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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医院 同济大学创始人——埃里希·宝隆博士

发布时间:2017-08-27浏览次数:4520

同济医院 同济大学创始人——埃里希·宝隆博士

DR. Paulun

作者:Karola Berger

译者:金士翱

审校:武忠弼

2006.9


经金毕及金士翱教授同意发此



引 言


埃里希·宝隆博士(Dr.Erich·H·Paulun)于1900年在上海创建了同济医院,

其后于1907年又创建了同济医学堂,继而又于1912年增建了工学堂,这就是同

济大学的前身。值兹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及上海同济大学即将隆重举

行建院(校)百年庆典之际,为了不忘宝隆博士的光辉业绩,我们荣幸地从李

乐曾教授处,获得了宝隆博士外孙女贝格尔夫人(Frau Berger)为宝隆博士所

编写的传记,读后深为感动,不揣冒昧地将其译成中文,以飨诸校友和广大读

者。限于能力水平,疏漏失当之处,在所难免,尚祈熟悉宝隆博士生平的各界

人士暨校友诸公不吝赐教指正。

武忠弼 金士翱 南登崑

2006、8、30 于武汉


目 录

一、前言

二、童年时期的Erich·Paulun

三、Erich·Paulun受教育年谱

四、Erich·Paulun在上海

五、Erich·Paulun的婚礼

六、同济医院的建立

七、作为医生的Erich·Paulun

八、同济医学堂的建立

九、Erich·Paulun的私人生活

十、宝隆的规划、荣誉与他的逝世

十一、Tanne神甫在Dr.Erich·Paulun葬礼上的讲话

十二、同济医学堂的进一步发展

十三、Erich·Paulun家族的一些史料

十四、同济大学现况(略)

十五、宝隆协会


一、前言


1982年,我曾经给位于Bonn附近Wachtberg(距Bonn市中心南20km——译者注)的中国大使馆写信咨询,有无可能获得去上海的旅行签证。我是要探寻埋葬在那里的外祖父Erich·Paulun的墓址,他生前在上海创立了同济大学。我的曾外祖父Carl·Zedelius也埋葬在那里。当时我未得到回信,电话询问也无结果。显然,中国大使馆曾去信上海,努力查询上述两座坟墓是否还在。1985年圣诞节前夜,我收到了一封使我非常惊喜的信件,寄信人是李乐曾先生(李国豪院士之子——译者注)。我们电话约定:1986年1月13日,Koln相会。李先生(38岁,已婚,有1子)是历史学家,同济大学研究项目的工作人员。参加Köln会面的还有俞浩良先生(35岁,已婚,有1子),在同济大学外事处工作。他们二位参加了一个有10位成员的访问团,来德国进行长达九个月的访问。如去Bochum到Ruhr大学以及去Radolfzell(位于德国南方Boden湖西北边的湖边小城

——译者注)、München 和Berlin等地的研究所访问。

李先生对重新整理同济大学的历史甚感兴趣。同济大学的五次迁校(应为六次——译者注)、中日战争以及在长江运输中的沉船事故,使过去的校产和文件资料几乎丧失殆尽。他的调查工作时间紧迫,因为1987年5月20日将要纪念同济大学建校80周年,完成包含历史回顾的纪念文集。


二、童年时期的Erich·Paulun


1862年3月4日,Erich·Paulun出生于德国东北部帕瑟瓦尔克(Pasewalk,前波美拉尼亚州,现属梅克伦堡,北偏东距柏林约120km——译者注)。母亲是沃尔芬比特尔人(Wolfenbuttel,南距不伦瑞克约12km的中等大小城市——译者注);而他们的双亲和祖先是住在邻近城市舍彭施泰特的木工和车夫(Schöppenstedt,东距 Wolfenbüttel约16km——译者注)。已知最老的祖先是一位白兰地酒品尝师,在18世纪的不伦瑞克(Braunschweig),因同时掌握医学知识并兼哲学家而著名。

Erich·Paulun的父亲Ludwig·Hermann·Paulun,是来自柏林的建筑师,拉小提琴很有才华。Ludwig·Hermann·Paulun在儿童时期随父亲从但泽(Danzig,即今日的波兰格但斯克Gdansk——译者注)移居而来。Erich·Paulun的祖父是个木雕家、建筑行家和更为著名的小提琴家。他演奏小提琴如同哈墨恩市捕鼠人吹笛一般美妙(中世纪传说中的一个捕鼠人,用吹笛诱出了Hameln市的所有老鼠,此处指他父亲拉小提琴造诣很高——译者注)。

1862年,在Erich·Paulun出世不久,他父母带着他从Pasewalk来到Wolfenbüttel,因他父亲要在那里完成一项建筑任务。

两年后Erich的妹妹Marie出世,但不久父母双双得了肺结核病。当时医生对这种病束手无策,对病人无所帮助。他们只能建议保护健康人不被传染。为此,孩子们必须与父母隔离。父母住进柏林一家医院,还不到32岁,便双双先后逝世。留在Wolfenbüttel的孩子由母亲的堂姐妹Sieverling收养,她代替了孩子们的生母,像母亲那样关心他们。

然而Erich和他妹妹生活得并不轻松,因为这位Sieverling妈妈管教得十分严厉,小Marie年幼时就必须做重活,Erich也无空闲时间,诸如劈柴,提水,清理花园,擦洗靴子等等。但他是一个饿着肚皮也能强颜欢笑,一个任何艰难都不能使其低头的年轻人。他学会了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继续走自己的道路。仅仅5岁大的小家伙,就对他妹妹说,他将来要做医生,挽救病人,他们的孩子也不能交给Sieverling妈妈抚养。之后,他勤奋学习,加上他的天才和幽默,当上一名教师。他又一次透露了自己的决心和愿望——成为一名医生。这促使他继续学习成长。

