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106岁诞辰
2017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106岁的生日，经杨先生的外国好友莫宜佳、莫律祺同意，推送他们撰写的长文，以寄托商务印书馆和世界各国读者的思念之情。
在堂吉诃德和桑丘、孙悟空和猪八戒之间来来往往
——杨绛先生的自我阐述
[德]莫宜佳 莫律祺 / 撰
唐 峋 / 译
莫宜佳回忆
第一次见杨绛先生是1982年在北京，8月里一个炎热的夏日，那次见面令我终生难忘。为了翻译《围城》，我想拜访她丈夫，著名作家和学者钱锺书先生。当时，我只能在北京大学老师陪同下到三里河家里拜访他。先是杨先生给我开门，她身材小巧苗条，声音轻细。让我意外的是，她忽然温和而明确地问我：“您是不是有很多问题呢？ ”直到我打消了她的顾虑，她才把丈夫叫来。好像她常常用这种办法为丈夫“挡驾”。那时，杨先生不仅为我打开了家门，也为我开启了中国文学之门，更揭开了我与他们两人长达三十多年深厚友谊的序幕。那天，钱先生遒劲有力地挥毫为我写下几封介绍信给他同事。杨先生还把蜚声国际、译成多种文字的力作《干校六记》送给我。
1989年，我申请到奖学金，再次来到北京，住在北大，为研究《管锥编》搜集资料，又见到了杨先生。这时候的中国，气氛已经自由了许多。无须陪同，我自己就可以骑着自行车去拜访杨先生和钱先生了。他们还把女儿钱瑗介绍给我，她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英语教授。钱瑗开玩笑说，她就是《围城》开篇船上那个“讨厌的孩子”。钱瑗尽管大学工作紧张繁忙，可有一天，她在父母家做了一桌丰盛可口的饭菜招待我，让我惊喜不已。她还很自信地跟我解释：“妈妈的厨艺不行，我比她做得好吃多了。”放暑假，我丈夫也来到北京，我们两人一起去看望钱、杨两位先生。
我和钱先生以信交流，钱先生的信书法潇洒，常从中外文学引经据典。后来，钱先生长期重病，才由杨先生代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交往越来越熟悉亲切。我盼望她来信，也拜读她的作品，发现在内容和风格上都与钱先生截然不同，我对她更加钦佩不已。
作者与杨绛先生在大连合影，摄于1999年 © 碎金书
1999年，我再次见到杨先生。她刚刚先后失去女儿和丈夫，他们是她生活中最重要和最挚爱的两个人。我当时正在成都参加一个会议，原本计划去北京看望她。但那时他们所住的小区正在大兴土木装修，声响震耳欲聋，杨先生日夜不得安宁，本来身体已很虚弱，精神亦受影响，无奈“逃”到大连调养。杨先生邀我到大连看她。让我惊讶的是，刚下飞机，杨先生竟亲自到机场来接我了。望着眼前的她，88岁高龄，虚弱而憔悴，我心里既高兴又难过。
她所住宾馆宽敞舒适，饭菜可口；但她就是睡不着，吃不下。我不得不敬佩她的坚强和泰然自若，尤其是身处磨难仍能乐在平凡小事的积极态度。比如，她教我学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我们做得非常开心。每一式都有口诀：“摇头摆尾去心火，两手攀足固肾腰……”杨先生那时勉强支撑，却毅然决心整理钱先生所遗数量巨大的手稿。我自告奋勇提出愿为钱先生的外文笔记做一份目录。
当时，这些笔记都装在几个纸箱里，存放北京家中。从大连回到北京，我们马上开始工作。每天早晨，我乘公共汽车去她家。进门后，先与杨先生和照料她生活的阿姨小吴聊聊天，开开玩笑，直到三人中某个人说“我走开了”。这意味着：每个人要开始做自己的事情，不管别人了。于是，杨先生坐到书桌前去翻译柏拉图的《斐多》，我给外文笔记打作品目录，小吴做午饭。
中午，我们一起吃香喷喷的五谷粥和新鲜蔬菜，边吃边聊，有说有笑。一次，小吴特地为我准备了生菜叶子，非让我吃，说是外国人最喜欢吃的，杨绛、小吴当然没有动筷子。离别那天，小吴蒸了“四福包子”。杨先生陪我走了很远，一直把我送到小区门口。我和杨先生紧紧拥抱，互道“明年见”。
一年以后，我在炎炎夏日再次来到北京。此行只有一个目的：为钱先生的外文笔记编目录。我住进一座漂亮的四合院，是杨先生友人工作单位的院子。让我特别高兴的是杨先生带着小吴和她丈夫同到四合院欢迎我。和去年一样，仍然是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节奏。只是杨先生在专心创作她的代表作《我们仨》。她给我讲述了很多感人的细节，日后读这本书时我又重温这些场面。杨先生请我翻译《我们仨》，我欣然同意。钱锺书外文笔记的目录也初步完成了，由于时间仓促，既未细加整理也未按时间顺序分组。我万没有料到，自己十多年后竟然还有机会重新整理这份目录。
