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晚期，1300年前后，出现在修道院的一项发明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那就是带擒纵器的齿轮钟。当时的教士们有必要确定更为准确的时间，以便安排他们的祈祷与其它工作。但丁在1320年的《神曲》中就已经提到：“如同钟表里的许多齿轮，互相协调，各自转动” [ 引自：但丁，《神曲·天堂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80页]。对于崇尚机械文明的西方文化史而言，该发明不仅是“一切后续机械发明的始祖，同时它也帮助人类将时间从主观经验领域转移到了某一抽象的客观秩序中。” [ 引自：Frank Wittig: Maschinenmenschen. Würzburg1997, S. 29.]
进入近代以后，教堂、议会以及一些普通建筑上都陆续修建了钟楼，但当时的技术还还不够成熟，时间表达也因此不够精准。直到十七世纪，分针才在欧洲得到了较为普遍的使用。1657年惠更斯发明的摆钟大大改善了传统的齿轮钟：自那以后，钟表变得十分精确，而分针也终于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十八世纪的钟表工匠主要致力于改善钟摆，尽可能抵消外部条件（如温度）对钟表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在技术上没有根本性的革新，但百年中钟表匠们不断提高了钟表的精确性，降低了生产成本，使得钟表逐渐普及，并向市民和农民阶层的日常生活中渗透。这一渗透过程首先就表现在怀表的设计上。怀表成为身份的象征。通过越来越有艺术感的装饰和不断增添的特色，怀表愈发成为体现主人财富、审美、摩登思想以及对时间掌控能力的象征。到了十七世纪末期，在最好的钟表样品上已经出现了秒针。而到了十八世纪中期，一位日内瓦的钟表工匠发明了一种自动装置，这是通过身体活动来给钟表上发条的机械装置。
于是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十年，男士们已经习惯在他们的马甲里塞上两块配以精美表链的怀表。[ 引自：R.Wendorff: Zeit und Kultur. Geschichte des Zeitbewusstseins in Europa.Opladen 1985, S. 266-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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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农人家里，齿轮钟则是以座钟的形式开始传播的。从十八世纪起，一台有摆锤的座钟已经成为农家起居室的固定部分。而率先完成技术与成本突破的就是南德意志黑森林地区的农民。他们会在冬天农闲时节通过制作钟表来维持生计：他们利用金属和木制零件组合的方式，尤其是外壳和其它零件均采用木质，使得钟表制造的成本大幅下降。同时，他们还通过零部件的标准化生产对钟表制造进行了优化改革。1720年前后，一个黑森林的农民工匠发明了一套锯齿型工具，使得制作钟表的周期从六天缩减为一天 [ 引自： H.Jüttemann: Die Schwarzwalduhr. Braunschweig 1972, S. 40.]。于是，黑森林的工匠们将这种钟表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尤其是北美地区；钟表在那时成为一件日常用品。“器物”在空间上的传播与交易引发了人们文化与精神世界的一系列反应。从前，人们利用太阳和季节等自然方式来计算时间，而到了十八世纪，上述方式就被机械性的时间划分方式所替代。通过机械装置的精确测算，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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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的欧洲人日益习惯于精确的时间。精确的时间一方面意味着人们对时间的控制，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一部分人需要屈服。仆人、工人和雇工日益受到纪律限制，并不得不屈服于钟表（工作时间）对他们的控制。这当然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而十八世纪的教育者们开始培养起的新一代人，却将这种外在强制力逐渐转化为自身的强制力：柯尼斯堡的人们甚至能够根据康德出门散步的时间来调整自家的钟表，而康德的朋友希佩尔（Theodor Gottlieb von Hippel）甚至据此写成了一部大受欢迎的喜剧《守时者》（Der Mann nach der Uhr）。