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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7-8日,G20领导人峰会在汉堡召开。本次峰会主题为“塑造联动世界”,与去年在中国举行的杭州峰会主题有一定的延续性。为何中德双方在主题的设定上有一定默契?如何评价G20这个全球治理平台的作用?未来G20会取代G7吗?德国总理默克尔现在面临的挑战有哪些?欧美为何“渐行渐远”,主要有哪些分歧?中德关系近年来为何发展迅速?如何看待中国、欧盟和美国这大三角关系的未来演变?就这些问题,南方都市报评论记者专访了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
G20由磋商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靠拢
南方都市报评论记者(以下简称“南都”):这次汉堡峰会的主题是“塑造联动世界”,似与去年杭州峰会的主题“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有一定的继承性。
郑春荣:汉堡峰会确定的主题是“塑造联动世界”,说明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各国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没有独善其身的可能。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面临的问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在这一点上,汉堡峰会的主题的确和杭州峰会有一定的继承性、延续性,原因有两点。
首先,中德两国都是贸易大国,都是全球化的获益者,双方有共同的利益和意愿来推动全球化的进程,对当今全球的很多问题也有共同或相似的看法,都反对倒退到“民族主义”或“孤立主义”的解决方式中去。
二是中德两国相继举办G20峰会,事前就约定要相互支持,携手推进峰会取得成功。这意味着中德两国在G20的框架内,对议题进行了一定的协调和沟通。G20要取得成功,一个重要的条件是议题要具有连续性。若前后两届议题不同,最终可能会使得峰会流于观点的交流,而不是问题的聚合和解决。去年杭州峰会后,德国明确表示要在汉堡峰会的议题上落实杭州峰会达成的共识。德国当然有自己的关切点,但在维护开放经济,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发展数字经济等诸多方面,与中国的看法相同,今年的汉堡峰会在这些议题方面也得到一定的延续。
南都:如何看待G20平台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当前G7中美欧分歧越来越大的趋势下,它未来会取代G7吗?
郑春荣:G20现在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协调平台。联合国作为一个议事机构太大了,很难达成共识,导致效率低下,且经济治理也不是其主要关注的内容。而G7又太小了,主要由几个老牌的工业强国组成,没有新兴市场国家成员,缺乏代表性。因为G20的代表性较好,近年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在G20的首脑峰会上,讨论的议题在扩展,全球治理的所有相关问题几乎都会被讨论,比如发展问题、安全问题、气候问题、反恐问题等。也就是说,G20峰会已经在发挥全球经济治理之外的功能和作用了。在这些议题上,全球主要的20个大国领导人在此初步沟通后,可以交付给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进一步讨论、协调和执行,比如说安全方面的议题可以交给联合国。
G20未来能否取代G7?G7由于缺乏代表性,近年来饱受质疑,甚至被质疑还有无存在的必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上,G20实际上已经取代了G7,后者的地位明显在下降。现在看,G7更多的是在召开G20峰会之前,几个老牌工业强国进行内部立场的事前沟通和协调。G7要想发挥作用,其内部成员要有聚合力,但现在随着这些国家经济的恶化,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G7内部在贸易、安全和气候问题上的分歧反而越来越大。今年5月份在意大利召开的G7峰会,不仅没能展示这些老牌工业强国的内部团结,反而分歧大白于天下。但这个由几个传统工业强国参加的沟通协调平台,短期内还不会消亡。
南都:一种建议是要把G20峰会平台从一个危机应对的磋商机制变成一个长效治理机制,有可能吗?若如此G20要做哪些改革或转变?