Erich·Paulun在儿童时就被人们谈论。他从不诉苦,从不流泪,喜欢开玩笑和搞恶作剧。在7岁那一年,由于马的惊跑,他从马车上被抛了出来,头撞在马路的铺路石上,周边行人都认为他会死去。可是,就在那一刻,他竟笑着站了起来,笑得就像把一生中自身的和外来的一切痛楚都笑跑了似的。14岁时他曾吓坏了他的一位好老师。一天老师和他曾有一次关于某敏感话题的争论,接着宝隆在上课时笑出声来,惹出新麻烦。老师愤怒之极,拿着体罚用的细竹条,要抽打这个强壮的高个子学生,宝隆叫喊:“您不要打我,否则我就从窗子跳出去!”说着他竟站在窗台上猛地跳了出去。教室的窗下是一片断岩峭壁,再下面是推动磨坊水车的河沟小溪,流水淙淙,水车吱溜转悠着。老师一下子惊慌失措,寸步未动;全班同学也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一片沉默。最后,这位可怜的老师全身颤抖着摸索到窗台前,当他弯腰向窗外看时,只见Erich•Paulun双手攀挂在窗台上,身体悬空,面孔向上,对老师笑道:“亲爱的老师,我们讲和吧?”

在他幼年和青年时,像这样一些往年话题可以讲述很多。正是这些事情,使他常常赢得这位严厉养母的好感,她为有这样一个莽汉而自豪。为了使他在高中生时参加工作和晚上不外出,她总是将他唯一的一双靴子拿走,而他却穿着袜子蹑手蹑脚地走出门外,围着房子转,攀着屋檐水槽通过屋顶钻进养母卧室。她一定是睡得很香,因为她从未觉察到他已将靴子取走,而次日清晨又沿原路重新放回原处。仅有一次发生了较大的声响。

在他进入高中最高班时,一天晚上,他用过去屡试不爽的方法,取出靴子外出,与同学们喝啤酒。这晚他有兴趣打赌——不是赌钱,而是取乐和赌胆量,这是常事。他和同学打赌说,他要穿着靴子,带着帽子,披着外套,在带有浮冰的河里游泳。他赢了这场赌注。然后,他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脱下外套、靴子和上衣,和同学一起用力拍打,拧干。大家在一起玩耍非常高兴,直到其中某位同学使坏,从那里拿着靴子跑走。Erich•Paulun是一个跑步好手,即使他穿着冷冻僵硬的袜子和衣服,跟在穿得好好的同学后面跑,也不觉得疲乏。这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就在这时候,两位同学手提上衣和外套越过堤岸向另一边走去,但他必须将靴子脱下,跟在后面赶上了两位同学,然而这条路离家尚远。回到家,那非常疼爱他的妹妹Marie被他叫醒,热情、耐心地替他将湿衣服用熨斗烫平。他们花了几个小时善后,在他养母Sieverling醒来之前,除靴子还在外面外,其余全部清理完毕。两位密谋策划者决定,先上床睡觉,伺机行事。母亲醒后,毫无觉察。过了好长时间,她才发现门外送牛奶的桶上挂了一双用打结的鞋带拴着的靴子,上面还巧妙地覆盖着冷杉枝,不禁大吃一惊,发出一声尖叫。

1882年9月22日,Erich•Paulun于Wolfenbüttel获得高级中学的毕业文凭。由于无钱上大学,他选择了参军的道路,想在那里能将自己培养成一名医生。


三、Erich·Paulun受教育年谱


受教育阶段

——1882年10月25日

进入位于基尔(Kiel)的皇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外科医学学院(Koniglich medizinisch-chirurgische Friedrich-Wilhelm-

Institut)学习。

——1883年4月1日至1883年10月31日

服役于第一皇家亚历山大近卫军步兵团第五野战营(5.Campanie Des Kaiser-Alexander- Garde-Grenadier- Regiments

No.1)

——1884年7月19日

参加医学前期考试(Examen physicum)

——1886年7月16日

参加博士学位的口试(Rigorosum)

——1886年11月10日

被第三波莫步兵第14团[3.Pommersche Infanterie-Regiment NO.14]任命为助理医师(Pommern今属波兰,位于波兰西北部靠近波罗的海的地区—译者注)。

——1887年

于柏林通过博士论文“脊椎骨折”(Wirbelfraktur)答辩,晋升为医学博士。

后来Erich·Paulun到了海军舰队,作为军舰“Wolf”(狼)号和“Iltis”(鸡貂)号随舰医生。他乘坐Iltis号军舰第一次来到上海。


四、Erich·Paulun 在上海


几百年来,中国对外是一个封闭的国度,1842年开放了五个中国港口对外通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后,1842年8月29日,与英国订立的《南京条约》,亦称中英《江宁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中一项是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地为通商口岸——译者注)。其中的上海,英、美、法等国除在那里有一定的贸易特权外,还享有移居权和治外法权。因此他们在上海围绕中国城(即上海南市老城厢——译者注)的外面,划定了盎格鲁-撒克逊国际移居地(angelsächsische InternationaleSettlement——即公共租界,亦即英租界——译者注)和与其相隔的法租界(Französische Konzession)。

他们建设街道,开辟外滩堤岸大道(Bund),即在黄浦江岸堆土填高,建设一条壮观华丽的街道。他们扩建港口,安装电灯和铺设排水工程(1882年)。租界内有自己的警察、市议会和志愿军团。

在上海向外开放的第一年里,共有11个国家的外商公司在那里落脚。直至1877年,另有15家德国公司也进入上海。这些公司的主要贸易商品是贩进鸦片,贩出茶叶和丝绸。直至1895年,上海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城市,此时的居民总数为50万人。

1895年,日本战胜中国(此处指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亦即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1895年4月,清政府被迫在日本马关春帆楼订立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中一项为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译者注)后获得一项法权,即在签订条约开放的港口可以设立制造业。其他国家也效法这种法权,英国开始在上海建立棉纺织工厂。