2006年，我和丈夫莫律祺到北京，欢喜地与杨先生久别重逢。这次，我们还经常与吴学昭先生聚晤，她是著名学者吴宓先生的女儿，也是杨先生最亲密的朋友，还是帮她料理法律事务和唯一授权作传的人。我们和她结下了深厚持久的友谊，并和她同往北京师范大学校园，瞻仰纪念钱瑗教授的“敬师松” 纪念碑，在埋有钱瑗骨灰的雪松前留影。昊学昭先生请我们和杨先生去她家吃饭，沙发上摆着毛绒的玩具猪，据说是惦记生肖属猪的杨先生。杨先生开心地抱起小猪说：“我属猪！”
杨绛先生开心地说：“我属猪！” © 碎金书坊
那时，吴学昭先生早已和杨先生商定，计划邀请我们去北京协助商务印书馆整理、编辑、出版钱锺书外文笔记。杨先生历来认为，保存钱先生笔记，最好的办法是流通，是出版。出版钱锺书笔记，成了杨先生最大的心愿；但怎样才能出版这浩如烟海的笔记呢？吴先生胸有成竹地接过这项任务，融通汇合各方力量，分工合作，密切配合。六年以后，计划变成了现实。最后的成就，实与杨先生的筹划和吴先生运作落实的魄力有关。
这样，2012年到2014年，我们每年在清华大学待两个月，因为笔记原稿当时保存在清华大学档案馆。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商务印书馆，具体说是协助责任编辑陈洁、她的同事田媛和商务印书馆的专家团队工作。
我们又经常和杨先生在一起了。2012年4月1日，一下飞机，我们就去了杨先生那儿，她已迫不及待地在等我们了。清华大学基金会的池净女士和她的同事彭卉等人陪着我们，把我们照顾得非常好。我们欢聚一堂。杨先生这年101岁高寿，思路清楚敏捷，令人赞叹。吴先生也83岁了，一如既往地精力充沛和活跃。杨先生与清华大学同龄，她和钱先生同在那里就读并相识。杨先生听力不太好，我们必须紧贴着她的耳朵说话。她有一张“神奇画卷”，用毛笔蘸着清水在上面写字。开始时，字迹是深黑色的，可过了一会儿，字迹就消失了。杨先生写道：“莫宜佳，汉学家。”我接着写：“杨先生，作家。杨先生重新挥笔，笑改成“大作家”。我们都非常开心。
神奇吗？杨绛先生和莫宜佳夫妇互赠的竟是同样的礼物 © 碎金书坊
接下来的几年里，还有很多一起欢乐喜庆的日子。我丈夫莫律祺每次都送红玫瑰给杨先生，她用各种语言欢迎我们。有一次，她笑嘻嘻地用德文说：“Du bist schön wie eine Blume！”（“你像花儿一样美丽！”）另一次，在杨先生特别推荐下吃了中国佳肴“猪蹄，照她的说法，这个菜美容，会让我们每个人都变得更漂亮！我们每次都互相交换小礼物。有回特凑巧，我们准备的竟然是同样的礼物，就是那张“神奇画卷”，这难道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吗？
莫律祺回忆
杨先生叫我“洋女婿”，这是一个亲近的称呼，也因为我和她女儿是同一年出生的。杨先生跟我说法语或者英语。2012年再次见面时，她出人意料地用德语欢迎我，不但一点儿错没有，而且字正腔圆，非常标准，没有任何口音。拜访时，她总是细心照顾我，不让我这个在中文交谈中插不上话的人受冷落：她给我看钱先生中文笔记里爱克哈特大师用德文写的段落，或者把一本摄影集摆在我面前，里面净是精美的图片，大部分以风景为主题，是她的一位曾是电器工程师的亲戚拍摄的影集。我们在希腊休假时常给她寄我自己画的明信片，杨先生非常客气地夸我“你的水彩画画得一年比一年好了！”莫宜佳的母亲比杨先生大两岁，活到了100岁，头脑始终非常清醒，她用过的助听器，转给了杨先生，杨先生又能打电话了。
莫律祺：杨绛对钱锺书《外文笔记》的贡献
杨先生的贡献主要有三个：第一，有她的支持才留有外文笔记。第二，她使外文笔记整理后保存下来。第三，现在，《外文笔记》终于出版了。外文笔记的数量和质量都是惊人的，部分是手写的笔记本，部分是打出来的散页，装在档案袋里。出版后是厚厚的49册（其中一册为索引）。奇妙的是，这些笔记本和档案袋，历经岁月蹉跎，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在一篇早期写的书摘结尾处有一小段打出来的注释，在牛津时，杨钱两位先生就使用过打字机，而且杨先生当时为钱先生打过书摘，但这个工作，后来没有坚持下来。这段注释是这样写的： “8.XI.1936/ Typed by Chi-kong Yang Chien.”
