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在德语世界：文学中国与真实中国
第一期：知识界的守望：从联邦德国时期的一本鲁迅文集说起
微光中的相遇：二战前后的现代文学交流
如果我们参考梅茨勒出版社的目录，将1938年德译本的《子夜》（Schanghai im Zwielicht，直译为“暮光中的上海”）当作被译介到德语区的第一本五四新文学著作，那么这本书的成书过程对中德现代文学交流的历史就相当重要了。位于这场文学传播中心的是译者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1884-1961）博士，同时也是1931年第一本德语版中国现代小说《歇浦潮》（Fräulein Chang）的译者。
德文版《子夜》
库恩的履历同之前列举的几位同时期汉学家有些相似：他在柏林大学拿到法律博士学位后，于辛亥革命期间在中国从事外交工作。与其他汉学家不同，库恩在1912年返德后虽然回到了柏林大学汉学系，却没有争取教授职位，而是另辟蹊径，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文学翻译上。很快，他就同当时几个有兴趣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的德国出版社合作，将《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等古代文学经典介绍给德语读者，畅销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语图书市场。[1]与其说库恩是汉学界的学者，不如说是一个潜心从事翻译的民间知识分子。《子夜》和《歇浦潮》是众多译作中仅有的现代小说，都以上海为故事背景。应当注意的是，库恩翻译《子夜》的时间是在二战前夜，而他从1912年起到二战爆发就没有再去过中国。也就是说，库恩从得知到决定译介《子夜》期间，都是在德国通过报刊媒体、外交通讯或个人渠道获取关于中国新文学动态的讯息。关于德译本成形是否通过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在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的西方人士，曾经有过一些猜测。[2]但事实上，库恩在译本开篇简短的序言中就已明确说明，引起他对《子夜》关注的并非驻华侨民，而是当时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的馆长胡天石。（库恩 124）胡天石是1920年代初期赴德的留学生，就在库恩任教授助手的柏林大学，很可能是在留学期间同库恩结识。1934年，胡天石在瑞士创办中国国际图书馆，库恩专程前往拜访。据胡天石回忆，库恩因翻译了《金瓶梅》等古典小说在德国译学界小有名气，却被当时的旅德华侨认为是翻译了“极其露骨的淫书，[……]使西方各国人士对我国文学产生极其恶劣的印象”（胡天石 5）而嗤之以鼻，来向胡天石诉苦。胡天石劝他翻译能够反映“当前中国社会现象和黑暗势力”（胡天石 6）的新文学，比如茅盾的《子夜》，并立即找出书借给他。尽管胡天石这篇为纪念茅盾逝世而写于1981年的回忆叙述口吻相当官方，甚至多处与史实记录不符，[3]但他向库恩推介并促成出版《子夜》——德语界翻译的第一本中国新文学长篇小说这个事实无可厚非。库恩翻译《子夜》前后，胡天石已在欧洲文化外交界十余载，作为国际劳工大会“中国顾问”和驻瑞士中国代表加入了茅盾等人建立的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支持国内全面展开的抗日战争。在这个非常时期，向国际社会推介一部描绘大革命后期中国社会现象的作品，既符合胡天石作为国际图书馆馆长的职责，也是一名爱国知识人在海外的责任担当。
弗朗茨·库恩翻译的《红楼梦》、《金瓶梅》
这样看来，这一回围绕《子夜》的中德现代文学交流，就是从库恩和胡天石两位正在共同经历黑暗历史年代、也共同处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知识分子的个人交往开始的。不过，胡天石只是让库恩了解到茅盾的创作；促使这位已游移出学院汉学、走向民间的翻译家动笔的原因，是在于《子夜》以独特的方式表现了“在今天的中国，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融合过程是进展到了何种程度”（库恩 125）。显然，库恩这句话是站在东西文化之间传播者——或者也是“融合者”的立场说的。