1905年,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有12328人,其中英国3822人,日本2230人,葡萄牙1360人,美国1012人,德国832人,法国667人,奥地利163人。这些外国人主要是各国派出的富商和外交人员,他们享受富裕市民的生活,拥有宽敞的别墅和许多(中国)仆人。Erich•Paulun在德国医生Carl•Zedelius家中做客时就了解到这些生活情况。然而他也看到中国城(即上海老城厢——译者注)的贫穷和肮脏,许多残疾人和乞丐。他还看到一些流行病和瘟疫,如霍乱、伤寒和麻风,没有足够的医疗措施去对付,医治疟疾、眼病也缺少办法。

因此,他确定了一个想法,要尽可能利用他所有的力量和知识去改善中国的医疗卫生状况。在Iltis号军舰驶回德国时,Erich•Paulun给在上海的Dr.Zedelius写了一封信,向他陈述了他的计划。

Dr.Zedelius回信有些犹豫,因为在上海生活着许多欧洲人,通过给他们医疗治病,医生会得到较多收入。另外,医院均掌握在英国医生手中,如果想由德国医生来替代部分医院工作,一些阴险狡猾之徒不会让他插手。而且,为了改善卫生保健工作,中国人完全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医疗卫生,进行如此巨大的行动。然而Erich•Paulun坚持他的计划。他告别了海军,在德国几所大学里进修学习了两年,提高自己的能力,特别是在外科学专业能力方面得到深造。他曾在两个医院里进行手术培训,使手术操作趋于熟练,很有把握。他通过热忱努力,设法完成计划,赢得德国许多高等院校老师的支持,也逐渐积累了一笔资金,使其得以移居上海,开业行医。

1895-1896年,他的首要工作是做Dr.Zedelius的助手。此时出现了两种相对立的特征:Erich·Paulun来自于单纯的“最低层”,粗犷豪放,富于活力和易冲动,而Carl·Zedelius则是在奥尔登堡(Oldenburg,德国下萨克森州一中等大小市——译者注)大公爵的宫廷内,作为王子的游伴和“替罪羊”,从“最上层”受到教育的,因而具有较高的鉴赏力、敏感和几乎是颓废的性格(替罪羊存在于许多王公贵族宫廷中,因为贵族后代不许受到体罚,所以受到痛打的是他们的好友游伴。人们希望,贵族子弟面对伙伴的痛苦应有所感悟,对坏习惯有所忏悔)。因此, Carl·Zedelius起初不能接受Erich·Paulun的生机活力和计划,是可以理解的。Paulun并不灰心,继续努力实现其计划。

1900年,Dr.Carl·Zedelius逝世。此后不久,Erich·Paulun与他的长女Claire结婚,并将自己诊所开设在上海德国教堂附近。在属于教堂的大住宅内,他们先后生育了五个子女。


五、Erich•Paulun的婚礼


当Erich·Paulun热恋着Dr.Zedelius的长女时,Dr.Zedelius却因患肺炎不治而逝世。于是,他将未婚妻及其母亲、妹妹送回欧洲后,承担了Dr.Zedelius诊所的工作,直至从德国来人接替。他重新布置房屋,准备了20位仆人,以接待未婚妻从德国回来。他取道西伯利亚铁路返欧,历时12天,以代替乘船绕道印度洋经地中海的40天旅程。回到德国后,他很快去汉堡祝贺未婚妻及其家人,又用两天时间去Wolfenbültel看望自己的亲属,并送了大量礼品。之后,他继续去一些医院和大学访问。他遇到一位先生,后者声称不久将担任Paulun计划中医院的行政管理职务。又得到一些教授的许诺,明年将安排有才能的、最

适合的年轻医生去他那里工作。在柏林,他还遇到好友、当时的海军军医总监Dr.Schultzen,后者向他保证,所有行政机构都将支持他。然后他去了汉堡附近的Kleinflottbek,及时举行了自己的婚礼。关于婚礼他讲了下面一桩趣事:

在所有正式隆重的庆典过后,人们坐在宴席桌旁,准备就餐。这次婚礼Erich·Paulun只请来一位朋友,也是唯一被新郎请来参加婚礼的朋友。可是久等不来。这时,他的新郎向窗外的花园看去,发现在花园内有一位衣衫褴褛、挨饿的乞丐。也许新娘喝多了香槟而有点激动,她狡黠地扯着新郎的袖子说:“看呀,Erich,你的朋友来了!”她真还不够了解Erich·Paulun——只见Erich·Paulun突然跃起,冲到门口,又转回来,因为从门口出去对于现在的他有些烦琐,于是只见他从花园窗口跳出,奔向乞丐,双臂搂住,亲热地拥抱他、吻他。

在众多宾客的欢呼声中,Erich把乞丐当作他最好的朋友,引入婚礼座席,而且安排在新娘右侧的尊贵座位。此时,乞丐才发现他被邀请来参加婚礼聚会。于是他对这对年轻的新人发表了热情的祝辞(这次婚礼象征着客人无差别的友谊,当他们回到中国时,宝隆夫妇也在他们的座席上请来各色各样的客人)。婚礼后,Erich·Cläre·Paulun乘船回到了上海。这次新婚之旅是宝隆赠给他夫人的最好礼物。


六、同济医院的建立


Erich·Paulun无时无刻不在想为贫困的中国人建立一所医院。当他开始在上海开业行医时,很快有许多欧洲人找他看病,但中国人却廖廖无几。于是,他认为必须吸引些中国病人。为此,他常常去中国城寻找病人。一开始他遭遇到阻力和猜疑,因而需要向一些中国达官显贵们和他们的代理人去解说、去疏通——特别是向他们的年轻后代们去说明,使他们理解,并且能让他作为医生进入中国人际圈中。那时,当这些年轻人听到他(指Paulun)的防治流行病和瘟疫的计划后,十分感兴趣,并且同意他要为中国人建立一所医院的想法。起初,他用7000两银子购得当时还属农村的白克路(Burkill Road,现为凤阳路