郑春荣:G20峰会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形成的一个危机应对的磋商机制。中国很重视G20平台的作用,希望它能发挥更大的功能,能从危机应对的机制变成一个长效的治理机制。但要变成长效的治理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的G20峰会有一个好处是它是一个非正式的领导人会晤,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表达观点和立场,可以务虚一些。若变成一个实的、硬的机制,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可能就不会如此畅所欲言,并作出某些口头承诺了。
要变成一个长效治理机制,就要设立秘书处等常设机构。这样的机构设置需要老牌工业国和新兴市场国家达成妥协和共识,一时半刻难以实现。但目前的趋势是在慢慢地往长效治理机制方向转变。杭州峰会和汉堡峰会上,针对一些议题都成立了工作组,尽管层次低一些,但也是进行机构化的尝试。除工作组外,这次汉堡峰会也尝试设立一些监督机制,来检查一些承诺是否兑现。这些相对柔性机制的引入,实际上都是在向长效机制靠拢。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是,G20若是由一个大国担任主席国,且它比较重视G20的作用,峰会就会取得成功,G20也会发挥大的作用,反之,它的影响力就会被削弱。
默克尔的四大挑战
南都:近日德国基民盟、基社盟发表了共同的竞选纲领,声称在某种程度上,欧洲完全依赖他人的时代过去了,未来欧洲人必须更加果断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与美国也从“朋友”关系变成“伙伴”关系。当前欧盟(德国)与美国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郑春荣:当时在给特朗普竞选获胜的贺信中,默克尔特别提到,要在双方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来推动德美之间的合作。其潜台词是希望美国能继续维持美欧之间之前的共同价值观,以作为合作的前提。但自特朗普上台后,双方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之前在一些场合,默克尔就已经明确表示,美国不再是欧洲人可以完全依赖的对象了。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四点。
一是安全问题。特朗普认为欧洲搭了美国的便车,在军费支出上没有达到约定的占各成员国GDP 2%的下限。在美国的指责下,欧洲各国做出了一定让步,德国等国答应会逐步上调军费开支到约定水平。之后美国的立场有所转变,特朗普重申北约的重要性。尽管如此,欧洲各国还是有疑虑的。目前,欧盟在增加军事开支,在继续参与北约的同时,也想增强自身的防务能力,包括推动欧洲共同的防务政策的发展。法国大选后,在“多速欧洲”建设上,默克尔尤其希望在推进“共同防务”上有新进展。
二是贸易方面。德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较大,像大众、奥迪等车对美国出口较多,特朗普认为美国人吃亏了,德国人“很坏、很坏”,甚至威胁要采取增加关税等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但德国并不示弱。今年3月访问美国之前,默克尔专门同习近平主席通电话,双方表示要加强合作,共同努力推进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显然,这是德国在约束美国在贸易上的保护主义,暗示其还有其他合作选项。同时,现在的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还在冻结中,虽然没像美国宣布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死亡一样,但目前还没有重启谈判的迹象。
三是在移民、难民政策上。特朗普指责默克尔的难民政策直接摧毁了欧洲。而对德国而言,难民政策和移民政策体现的是西方价值观和国际责任,双方在这方面的意识形态差异越来越明显。
四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前年底通过的“巴黎气候协定”,是在德国、法国的努力,以及中美两国关键时刻的协助下才达成的。特朗普现在宣布美国从中退出,双方的分歧不言而喻。
南都:有种声音认为,欧盟(德国)与美国现在的分歧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大西洋两岸的盟友关系现在“渐行渐远”。
郑春荣:欧盟与美国的分歧是不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现在还不好说,因为双方的分歧和裂痕还在进行中,没有最后定论。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美欧之间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比现在更严重。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和法国总统希拉克是明确对美国的小布什总统说“不”的。当时也有媒体评论指出,大西洋越变越“宽”,美欧关系“渐行渐远”。施罗德当时竞选获胜连任后,美国甚至都没发贺信。且美国还指责德法是“老欧洲”,明确指出要与东欧的“新欧洲”国家合作,对欧洲内部进行分化,可见当时美欧的分歧之严重。虽然不能说现在分歧“最严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双方的关系的确是在“渐行渐远”,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双方在意识形态、安全、贸易、气候等方面的分歧。
南都:对默克尔而言,现在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哪些?
郑春荣:首先面临的就是9月份要进行的大选。从目前的民调看,她竞选连任应该没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组阁伙伴留有悬念。但这里面也有一些变数,比如说会不会出现虚假信息干扰大选,竞选期间会不会发生恐怖袭击,难民的安置和融入会不会出现大的事件等问题,这些都会影响选举结果。
其次是欧盟层面的挑战。法国马克龙当选总统后,欧盟总算松了口气,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现在马克龙所在的政党又在议会获得了多数,马克龙的改革计划获得了巨大的行动空间。且德国和法国现在也有意重振德法轴心,重启“双驾马车”,推动欧洲一体化向前发展。未来,德法轴心能否得到重振,取决于马克龙的国内改革能否取得成效。只有法国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与德国更为平衡,才能发挥“双驾马车”的作用。德国“一家独大”的格局是不利于欧洲一体化向前推进的。
英国脱欧后,欧盟内部27个国家的团结问题也提了出来。英国议会选举后,特蕾莎·梅领导的保守党在议会的实力是削弱了,没能过半数,这就导致未来两年英国与欧盟的脱欧谈判充满了不确定性。欧盟内部的一些小集团,比如以匈牙利为代表的维谢格拉德集团有自己的利益盘算和立场(比如在难民问题上)。而南欧的一些国家包括希腊和意大利等国,在财政问题上也有自己的想法。如何消弭欧盟27国的内部分歧,团结成员国继续向前推动一体化,对默克尔是一个大的挑战。
三是国际层面,怎么处理好欧美、欧俄和欧中的关系。美欧之间“渐行渐远”,在走出危机,发展经济和贸易上,欧盟需要新的伙伴,这导致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加强合作的需求上升了。而欧盟内部,尤其是中东欧国家的反对,欧盟短期内不可能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但德国又不愿意如美国所提出的那样,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进一步恶化欧俄关系和德俄关系。
四是德国的全球定位问题。德国希望在全球承担更大的责任,成为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但这样的雄心要与实力相匹配。德国能承担责任的界限在哪里?德国精英热衷于此,而民众则可能希望过好自己的日子,要求德国政府更关注国内问题的解决。精英和民众的这种分歧和落差,也是默克尔不得不面对的。
经贸是中德关系的压舱石
南都:默克尔最近声称会考虑法国马克龙总统的呼声,设立欧元区财长,在财政政策上进一步整合欧洲。这是在英国脱欧、法国施压下所作的一种敷衍表态,还是真的会有后续动作?