通过自身参与中德文学传播实践，他密切注视着现代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包括19世纪以来随现代化技术发展和全球性战争促逼而成的“融合”。从这一点出发，《子夜》以一战后欧洲经济恐慌影响下的中国民族工业危机为时代背景，的确呈现了20世纪初期中西政治文化的影响与交汇，以及融合过程中中国社会出现的激烈的冲突、民族的困境甚至人性的危机。除此之外，在序言的末尾，库恩还提醒读者把《子夜》中描写的年代同四年后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联系在一起，称书中的事态也许“有助于这个重要革新运动的建立”（125）。库恩这个政治上多少倾向国民政府的理解，包括他译作中的一些转义后来受到了中国研究者的驳诘。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库恩邀请德语读者将《子夜》当作“新生活运动”之前的“子夜”来阅读，延续的正是促使他翻译这本书的逻辑。他在茅盾的书写中看到了中国现代社会文化里不可避免的东西方“融合”，并以此看到了中国社会对一场结合东西方思想文化革新——比如混合了东方儒家和西方基督教思想的“新生活运动”——活的迫切需求。无论这样的理解正确与否，对于处于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的库恩来说，如何通过改革来规避，或者至少是减轻东西方在现代危机中相遇后的社会冲突和政治灾难，是非常值得关心的话题。
然而，冲突和灾难已无法避免。库恩为他的《子夜》译作写序言的日期是1938年5月。两个月以前，希特勒在人群的欢呼中来到维也纳的英雄广场，宣告德国和奥地利在纳粹党统治下合并，正式开始了对整个德语区的犹太人以及所有持不同意见者的迫害。德语世界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夜晚。将一名来自中国的左翼作家长篇小说译介到此时的德语区，无疑可以看作一种来自德国智识阶层对政治现实的抗议。这种抗议虽然微弱，却如同黑夜前最后的微薄的光芒，代表的是微乎甚微的、需要勇气来维系的希望。库恩译本的标题《暮光中的上海》参照了茅盾最初为这本小说选的名字“夕阳”，以及英文版的标题（The Twilight: 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而没有直接翻成“子夜”。标题中“上海”一词很可能是出于大众市场的考量，而前面这个有“微光”、“暮光”、“曙光”或“双重光”之意的德语词Zwielicht，在体现出他对茅盾作品的理解之余，也暗藏了个人在黑暗历史时期留存的一线微弱的希望。
就这样，东西方在世界战争前的微光中经历了一场文学相遇，共同走向最黑暗的时刻。《子夜》译本本身在不断恶化的政治环境中的接受情况倒并没有太过不堪——至少在胡天石的回忆里，库恩后来写信告知这本书在德国发行情况很好，甚至“大有洛阳纸贵之风”（胡天石 6）。这个说法固然有些夸张，但这本书的发行量确实可观：当年的发行量为4000册，1939年又加印了2000册。（Kuhn 1980:70）胡天石将此归因于库恩“亲蒋”的错译，并引用西德左翼奥伯鲍姆出版社几位编辑的发现，说库恩是因为最后将《子夜》结局改成蒋介石控制中国的局势，才得以通过纳粹政府的审查发行。这个解释有些过于简单。二战期间，虽然德国汉学研究基本没有倒退，甚至因纳粹政府的资助而扩大了规模，但对以反封建革命为社会背景的中国现代文学不无警戒；承受巨大禁查压力的出版社也没有再接受库恩继续翻译更多现代文学作品的提议。从译介记录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同德语地区的交流在这个时期基本是一片空白。继《子夜》后，梅茨勒目录记载的第二本中国现代文学德译本是1947年从英文版转译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Rikschakuli），由一家瑞士出版社发行。由于二战期间德国和奥地利境内恶劣的审查制度，德语世界的文化传播中心渐渐向不受纳粹统治而相对自由开放的瑞士德语区转移。不仅是大多数文学创作译本，连第一本德语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于同一年在瑞士发行。这本文学史的作者是二战前夕就作为《大公报》驻欧记者侨居英国的萧乾，由后来第一本鲁迅著作的德译者、奥地利传奇文学经纪人卡尔莫（Josef Kalmer，1898-1959）翻译出版。卡尔莫同萧乾的个人交往大致始于二战期间。1938年，卡尔莫因犹太背景遭到纳粹政府的追捕迫害，在维也纳驻奥使馆中国官员的帮助下于1939年流亡到英国，开始了跨语种文学的出版生涯。