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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古代文化对德国思想界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9-08-17浏览次数:375

中西文化的交流,历史相当悠久。由于中国在近代的落后、不发达,使得不少人都认为过去的几百年,只有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影响。实则不然,文化的互动是双向的。在欧洲的先进科学思想进入中国时,中国古代的一些传统典籍也流入了西方,并对西方的思想界、文化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7至18世纪期间,全球化的趋势初步产生,欧洲的传教士、商人陆续来往中国,他们对中国的报道、评价以及带回来的中国古代文化,在欧洲掀起了“中国热”。欧洲的学者研究指出,在那段时期,中国对西方的影响要比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还要大。中国的历史传统、伦理道德、宗教神话、科举制度、重农主义等,都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时德国的思想界,以莱布尼茨、霍尔巴赫、沃尔弗为代表,都因中国文化的渗入,受到了较大的启发。莱布尼茨是欧洲理性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他在17世纪欧洲哲学家中,最早也最持久地对中国投入了关注。汉语言文字使莱布尼茨深感兴趣,他深入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曾说:“中国的知识……是一种不可估量的财富。它不仅对于我们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而且对于中国人自己也极其重要。因为这是一种知识学问的交流,它可以一举向我们提供他们数千年的成果,并且可以说是能够成倍地发展我们双方的真正的财富。”(引自《Con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West》)

莱布尼茨1697年用拉丁文编辑出版的《中国近事》,收录了在华耶稣会士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和信函,一度传遍整个欧洲。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1699年第2版的序言中,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他认为中国人在伦理政治和实践哲学方面要较欧洲人先进,而中国人在思辨哲学方面处于落后地位。莱布尼茨发明了二进制,这种数学他在《易经》的卦象当中得到印证和支持。莱布尼茨去世前几个月写成《论中国人的自然宗教》,他指出:中国人并非无神论者,中国人相信灵魂不死,因为灵魂死后可以升天。中国人祭祀祖先不是一种迷信,而主要是生者对死者的一种崇敬和感激。这样的见识,比起中国现代五四启蒙学者否定中国有宗教,说中国人的信仰就是迷信,要客观而且高明。

莱布尼茨

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既有像沃尔弗那样高度赞美、肯定中国文化——以此证明人的理性凭自身的努力即可达到道德上的至善——因而触怒国王,差点招来杀身之祸;又有像赫尔德那样对经过欧洲贵族改装的“中国趣味”——精雕细琢、矫揉造作的园林、建筑、绘画——深恶痛绝,进而批判中国专制主义政体,认为孔子的道德说教是一副枷锁,禁锢着人们的思想。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化对18世纪德国思想界的影响,体现在接受与排斥、吸收与批判的过程。

对中国文化价值的认识有前后明显转变的代表性人物是歌德。青年歌德也对“中国热”充满嘲讽,但晚年歌德对中国古代文化多有研究和理智思考。《歌德谈话录》记载,1827年1月31日,他与秘书艾克曼谈到他对中国的思想、情感充满了深深的仰慕。他说:真理是世界上距离我们最遥远的东西。中国人找到了成百上千的真理,而且在我们祖先还生活在树上的时候就掌握了这些真理。中国古代文化中所蕴含的道德观、伦理观是德国乃至欧洲思想史上所没有的,中国王朝的统一、社会的宁静与安详对于当时正处于邦国割据的德意志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歌德晚年创作的14首《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因素对其思想的影响。

歌德

黑格尔,德国19世纪最重要的唯心论哲学家、辩证法大师。虽然他认为儒家只拥有“道德常识”而无“出色之点”,但是对老子却推崇至极,认为老子的思想是古代中国思想的精髓。黑格尔在其著作中论及中国文化之处颇多,亦曾认真研究吸收中国古典辩证法,对其影响最深的便是老子的思想。比如,他吸收了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并将它扩充进了辩证法的构建,提出了认识的发展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黑格尔

步入近代,德国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并没有消退。1909年至1925年,汉堡、柏林、莱比锡、法兰克福四所大学先后设立了汉学教席。儒家道家的经典著作有了德语版,1870年史陶斯翻译的第一个德语《道德经》全译本,对一战后的德国思想界上产生了重要影响。1899年,德国魏玛差会的传教士查德·威廉(中文名卫礼贤)来中国后,对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兴趣超过了宗教事务本身。他翻译了《论语》《道德经》《列子》《庄子》《孟子》《易经》《吕氏春秋》《礼记》等,为20世纪德国思想界接受中国文化辐射奠定了基础。他与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看法一致:“经历一战,西方的没落已是普遍感觉,东方却放射出夺目的光芒。”

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大师中德国的三个代表人物马丁·海德格尔、马丁·布伯、卡尔·雅斯贝斯更与中国的道家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张祥龙的《海德格尔翻译<老子>及其有关问题》介绍,海德格尔很早就对中国道家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因为仅读德译本不能完全理解其中思想,试图与萧师毅合作翻译《老子》。海德格尔在弗莱堡的保鲁教堂所做的“技术与转向”的演讲中,将上帝与中国的“道”相类比:“如果你要用任何传统的,比如本体论的、宇宙论的、目的论的、伦理学的等等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你就贬低了他;因为上帝就像道(Tao)那样是不可被言说的。” (引自《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

海德格尔于1943年写《论真理的本性》一文时引用了《道德经》第二十八章“知其白,守其黑”的观点,甚至他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都深受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启发,发展出了自己的存在主义思想,在思想史上影响深远。马丁·布伯和雅斯贝斯也重新分析了中国道家哲学的精神,借用其核心范畴作为存在主义概念的诠释参照。这一切追溯其根则是在老庄经典之中。

中西文化之间的影响是双向交互的。以德意志为例,那些个个举世闻名的哲学家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中国古代儒道文化的影响。启蒙时代的哲学巨匠们间接地利用中国资料以构筑其理论体系,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不免失之准确,甚或带有主观臆想。而到了晚近20世纪,德国思想家们有条件深入古国文明的精义,其发掘的智慧的洞见,不再是先入之见的对中国的偏见或理想化。欧亚大陆两极的两种思想和文化大规模的碰撞,终于从融合的源头流出汩汩活水。


资料来源:新民晚报,2018年7月4日,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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