——译者注)的一块地产,这些钱是由中国商家和德国公司赞助的。1902年,他又从德军野战医院贮备物资中获得两座白铁皮营房建筑材料,所谓大顶篷式覆盖营房材料,当时已在那里搭起来(1900年底至1902年因中国发生义和团起义运动,德国军舰和德国步兵部队开进上海,保护在上海的德国商人不受损害)。现在,他不用再等待病人了,因为许多中国人都知道有一位宝隆医生在那里,医院在中国人心目中已树立良好形象。通过人们赞助,他们在原医院所在地重新盖了一栋三层砖砌结构大楼,底层为门诊部,二楼、三楼为病室,宝隆医生将其命名为同济医院。


七、作为医生的Erich•Paulun


同济(当年音译为Tung-Chi,现在按汉语拼音改为Tong-ji)的含意是:同舟共济。这个名字对Erich·Paulun来说,也是他下一步如何做的一个项目和计划。中国人称呼他为大宝医生(Da Bo Issang),大好医生(Groβer Guter Arzt),后来又称他为Cutey-Cutey博士(英语“CUT”即切割之意),因为他开了很多刀。当人们听到这样的称呼时,就无人再想去找别的医生了。这首先说明人们是多么地热爱他,虽然开刀与当时人们的世界观有抵触。因为人们相信切掉一个手指或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将是一个永久的损伤,不论在天国里或转世再生时都是如此。因而这位德国医生必须努力奋斗去克服此类陈旧观念。那时的一些中国人,宁愿死于败血症进入天国,也不愿意通过切下某个肢体而活下来。宝隆女儿Thekla自己就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即她爸爸如何好意地劝告,说服了一位在痛苦中挣扎的中国病人,使他改变了主意,最后带着信任的目光认为,“只要是大师(指宝隆)说的,就是对的。”他终于很乐意地进入手术室接受手术。同济医院在成长,其管理模式与通常做法并不一样。在同济医院,有一侧翼病室专门供欧洲人使用,他们都来自上海,只要他们愿意进行手术治疗,就可以住院。Erich·Paulun此时遇到必须与之进行激烈斗争的敌人,犹如霍乱与伤寒,那就是癌症。当人们在德国初步谨慎地提出,癌症也能用手术切除治疗时,实际上Erich·Paulun已经在上海这样做了,而且有些经过手术治疗的病人,竟然活得比宝隆医生还久。女儿Thekla回忆道,她不仅在孩提时,而且后来作为成人时,曾在Dresden(德国东部文化名城,位于柏林南面约150km——译者注)遇见一些人,当他们知道她是宝隆的女儿时,不禁喊道:“啊!您是Erich·Paulun的女儿吗?他曾经给我的癌症开了刀,如今我很健康,我还活着!”

起初,在同济医院共事的是Dr.von·Schab,Erich·Paulun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同济医院又陆续增加了一些医生和助理医生。


八、同济医学堂的建立


申报1907.10.03-同济德文医学堂Erich·Paulun一直梦想着为中国人建立一所培养医生的教育基地,如果没有当时文化政策的相应改变,他的这个打算是难以实现的。1900年前后,已存在数百年之久的中国教育事业开始进行改革,但主要还只限于学习古典著作。1905年,慈禧太后废除了中国传统的考试体系,其目的是想培养官员来维护儒家学说和中国帝制;首次允许中国大学生去国外培养或进入在中国设立的外国大学学习,看来这种办法尚属明智。同时,中国也向世界各大国派出官员去学习,参观那里的公共设施并提出考察报告。1906年春,一个包括中国教育部长在内的考察团访问了德国,他们不仅受到私人的接待,而且也受到官方的热情欢迎。当时德国驻上海总领事Dr.Knappe是一位有远见的人,曾向德国报告中国的改革运动,并支持和促进中国人致力于改革。Erich·Paulun和他共同拟订了为中国人设立德国医学堂(Deutsch Medizinschule für Chinesen)的计划。1906年,在柏林做出决定,即尽快在上海设立给中国人学习的德国医学专科学堂(Deutsche Medizinische Fachschule für Chinesen),以帮助中国人应用这种方式建立一种现代化的学校体系。

当时在柏林的德亚协会设立了一个预备委员会,首先为德国医学专科学堂筹措资金。Dr.Paulun和他同事Dr.von·Schab、Dr.Krieg以及助理医生Dr.Volkers和Dr.Gerngroß等提出,同济医院可以作为医学堂的教学医院,他们还提出立刻为医学堂效劳的想法。他们还愿意担任房屋建筑施工的领导、教学医院开幕后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甘愿完全无偿地承担全部临床教学任务。他们认为在同济医院那块地皮上盖座新的大楼,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租下了街对面白克路(Burkill Road,现为凤阳路——译者注)23、24、25号那座有三个部分的空房子以代替使用。白克路的走向(东西向——译者注)是介于法租界和中国城(原文有误,白克路介于南京西路与北京西路之间,当时南京西路属英租界,此处指的中国城应是北京西路——译者注)之间。最大的困难是从何处招来具有足够德语能力的学生。因为中国中学的学生没有学过德语。因此有必要建立一所德语预备学校,其特性原则上要与德国中学相当。1907年3月底,请来的第一位建立“语言学校”的主任Dr.Schindler,及Prof..Dr.med.Claude duBois-Raymond和Dr.med .Amman到达学堂。1907年6月2日,拥有20名学生的语言学校开学,同年10月1日,医学堂正式启动,首先有8位学生进入学习。接着,从德国各学校、大学和工厂运来了大量捐赠的挂图、标本、显微镜和仪器设备。医学出版社还捐赠了大量宝贵的医学专业书籍。同时,在同济医院地皮上清除了一些小的建筑,建立了新的医院,在病房尚未接收病人前,暂时用作免费的学生宿舍。