剧中的欧比尔先生一开场就高呼：“连自己的女儿也要你等候，这可真是让人安慰——钟都敲十一点了，她还没到——明娜！（看看了表）又过了一分钟，明娜！——又过了一秒钟，明娜！” [ 引自：张威廉（主编），《德语文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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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同时代人表达出他们在掌控时间上的乐趣以及被时间支配的痛苦，其中最清醒的就是那些出于宗教原因在对待时间上愈加理性和经济的人们 [ 引自：M.Maurer: Die Biographie des Bürgers (1680-1815). Göttingen 1996, S. 400-415.]。那些将时间视为上帝的馈赠的人们（尤其是虔信派教徒）认为应更有效地利用时间，并尽量不浪费时间。在十八世纪的那些行为指南里 [ 例如克尼格的《克尼格礼仪大全》，曹晓寒译，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年。或是富兰克林的《穷查理智慧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不仅要求人们合理利用每一小时，还要合理利用每一刻钟和每一分钟——人类的行为模式发生深远变化的现象已经初现苗头。人们不仅更加重视在完成必要工作方面的速度，同时还将游戏和娱乐视为罪恶的事情——因为这是对时间的浪费。欧洲人这种利用时间的方式很快将他们与其它文化区分开来：特别是英国、荷兰与瑞士等地的新教徒在这方面有着明显的意识，而德国的天主教地区虽然稍显落后，但该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时间测量技术的改善，对待时间的基本态度的重大变化——两者引起了一种普遍性的提速感。在一些领域，比如音乐（尤其是军乐进行曲），人们可以明显体会到这种变化。在十八世纪早期，安哈尔特-德绍公国的利奥波德一世率先在军队操练中对齐步走作出了相关规定。当时德意志士兵每分钟需行进60步，后来改为72步。而到了十九世纪初，在反抗拿破仑的战争中，则普遍都是114步了。[ 引自：R.Wendorff: Zeit und Kultur. S. 264.]
不太容易察觉到速度变化的则是舞蹈。专家们一致认为，早期的舞步相当从容矜持；而在法国路易十四时期，宫廷在引入民间舞蹈的时候还特意减缓了速度 [ 引自： R.Braun/D. Gugerli: Macht des Tanzes – Tanz der Mächtigen. München 1993, S. 106. ]。到了十八世纪，不仅类似小步舞曲这样的宫廷舞蹈速度变快，而且在1770年之后，整体速度更快的对面舞从英国传播到了整个欧洲，其特点是舞蹈更加凸显身体，一大原则是通过重力来体现“节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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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中期，音乐与时间产生了新的联系 [ 引自：R.Wendorff: Zeit und Kultur. S.256-266.]。对于较古老的巴洛克音乐（从蒙特威尔第到巴赫与亨德尔）而言，时间相对于乐曲而言是匀速行进的，而人们主要从空间概念上来理解音乐。而自从斯塔米茨和莫扎特之后（在贝多芬那里达到巅峰），音乐与时间形成了新的关系，也同样是一种提速感。在编曲中，音值和节拍与以往不同，大量使用渐强和渐弱音，并且速度转变尽可能地快。作曲者和表演者沉醉于他们自身对时间的控制之中，沉醉在充满感情的渐快和渐慢中。在巴洛克音乐时期，不同的节奏只是作为音乐中不同的语句依次出现。大型音乐形式，比如奏鸣曲和交响乐，从莫扎特时代开始，就流行以一个快速音乐句结尾：这种结束方式，可以带给人一种紧张感。
专栏作者
梁锡江，1978年生于黑龙江省鸡西市麻山矿，血型O，处女座，但从未发现自己身上的处女座特质，也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竟然学了德语，还成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教授。喜欢读书，不求甚解，喜欢听人吹牛，然后默默转化为自己的段子。生平服膺钱钟书与朱光潜两位先生，以他们为目标，如果以后达不到，那就算了。育有一女，狡猾可喜。闲时翻译，总感觉漏洞百出，但心胸又不开阔，爱听鼓励话，重视名利，宠辱皆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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