2014年5月首辑三册《外文笔记》在北京正式发行，杨先生亲自录音致贺词。2016年她幸运地亲眼看到了整套恢宏巨著全部出版。
杨先生在牛津为钱先生打的书摘 © 碎金书坊
莫律祺：杨绛的作品和小说《洗澡》
杨绛先生是一位杰出作家和外国文学翻译家。《我们仨》（2003）、《干校六记》（1982）和《洗澡》（1988）都有外文译本，所以我也可以接触和了解这些作品。2012年，杨绛亲笔题词送给我一本《洗澡》（2007年出版的汉英双语版）。这三部作品自始至终将我深深吸引：措辞简洁，情节明朗，对话自然风趣，节奏紧凑生动。总之，不矫揉造作，风格古朴。自传性内容的描述，让读者可以从这个或那个人物中看到自己。我们也可以把《洗澡》看作是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小说，作品中的机构和地名虽然是虚构的，但人物和情节是根据现实生活塑造的。
很明显，男主人公许彦成教授的原型是钱先生。但是，发生在他和姚宓之间的故事，也就是一位已婚学者和书虫与一位悉心照顾母亲的图书管理员的爱情，这段描写得非常动人的故事却不是自传式的。杨绛认为《洗澡》是她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为了免遭“乱续”，她本人在2010年亲自续写：相爱的人终于走到一起，但不许非法结合或单方面离婚。
对于杨绛感人的小说艺术，我是这样理解的：她描摹人物清晰，着墨不多，但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她虽然立场明确，却擅长避免非黑即白的评判。这贵在她有积极的世界观，怀疑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把人看作有缺陷的混合，是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的结合，是堂吉诃德和桑丘组合而成。只不过各人混合比例完全不同而已。小说中围绕男主人公许彦成教授的两位女主人公，也就是教授妻子杜丽琳和年轻的图书管理员姚宓，前者绰号“标准美人”，带着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自信，后者同样自信，聪明，待人热情真心，她们难道就是杨绛内心中的两个灵魂？
莫律祺收到全套《外文笔记》，2016年7月 © 碎金书坊
书架顶层为作者收到的《钱锺书手稿集》样书，拍摄时间：2016年7月 © 碎金书坊
莫宜佳：杨先生的自我阐述
在我看来，杨绛作品有一个绝妙之处，是其他作家所没有或者不如她明显的，即：在她最好的作品里，她亲自亮相，要么在幕后做观察者，要么自己当主人公。这让我们联想到古代欧洲绘画，画家本人也出现在画中，有时调皮地躲在角落里，有时是主角之一。这里举四个印象深刻的例子：
《流浪儿》
这篇散文写于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上海被日本占领沦陷以后，生活急剧恶化：占领军惨无人道，到处是饥荒和房荒。杨绛跟着丈夫带着女儿挤住在公婆家。钱先生失业了，还常常生病。在《流浪儿》中，杨先生富有想象地描写自己：她的身体是狭小、令人窒息的逆旅，她的心神想从里面逃走。她从狭窄、肮脏的逆旅跑到一望无际的远方：她变身小溪中的石子，化作流泉和浮云。有时，她选择书遁：
一纳头钻入浩瀚无际的书籍世界，好比孙猴儿驾起跟头云，转瞬间到了十万八千里外。我远远地抛开了家，竟忘了自己何在。