郑春荣:在进一步向前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努力方向上,之前法国和德国是有分歧的。德国是希望在难民问题和共同防务问题上向前推。而法国的关注点在欧元区,希望能设立欧元区财长,能有欧元区的统一预算,在财政上进一步整合欧洲。德国最初是有担心的,担心法国把自身国家的债务共同体化,这样就等于德国纳税人要承担其他国家的债务。马克龙访问德国后,明确表态并不谋求债务的共同体化。这等于给默克尔吃了一颗定心丸,因为她曾经表态过,只要她活着,就不会有欧元债券。
经过法国大选,默克尔也明白欧盟和欧元区需要进一步整固,否则内部的民粹主义说不定下一次大选就会卷土重来,那样欧盟就更加危险,更加得不偿失。现在马克龙赢得大选,而其所在政党又赢得议会多数,这是一个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好时机。所以,默克尔后来表态,在设立欧元区财长和统一预算上是可以谈的,这也是对马克龙法国国内改革的一种支持。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也有此建议。但尚不明确的是预算的资金来源,现在双方已经打算就此问题展开谈判。
南都:近年来,中德合作紧密,默克尔任内已经10次访华,有人称,中德关系现在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两国合作近年来不断强化的基础是什么?
郑春荣:现在的确是中德两国关系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从政治层面看,中德建立了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且在高水平上不断往前发展,建立了政府磋商机制和70多个对话机制。政治互信在增强,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在增多。在经贸问题上,中国是德国全球最大的贸易国,而德国是中国在欧盟的最大贸易国,双边贸易的规模和领域都在扩展,且德国也在中国“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与中国展开了务实的合作。从投资来看,中国近年对德投资增长很快,一改之前德国对中国单向投资的局面,变成了“双向快车道”。从社会人文交流来看,今年5月,中德建立了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原来中德的合作,经贸是压舱石,政治互信在增强,但短板是德国民众和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比较负面,不利于中德关系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现在有了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等于搭建了一个平台来加强两国媒体和民间的沟通。这会为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打下民意基础。
从双边关系看,中德两国关系现在处在历史的最好时期。而从多边关系看,中德在国际层面的沟通和协调也在强化。由于德国是欧盟的核心和主要领导力量,中德关系不单单具有双边内涵,更是具有全球的重要性。上面已经谈到了中德两国在G20框架下的沟通和协调,还包括进一步推动包容性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以及在气候应对上的共同立场,甚至近年在一些国际和地区冲突的看法上,两国也进行一些事先的沟通和协调。
南都:由于美德分歧很大,而中德现在成了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主要推动者。一种声音认为,中德进一步强化合作,可以牵制和约束美国,减少中国自身的压力。怎么看中国、美国和欧盟这大三角关系的未来演变?
郑春荣:美欧之间“渐行渐远”,的确为中欧之间加强沟通和协调,进一步密切经贸合作提供了契机。欧盟现在还没有走出债务危机,加上以英国脱欧为代表的分离主义力量增强和内部民粹主义声音增大,欧盟需要国际上伙伴的更多帮助,中欧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增加。加之,中国的实力在增强,渐处于世界舞台中心,也在向世界提供“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这类公共产品,欧盟绕不开,也必须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所以现在在这大三角关系中,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美欧在疏远,而中欧合作在增强。
(作者郑春荣系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资料来源:南方都市报,2017年7月9日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A/html/2017-07/09/content_4646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