着各自特点的研究规范及书写方式。争议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它们都企图征服对方，尝试建立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的“正统”秩序。而路德维希的败北及历史主义观念的谢幕，都表明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无助于解开公共历史传播中的纽结。这种诠释虽有失偏颇，但也部分道出了1928年那场争论的实质。
余论
正是在上述两层史学释读的基础上，这场发生在90年前的争议被赋予了一定的当下价值。特别是当前中国公共历史文化市场的日益繁荣，类似的争议不时在各种领域上演，对1928年发生在德国史学界的争议的回顾和解读，至少让专业历史学家们在重估历史书写的重要性及其与历史研究的平衡关系中，思考以下两点启示：
第一，如何积极应对史学成果普及化的时代要求？历史研究原本是一小部分精英知识分子的专业行为，其成果遵循“历史学家俱乐部”所公认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然而进入大众文化时代，人们的阅读能力显著提高，对于史学作品的需求量相应增加。在今天的中国，历史小说、历史影视也构成了巨大的消费市场。问题在于，面对普罗大众的急切精神需求，大部分专业学者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时刻警惕与公众史学保持距离；然而，专业史学家的“失位”却让公共文化空间的话语权日益落入形形色色“路德维希”的手中，他们打着“历史学”的旗号，抛出哗众取宠的标题、简化甚至忽略论证过程、刻意迎合反主流的价值理念来获得市场效果。即便不存在主观恶意，但各种非专业方法导致的史实错误，却足以带来极为可怕的后果——因为从历史中获得经验几乎是所有人不言自明的思维惯性，而错误史实带来的“历史垂训”一旦在人们脑中固化为“历史事实”，那么足以导致大众集体性非理性情绪的产生和蔓延。正因如此，专业史学家们应该积极主动地将专业研究成果转化为“科普”产品，从而引导公共历史文化的健康发展，不断提升大众对历史文化产品的消费品味。
第二，如何正确看待并客观分析公共历史传播中的“路德维希现象”？只要普通民众对历史文化的精神需求持续存在，那么“路德维希”将远远超过专业史学家的总量。对于专业学者而言，除了投身于普及工作外，必须认识与解读各种样式的“路德维希现象”，并从中找到影响公共历史文化发展的渠道。德国学者勋内曼曾指出，历史产品生产的机构（从学术团体到商业公司）、写作者（从专业学者到业余研究者）、媒介（从学术期刊到公共平台）与受众（从专业圈到非专业读者）的不同关联性，决定了公共历史文化的发展趋向。如本文所述魏玛时代的历史传记之争中，一方是由专业学者构成的学术团体，在学术期刊上，针对专业圈读者发表书评；另一方是业余研究者通过商业运作的模式，在公共平台上为普通人写作。因而，这是两种历史产品生产机制之间的抗衡，它们如同平行线般缺少交集。研究者的批评不仅没有抵消路德维希的影响，反而让当时的公共历史文化进一步充满紧张感，以至于人们无所适从。在当下，上述四因素之间的排列组合变得更为复杂。倘若专业史家们能够对每一种“路德维希现象”背后的形成机制详加分析，或许才能找到应对与解决之策，并最终培育一种积极健康的公共历史文化。
注：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孟钟捷：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教育比较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德国史、20世纪世界史、国际历史教育比较研究的教学和科研。在国内外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著有《德国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发生史》（2008）、《寻找黄金分割点：联邦德国社会伙伴关系研究》（2010）、《德国简史》（2012）、《地图上的德国史》（2014、2016）和《20世纪企业代表会体制演变研究》（2016），译有《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2007、2013）、《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2012）、《非自由主义的失败：论德国政治文化》（2015）、《冷战1947-1991：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2017）、《德意志史》（2018）、《书写民族：一种全球视角》（2018）等。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责任编辑：焦兵，窦兆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