但是可以预见,白克路的用房很快就会不够用了。1907年底,在市郊也就是中国城的西边又购买了一块地。从旁边经过的一条狭长的中国牛车道被扩建为一条较宽的马路,称为Stone Road,即现在的复兴路(位于今复兴中路与陕西南路交叉西南拐角,陕西南路当年因此而命名为“宝隆路”。1914年,被改为亚尔培路。1945年,又改为陕西南路。该校舍先为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现为上海理工大学分部学院——译者注)。

Erich·Paulun的女儿Thekla曾描述道:“在这条路上野外的围墙上可以看到巨大的石雕动物,据说这条路上有坟墓和神庙,鬼神出没无常,中国人把它们当作守护神。不出几分钟路程,可以来到一幢现代化、明亮的、有着许多窗户和窗帷的建筑物。楼下是教室,楼上是大学生卧室,另外还有体操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中国学生们穿着淡蓝色汗衫和短裤在那里做徒手操。”

从1907年起,就在这一带又盖起一座宏伟大楼,容纳了医学堂、语言学学校和即将建立的工学堂。医学课程的部分内容必须重新构思,要适合中国的观点。同样原因,中国人禁忌解剖尸体,因此不喜欢学习外科手术操作;而欧洲医学则把学习解剖学当作医学的必修课。有一次,从医生诊疗的角度准备安排尸体解剖时,却惹起了医院雇用的中国护理人员的威胁,说要离职。又如,用了很长时间都未能为解剖学教学得到一副骨骼标本,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位因病死亡、又没有父母和亲人的缝纫女工。生前丈夫不要她,被逐出家门。这是当年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可以想象到的最糟糕情况:她无家可归,连其祖先也没有把她招魂归去。当时的解剖学课程只能限于在解剖模型和标本上讲解。有关哺乳类动物的比较解剖学,特别是猿类则讲解的很详尽,而且应用了新鲜制作的标本进行叙述。


九、Erich·Paulun的私人生活


在上海德国教堂旁Paulun的私宅中,诞生了五个孩子。每天早晨4点半至7点钟,是Erich·Paulun骑马的时间,然后冲澡、进早餐。8时半他己站立在手术室里。家里人只能在午餐时见到他。下午,他有时来到花园,但他更愿意走得远一些。在最后几年开着汽车去,他是上海滩首先拥有汽车的人之一。总之,他对所有新事物感兴趣:诸如衣服式样翻新、家具改革以及观念的更新。他允许孩子们违背威廉二世时代(WilhelminischeÄra)的风俗习惯,光着身子在花园中跑来跑去地嬉闹。夏天,全家乘私家小船去上海黄浦江支流浏览,这是Erich·Paulun在少有的假日中能得到的休息。持家度日则依靠众多的中国帮手。等级最高的是一位男性总管。小孩则由奶妈照顾,她与当时许多中国妇女一样,没有进过学校,带有一双金莲小脚,亦即她的一双脚在幼年时被故意用绷带缠紧,导致日后的畸形,4个小脚趾凑向脚掌,这种妇女只能艰难地小步行走。另外还有人力车夫。在宝隆住宅前,常有人力车在等待。Paulun住宅前的人力车照片显然是故意为开玩笑而拍摄的:他让他的一位同事作为“高贵的男士”坐在人力车上。

另外,Paulun家中还聘请了厨师,配备一些清洁工帮手。与外国人打交道在上海通用洋泾浜英语(Pidgin-English),即将中国语言形象化,与英国退化的词汇荒诞地联系在一起,形成这种语言。如钢琴用“Outside fighty-fighty,inside cry-cry”(外边敲打,里面号叫)来表示。


十、宝隆的规划、荣誉与他的逝世


像Erich·Paulun这样的名人,很自然地要给他安排一些官职和荣誉头衔什么的。他不愿意接受教授头衔,当第二次再授予他教授称号时,他不好再反对,教授称号就留下来了。当(德国政府)提出给予他贵族称谓时,“他索然捧腹大笑”,他拒绝了这一称谓,而且回信说,这对他的中国病人没有什么用处。

他经常想到新的规划:如设想改善不利于健康的(中国城)条件,给中国人搞一个移民区;绿化周围的环境;拟请一位德国园艺师来上海建设一座巨大的苗圃;用自己的钱送一些最优秀的大学生,去欧洲学习,加以培养,并负担他们的旅费。

1908年,Erich·Paulun休假。他和家人去了罗马、那不勒斯,参观了博物馆和古罗马遗迹。由于他的工作和生活是没有多少业余时间的,因此他想看一切所想看的事物。从意大利他又去了英国和德国,访问了一些医院和课堂,学习和了解一些最新的进展。再回上海时,他买下隔壁邻居的住房,将中间隔墙拆去以扩大他的住宅。

但邻居屋中此前曾住过伤寒病人。治疗过这位病人的医生保证说,已将房屋进行了消毒,Erich·Paulun去该处作了视察,但不久他也患上了伤寒症。一个星期后,病情未有起色,却受到发烧的折磨。于是,作为病人他住进了自己的同济医院。两天后发生肾出血,于1909年3月5日不治谢世,享年47岁。他的朋友和同事Dr.von·Schab获此噩耗后,立刻中断了休假,赶回上海,办理有关事宜。

Erich Paulun的遗体在两天后于1909年3月7日在上海安葬。


十一、Tanne神甫在宝隆博士葬礼上的讲话(摘录报道)


“上周日(指1909年3月7日——译者注)下午,所有想参加宝隆医生追悼会的人超过了预计的人数。据正确估计,位于Bubbling Well路墓地(静安寺路公墓,现为静安公园——译者注)小教堂显然太小,放在华丽的梧桐林荫路尽头的棺木只能沿街道引进小教堂门前,棺木前后左右有150位手持花朵站好了位置的人,他们是宝隆的家属和朋友,大量的人群则来自与宝隆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社团,向他作最后一次告别。悲痛的送葬行列拖着庄重缓慢的脚步、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向教堂墓地。粗略估计,围绕棺木送葬的人群约有1100~1200人。