可是跳进自由却是短暂和虚幻的，如同孙悟空，即使一个跟斗可以翻到九霄云外，却仍然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杨绛明白，她只是凡人，离不开时空的约束，累了就必须回到自己的家吃饭睡觉。但这个家，到处尘埃蛛网，窗户拍打着，她觉得自己像一团湿泥，闭塞在住不得的自我里。相反，邻居却忙着粉刷扩建房屋，让人有酸葡萄感。不过，这些新刷的房屋也只是气球，轻轻扎一下就塌了。地球转呀转，一切尽从白昼消失在永恒的黑夜。继而重新启程：杨绛只想快快地吃饭睡觉，为的是再偷偷跑到外面。逃向自由与回到闭塞的现实往来重复，在天才的孙悟空和现实的猪八戒、堂吉诃德和桑丘之间跳来跳去。
© 碎金书坊
《控诉大会》
杨绛描写的是她生活中重要的转折点，背景是1951年的“三反运动”。这是号召批评知识分子的第一场运动。杨绛当时在清华大学教授英国文学。一次，在大学礼堂召开的批斗大会上，她突如其来地成为被批判的主要目标：一个她不认识的女生，也不是她的学生，跳到舞台上，毫无道理地指责她在课堂上讲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时只讨论主人公的“爱情生活”，把学生都教坏了。那个时候，这样的指责是致命的。离开礼堂时，大家都躲着她，恰似她是“刚从地狱出来的魔鬼，浑身散发着硫黄臭，还带着熊熊火焰”。
回到家，她反省自己的处境：作为弱女子，她本来应该上吊，另一方面，她也不是女英雄，她只是对诽谤充满愤怒。于是，第二天，她打扮得漂漂亮亮，走进人群里去买菜，观察别人的反应：很多人躲着她，可也有人和她说话甚至开玩笑。但回到家里，她的情绪又低落下来：
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批判大会对她来说是意外的打击，她后来把它看作是很好的磨炼，这是陪伴她一生的指导思想。
《我们仨》
这是部家庭传记，是杨绛先生92岁高龄时创作的，也许是她最好的作品。中心人物是她的女儿钱瑗教授，第二人丨主角是钱先生。不过，杨先生在描写丈夫和女儿的死亡时，也同时描写自己多元化的性格：在钱先生的诗中，她是暮年仍有魅力的美人，在牛津和巴黎是好强好学的学者和母亲，后来是柔弱忧伤的病人。她谦虚地自认是三个人里最笨的，但却是敏锐、讽刺的观察者，是果敢、亲切的妻子和才女。就像在《流浪儿》中，她有探险精神。杨绛“文革”期间并非偶然地翻译了游侠骑士堂吉诃德和侍从桑丘的游侠小说。在《我们仨》里，杨绛的冒险精神尤其突出，与丈夫和女儿截然相反。她小时候特别野，爬树爬房顶。在伦敦、巴黎和北京她一再哄着锺书去探险。钱先生重病期间，她还希望绑架钱先生偷偷回家。
其中，有一个去北京动物园的情节，刻画性格格外幽默生动：钱、杨两位先生“文革期间为了放松，常常去那里，他们特别喜欢园中的一对大象：
更聪明的是聪明不外露的大象。有公母两头大象隔着半片墙分别由铁链拴住。公象只耐心地摇晃着身躯，摇晃着脑袋，站定原地运动；拴就拴，反正一步不挪。母象会用鼻子把拴住前脚的铁圈脱下，然后把长鼻子靠在围栏上，满脸得意地笑。饲养员发现它脱下铁圈，就再给套上。它并不反抗，但一会儿又脱下了，好像故意在逗那饲养员呢。
开头是对两个动物的细致描写，但当母象笑起来时，我们忽然开始怀疑还有别的寓意。我们可以把两头大象的行为看作“文革”中两种不同的生存策略，同时也是对钱先生和杨先生不同性格的风趣描写：公象毫无反抗地听天由命，而母象则一次又一次大胆反抗，挣脱锁链，笑着向饲养员挑战。
另一个有多重含义的自画像是古驿道两旁的柳树，杨绛曾反复描写。这些柳树是她与丈夫告别的信号，同时也是含蓄地描述她自己：春天飘舞的柳絮迅速变换成冬天光秃秃的柳树，也寓意着她年轻时的快乐和雄心、暮年时的痛苦和绝望。
杨先生做的梦也包含自我描述，梦境里杨先生跨越时空与女儿和神秘的鬼神世界联系在一起。按照美丽的中国民间传说，在梦里，灵魂可以离开身体到远方去看望深爱的人。那个人也要做一样的梦，就能见面，互相说话交流。不过，在《我们仨》里，杨绛没有那么强的法力，她只能看到女儿，却不能和她交流。她的梦反映出她感到越来越绝望，当她得知女儿的死讯时，她浑身血污爬到山顶，这时，她的绝望达到了极点。但是，也有充满希望的梦境，那就是女儿离开人生客栈，回到自己家。结尾那句话“我还在寻觅归途，就像通往其他世界的神秘之门。
© 碎金书坊
《走到人生边上》
在这部作品里，杨绛穿越“神秘之门”进人未知世界探索。
她用自问自答方式探讨生活和受苦的意义，谈论死亡和上帝。这是中西式的遗嘱。书中讨论的问题是：人有不灭的灵魂吗？她所有的朋友都认为这是迷信。尼采的名言“上帝之死” 常挂在人们嘴边。相反，杨绛列举人类先师孔子、苏格拉底和耶稣等的观点，引用古罗马奥列里乌斯弗洛伊德甚至脑科学家的说法，并回顾了古代中国鬼怪故事。
然后，杨绛提出人类一个古老问题：如果真有上帝的话，为什么生活惨无人道，到处是不公正，是充满妒忌、仇恨、争斗和欺骗的名利场，人如同命运的玩物被抛来抛去？面对如此多的人间悲剧，谁敢断定生活是有意义的？即使文化有那么多杰出成就也证明不了生活是有意义的。更可怕的是，古埃及金字塔或者中国万里长城这样伟大的文化成就恰恰就是一部血泪史，因此长城才有古名“紫塞”。但是，杨绛继续发问：人类惨烈的痛苦会不会有点儿意义呢？上帝在痛苦中敲心灵之门这个古老的哲理是有道理的吗？杨先生的这个问题有点儿佛教的味道。对我们西方读者来说，这也有些像天主教的道理，比如像爱克哈特大师的格言：“痛苦这个动物用最快速度把你带到完美境界。”这句话也在全世界很多宗教、冥想和成语中找得到共鸣。
杨绛最后猜测：痛苦的意义只能是对不灭灵魂的修炼，否则生活就是没有意义的。“修炼”这个概念源自杨绛本人的生活经验，常常出现在她的著作中。在她眼里，人的生活是神秘的“大熔炉”。
这个世界好比一座大熔炉，烧炼出一批又一批品质不同而且和原先的品质也不相同的灵魂。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只能胡思乱想罢了。
在“胡思乱想”一节中，杨绛进一步探讨灵魂不灭。她先进行忏悔，这是依照苏格拉底在《斐多》中说到的：灵魂在永生之前先要得到所得罪人的宽恕。然而，她对灵魂不灭之说并非绝对肯定。她也贴近现实，用调侃的方式谈论彼岸：假如她“真的上天堂”，她应该穿什么“衣服”呢？如果是现在的样子，丈夫和女儿还能认出她来。可是比她年轻许多就去世的父母就肯定会以为应该叫她“妈妈”了。如果是年轻姑娘，她女儿就会以为是她孙女。但紧接着又跳到未知世界：在梦里，她经常碰到家人，但没有真的看到他们，虽然她清楚地知道是他们。人死后也许就是这个样子。
莫宜佳和莫律祺：
杨先生去世那一天，清华大学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叠了上千只纸鹤，用这个美丽感人的仪式为杨先生送行。在中国和西方文学里鸟儿们会送信，就让我们托白鹤给杨先生带去几句话：
至尊的杨绛先生，亲爱的老朋友
您充满传奇的生活道路已走到了尽头，那是历尽生活磨难的岁月，漫长而经历丰富的人生路，您奇妙地把它变成奇迹。
作为作家，您创作了睿智、充满刺激的著作。这些作品深深感动过国内外无数读者，让他们得到快乐和安慰。今后也依然会让读者爱不释手。
您塑造的人物和自我画像寓意深远，让很多人看到自己：先一个跟头翻到九霄云外再回归现实，再次启程前往新岸，在堂吉诃德和桑丘、在美猴王和猪八戒之间来来往往。
杨先生，我们充满感谢，默默向您鞠躬！
2016年8月
本文原载《杨绛：永远的女先生》，周绚隆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资料来源：碎金书坊，2017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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