春天的阳光射向人群,形成无数身影。Tanne神甫走近棺木,向亲爱的死者作最后的祝福。各界人士前来参加哀悼者不计其数,要想逐一点清是不可能的。这里只能提及除了最亲近的家属和朋友、宝隆的同事、德国总领事馆全体人员外,有德国旗舰“Luchs”号住院治疗的军官团成员、许多其他国家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代表、上海市的官员、医院人员、海关管理人员、其他中国政府官员、全体同济医学堂的老师和学生、所有德国公司和其他公司的领导者、报社记者,以及各民族的人士、各个阶层的人、信仰宝隆和其他熟悉宝隆的人士等等。许多男士陪着妻子和家属一起来参加。我们这次在上海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追悼会,从来没有如此众多的人士与会,如此广泛并如此发自内心愿望前来悼念。”

1909年3月7日星期日,于上海教堂墓地,在Dr Erich•Paulun的追悼会上,Tanne神甫的讲话(摘录报道):

他所做的事,大家一目了然。如果这几天人们手执德国的旗子来悼念他的逝世,这就做对了。尽管我们德意志民族失去了一位领导者和促进者,然而我们对此感到骄傲,我们也应该骄傲。住在上海的德国人非常感谢他。德国俱乐部、德国学校、特别是同济医学堂感谢他的创建,感谢他的大力支持。然而,这些都是他额外的事务。更有甚者,他的德国作风,德国精神,我们德意志民族的理念,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因而获得人们的尊敬。也说明了他毕生的行为态度是我们民族精神面貌的最好表现。他是属于老一代的德国人,他做的事业明显地多于诺言,我们看到的事实也多于言语和词汇。他的事业是严肃

、优异、卓越工作的果实,是集中所有力量成就事业的成果。一次他跟我说,他的工作,并不单是使他的病人睡好觉,吃好饭和有舒适的生活,而是实践他的事业。他的工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我认为在他身上显出德国人的性格:非常准确而认真的精神,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全面彻底的作业态度。

但他从最后一次德国之行带回的却是人生的失望,因为他觉得这种精神在年轻一代大学生中几己丢失殆尽。而这种精神在他的青年时期(在当时19世纪60、70年代)确实是充满着生机与活力而到处存在的,我们的民族也正是由于

这种古老而优秀的精神才得以脱颖而出,从低微的处境而取得今天的地位。存在于他身上的这种精神,即最敏锐的职业忠诚精神,促使他在生活上自我克制,在工作中自我献身,这使他迅速地消耗了他的生命。他无时无刻,不管气候如何变化,只要能够忍受得住,就致力于他的专业研究。他不分民族,不管是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或葡萄牙人、犹太人或中国人,只要去找他,他肯定会为他们做事:只要能做到的,他就去完成。不论地位高低,也不论贫富,只要是需要他的人,他都无区别地对待。他对所有的人都行善。人们也深深地感谢他,因为他为人们的健康做的事不计其数,他却不知疲倦,去帮助别人减轻痛苦。

从而,他实现了第一个义务,即我们伟大的诗人喻为尊贵人士的标志:尊贵的人,孜孜不倦地去创造对人们有用的事物和权利。或像耶稣说过的:在白天,在人们不能有所作为的黑夜来临之前,我必须工作和起作用。他做到了。他遵照俾斯麦的名言,像一匹高贵的马,工作到最后一息而死去。面临死亡,他感到悲痛和难以割舍的是,正当他的生命如日中天的时刻被夺走了他的时日。正如他过去说过的,为了工作,为了他和他周围人的幸福,他应该至少还要活二十年。

作为医生他已经是做到家了!他的成就,正是对成就一词最好的表达和诠释。病人们不止一次地、激动得不能自持地面对他,因为他的知识确实渊博,但他开辟的道路已到了尽头。Dr Paulun还认识到,是人们所说的天赋帮助了他,就是说,好像从深不见底的幽暗的井穴里突然获得灵感、光明和办法而升上来一样,而这又是无人想到的或不敢想象的。

许多事情就类似这样几乎不可思议地出现了,甚至专业同道们也对此异常钦佩。这当中,他的想法与创意、他的思想,均立即得到实现。他的手似有神助,就像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使这双手准确无误地服从他的意志。对此,我们在上海肯定也曾感到过,因此我们也曾对自己说过,啊,宝隆医生在此。

与他的才能相结合的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格。从外表看起来,他非常健康和有力量,精力充沛,而且极具灵活性。他热爱运动,因为他懂得只有具备强健的体魄才能完成艰巨的任务。为了使自己能完成任务且达到较高的水平,他的骑士般的勇敢精神发挥着作用。他常以必胜的信心和勇敢来影响尚躺卧在病床上的病人。精力充沛和天性的光华使他热爱一切,当他来到病室时,也散发出热力、生命力和阳光。他满怀信心的笑容、亲切和蔼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和感染着病人,使他们能放心,得到安慰和舒适。他得到病人的信赖,使卧病在床的病人,身心都到强有力的支持。

还有更多的事可以介绍。就他之所以能赢得人们的好感,还在于他的同情心,当任何人与他接触时,都不会感到枯燥乏味,也不会感到这仅是一种手艺,也不仅仅单纯地当它是一种职业,金钱收入也不是他兴趣所在——这里是一种高尚的心灵,一种崇高的同情心,播散幸福与欢乐,是他的根本追求。

他的开朗性格,无可指责的精神面貌,没有染上一般的习性,胸襟宽阔。他的这些优点很容易把我们吸引住了向他靠近,而如今许多人却不深入,夸夸其谈,浮皮潦草,许多言行停留在表面。由于他是一位内心自由的人,因此他起着号召自由的作用,也由于他献上了自己的心,他也得到了大家的欢心。一句话,他爱别人,因此也受到人们的热爱。渐渐地我们了解他的性格本质。如果我对人们用三寸不烂之舌用天使般的语言花言巧语地说了一番,然而却没有

真正的爱,那么我的这番话也只不过是好听的和发声的铃铛而已。Dr Paulun有这种爱心,而你我却少有,他为别人得到幸福而高兴。从这一源头,所有已扭曲的行善者,因为他的好意而发生了转变。确实如此,如耶稣曾劝诫过的那样,已经发生了变化。他还善于交际,与左邻右舍都十分投契。某些病人,当战胜疾病后付不起费用且又需要必要的康复时,他不但不要他付钱,而且会用自己薪金向他提供康复所需的费用。他做这些事都是隐秘的,别人都不知情。今天,我们在这里与他告别时,基于对他爱心的尊敬,我们有光荣的义务,把这些事向公众宣布:他对穷苦人的这种悄悄的爱心和所做的善事,不是数以百计,而是数以千计……

Dr Erich•Paulun逝世后,为了向这位同济医院奠基人表达敬意,将同济医院(Tung-Chi- Hospital)易名为宝隆医院(Paulun-Hospital)。


十二、同济医学堂的进一步发展


(此处仅提纲式挈领地将发展情况予以介绍;对有兴趣者,我这里有原始资料)

1910年良好的发展年,医学堂从开始起严格要求学生必须先入德语语言学校学习。除医学堂外中国还需要工业技术,亦即还需要办一工学堂。由于经费和某些具体原因,拟办的工学堂先附设在医学堂内,两个学堂的低年级德语课在一起上课。

1912年6月12日工学堂正式开课,有5名学生。(后来发展成工学院,即今日在上海的同济大学主要部分。)

1914年上海法租界扩展其地界,涉及到医学堂和工学堂的地产问题。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发出书面保证,德国医学堂和工学堂不会因行政区域的变动而受到影响,亦即它们今后任何时候都保持不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许多德国教师和雇员被征召去了青岛,因此需要补充新人。

1917年3月法国警察封闭了学堂。同济中国董事会接管了学堂,任命Dipl-Ing.S.D.Yüan(阮尚介工学硕士)为校长。但师资队伍主要还是来自德国。为安全起见,课程教学转移至上海市区外的吴淞镇进行。自此时起正式命名为同济医工学堂(Tung-Chi Medizinische und Technische Hochschule)。

1921-1924年在吴淞的楼房建筑等财产已归还给学校。在这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新校舍建筑如教室、实验室、学生宿舍、教师宿舍、草坪和花园等。实验室和工厂的设备、图书等仍由德国公司损赠。为了防止损赠者将来可能出现的政治纠葛,签订了一个协议,说明了情况。另外,同济中国董事会有责任除中国教师外,可以聘请德国教师。讲课语言规定除用中文外只能用德语。1924年新校舍于吴淞建立起来,同时学校也被承认为国立同济大学。

1925年10月1日《同济医学月刊》(Tung-Chi Medizinische Monatsschrift)由宝隆医院的医师们主笔,以两种语言(中文和德文)出版。

1927年于白克路(现为凤阳路——译者注)新建的五层楼拥有300张病床的宝隆医院举行落成典礼,内有梯形教室和手术室。

今年(指写此文章的1987年——译者注),居住在汉堡现年86岁的护士Maurischat夫人报道,她于1933年以前就在宝隆医院工作。当时医院有5位德国护士和许多中国护士。另有一所培养中国护士和助产士的专门学校附属于宝隆

医院。

1925-1927年中国统治阶级政治上摇摇欲坠。最后新政府在孙逸仙博士领导下才使政权稳定下来。一位将军(指张群——译者注)被任命为同济大学校长。

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其驱逐舰进入黄浦江炮击上海(这里指“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侵略军向闸北一带中国驻军进攻,十九路军英勇抵抗,战斗一个多月,双方死伤惨重。同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译者注)。在吴淞的同济大学首当其冲,必须关闭学校,学校的建筑受到严重破坏,必须重建。

1933-1937年同济大学发展的全盛时期:大学生人数增多,一些新的建筑落成,造船学系和测量学系设立新的教授职位。

今年(指1987年——译者注),居住在汉堡的Rall-牛教授(FrauProf.Dr.Rall-Niu)报道说,她父亲于1920-1940年在宝隆医院工作并且尽义务地在医学院教书。Rail-牛教授现在汉堡与中国儿童在一起,教他们语言学。1940年于上海全家还有其他一些人被驱逐出境,而且不准带走任何物件。Rail-牛教授是医学博士,现在是汉堡大学中国语言学和中国文化的教授。

1937—1945年辗转迁徙的年代:由于发生了中日战争,大学作了七次迁徙;这是一次真正的名符其实的横越整个中国的艰险长途跋涉,从上海转移至金华(实际上先从吴淞迁至上海市内法租界地丰路——译者注),又转移至八步(在迁至八步前先转移至金华、江西赣州和吉安,然后去八步——译者注),继而西迁去了昆明、贵阳(实际上只是经过贵阳——译者注),最后到达四川宜宾和李庄。学校设备和教学用具在辗转迁徙途中丢失甚多,师生们只能在最简陋的条件下维持教学工作。在李庄时是利用庙宇改造的教室上课;学生只能到处寻找定居在该地的农民家中作为寄宿(实际上绝人部分学生住在学校安排的庙宇宿舍

内——译者注)。

宝隆医院在这次大迁徙中并未转移,而继续留在上海为市民服务(但在医院服务的中国医生则随学校内迁了——译者注),后改为军医院(宝隆医院在日本占领上海期间,曾被日军征用。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军统所辖的中美合作所劫收了宝隆医院,将其更名为中美医院。1946年同济大学迁回上海后,经向有关方面多次交涉,中美医院才归还给同济大学。1949年5月,上海解放。次年5月,恢复了同济医院的名称。1955年,同济医院迁至武汉,留下的院址转交给第二军医大学使用,建立了长征医院。抗日战争中经过辗转迁徙,最后迁至宜宾的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是一所规模较小的医院。1946年,同济大学迁回上海时,把这所小医院赠送给了宜宾市——译者注)。

1949年共产党接管了政府的政权。

1950年上海的教学工作随全国情况作重新安排(指当时的全国各大学的院系调整——译者注)。


1952年同济大学医学院迁至武汉(在武汉建立了中南同济医学院——译者注)。

1955年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也迁至武汉,今日留在上海的同济大学仅有工学院和理学院了。


十三、Erich Paulun家庭的一些史料


Erich·Paulun的遗孀(即Clare·Zedelius——译者注)于1910年嫁给医生Dr.Carl·Bieger,他们不久就来到上海,但后来全家又回到德国,首先到了Donaueschingen(德国西南部一小城,西距Freiburg in Breisgau 约50km——译者注),1912年儿子Jurgen出世,后来全家又去Bad Ems (德国西部一中小城市,位于Rhein河支流Lahn河北岸,西距Koblenz约10km——译

者注)。Clare的妈妈(即Thekla Vonler,Dr.Carl Zedelius的夫人——译者注)购得位于Hamburg市Elbchaussee街268号一处房屋(HausRosyvolan),Cläre·Bieger-Paulun带着他们的小孩迁居该处。通货膨胀使他们失去了所有财产,妈妈(Thekla Amhold-Zedelius)逝世。Clare是在艰难的条件下照顾抚养他们的子女。她的余生在Grop-Flottbek度过,受到儿孙们的热爱和尊敬,受到儿子Jurgen和媳妇Anna悉心照顾。她于该地逝世,享年82岁。

宝隆的长女Elisabeth与Paul·Berger结婚,育有两个儿女,Karola和Peter,前者后来成为一女医生,在Hamburg工作。Elisabeth在1941年一次飞机空袭中丧生。

Dirks·Paulun娶Annliese·Koch为妻,育有一女名Elisabeth,是Hamburg地区的著名作家,是知名的创造了“掺杂低地德语的高地德语(Missingsch)”的语言学家。

Thekla·Paulun于Dresden(德国东部文化名城——译者注)嫁给画家Rudolf·Treutler,育有一女Erehelga,后来也迁居Hamburg。

Clare·Paulun是幼儿园的一位女老师,嫁给Erich·Walzberg,后来他们去了巴西,有4个子女:Katharina,Bernhard,Thomas和Jurgen。她现在已80岁,住在圣保罗(SaoPaulo,巴西南部一海滨城市——译者注)。(1987年5月上海同济大学80周年校庆时Cläre应邀到上海参加,随后来武汉参加同济医院5月院庆——译者注)

Heinz Paulun则与Gertrud Amberg结婚,育有一女Christiane。1944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Paulun家庭的墓地集中在Hamburg的Ohlsdorf公墓。


十四、同济大学现况(略)


(该段讲述1987年同济大学情况,目前又有更大发展,故略)


十五、宝隆协会(Paulun-Gesellschaft e.V.)


(这是德国埃森大学布朗克教授(Prof.Manfred Blank)等于上世纪80年代在德国建立的一个群众团体,目的在于表彰宝隆博士及其精神,继续促进中德友谊和合作——译者注)

章 程

一、名称和地址

本协会命名为宝隆协会已登记注册(Paulun-Gesellschaft e.V.)。协会地址位于埃森(Essen——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译者注),协会已在埃森地方法院社团登记处登记注册。本协会与宗教和政治无任何关系。

二、目的

协会宗旨是根据于1907年于上海创建“德国医学堂”(即同济医学院)的宝隆博士的理念,在德语的基础上,使中国和德国的大学以及学院在医学领域进行科学和技术上的合作,特别考虑到埃森综合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和武汉同济医科大学的密切合作。协会通过自然人和法人的帮助,特别是官方的研究机构,将推动、加强、促进和联系彼此间信息经验和规划项目的设想、实质性的以及个人的相互交流。

这一宗旨特别有利于:

(1) 促进中国高等学校老师、毕业生和学生在医学领域能够在合适的德国医院和医学研究所进行进一步的进修学习与培养。也使德国高等学校教师、毕业生、学生以及学者能在上述领域在相应的中国研究机构工作;

(2) 促进中国和德国医学技术专家根据上一项领域在适合的德国和中国研究机构达到所规定的目的;

(3) 执行和支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联邦德国召开的科学讨论会和专业会议;

(4) 对科学的工艺学和方法学提出建议和介绍;

(5) 在上述领域内促进双方研究项目的合作;

(6) 促进科学教育和一般课题的研究,有利于实现宝隆协会的宗旨;

(7) 培养和提高德国医学和医学技术的专业语言能力;

(8) 采取的一般措施有利于两国文化的促进。

三、会员资格

每一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社会团体,均可向协会主席提出书面申请入会,经书面宣布接纳入会后即为协会的成员。资料来源目录(Quellenverzeichnis)

1. 上海(同济)医学堂学生资料目录,1916年

2. M. Linde:吴淞上海同济大学,1928年

3. R. Bieg-Brentzel:同济大学,1984年

4. 同济大学纪念文集,1982年

5. “Der Spiegel”(德国镜报),Nr. 34/1981

6. 宝隆协会EV.章程,Essen

7. “你的外祖父,Erich·Paulun”,Thekla·Treutler-Paulun讲述

8. 与Clare·Walzberg-Paulun的来往信件

9. 1909年3月7日Tanne神甫在宝隆葬礼时的讲话

所有照片系Frau Dr. Oswald-Treutler所摄,由Frau ChristianeKirchner提供本文应用。

作者: Karola Berger(写于1987.2)

联系地址、电话:

16 / 17

Rupertistr. 7

D-2000 Hamburg 52

Germany

Tel. 049-40/821625


资料来源:美国医人,2017年5月14日

http://mp.weixin.qq.com/s/PhEHdonVRb-9VbxAOcDo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