流亡期间，卡尔莫已注意到萧乾在伦敦的中国现代文学系列讲座，而战后他翻译成德语的现代文学史就是由择选的几篇萧乾讲稿组成。就卡尔莫在德语区中介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书籍的经历，瑞士汉学家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1958-2017）曾在一篇史料文中详述。冯铁参考了不少卡尔莫私人档案馆里的生平材料，不仅有考据地叙述了卡尔莫在德语界传播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历，还对其翻译鲁迅、茅盾和赵树理的原文进行了仔细分析。在文章的最后，冯铁总结道，“卡尔莫的译文展现了出众的技艺，它为中国现代文学在德语区的接受史涂上了一层持久的底色，尤其是德语界对作家鲁迅的认识和接受。”（Findeisen 410）
冯铁对卡尔莫贡献的评价是基本准确的。卡尔莫的鲁迅译本在1955年由西德共产党支持的项目出版社（Projektverlag）发行——后来1970年代布赫在他的鲁迅译本选集中特意提到了这本具有先驱性的译作。事实上，在此之前，卡尔莫的另一本德译鲁迅选集也与萧乾的文学史同时在瑞士发行，在冯铁文中也有所提及。冯铁没有继续考证挖掘的是这本1947年鲁迅选集在德语社会进一步的影响力。1951年3月15日，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上出现了卡尔莫翻译的一篇鲁迅短文《风筝》（Drachen），很可能是鲁迅作品第一次出现在面向德语大众的纸媒上。我们知道，早在1930年代，鲁迅作品的译文就开始陆续出现在德国期刊上。可是，这些期刊面向的是学术界，而且通常集中在东方学研究领域的汉学圈。相反，《时代》周报是当今德语世界最重要的报刊，读者群定位在以知识阶层为主的社会大众。二战结束后才在汉堡创刊的《时代》周报，在1950年代初期还没有今天那么庞大的读者群，发行量却也在45,000多册左右[4]，其影响力是几所大学东亚系订阅流传的汉学期刊无法比拟的。当然，在《时代》周报上发表的鲁迅作品只是卡尔莫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数篇文学翻译之一。作为文学经纪人，他从战前就开始同各种公众报刊联系，推介外国文学译作以及关于异域生活的创作，在流亡岁月于异乡重铸文学桥梁。在卡尔莫这样独立中介人的推动下，中国现代文学在德语界的传播范围从狭小的汉学学术圈渐渐扩至知识大众，迎来了战后的曙光。
然而，曙光中的相遇又是短暂的，因为这道光很快又分了岔。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德国被划分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成为苏美冷战意识形态的战场。德语区内部的文化交流被划分东西德政治边界的墙宇阻隔，中德现代文学的交汇也从此分流。冷战前20年，中国现代文学在德国的传播主要依照的是两个政治区域泾渭分明的文化政策。墙阻隔了文学书籍的流通，却无法阻断卡尔莫的文学代理工作。从1950年开始，卡尔莫的名字时常出现在东西德两边境内新的中国文学出版物上，虽然他主要的居所是在民主德国，并且翻译经营的也多是符合东德社会主义政治话语的作品，比如茅盾的后期创作和 “普罗文学家”赵树理的代表作。在德语区传播中国新文学的过程中，这位奥地利的文学代理人超越了政治霸权强制划分的东西德界限，用陌生的文学提醒他的同辈，至少在语言文化接受层面上，德语世界是一个不可轻易分割的整体。
1.关于库恩译者生平的汉语文献，有汉学家马汉茂在库恩诞辰100周年时向中国读者介绍所作短文：马汉茂、叶永烈（记），“红楼梦的德译者库恩”，《读书》10（1984）：101-105。
2.有人曾推测中间的媒介是著名美国左翼知识分子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当时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中国特派记者。史沫特莱在中国时同茅盾交情甚好，曾于1935年找人将《子夜》翻译成英文，并让茅盾写英译版序言。参见周正章：“鲁迅、胡风和茅盾的一段交往：关于英译本《子夜》的介绍”，《鲁迅研究月刊》1（1982）：“这位博士（库恩）是否和史沫特莱有联系? 估计可能性很大。”（5）。
3.胡天石在叙述库恩解释他此前选择翻译《金瓶梅》等作品的“错误”时“推托”说自己从未到过中国，显然与事实有较大出入。
4.当年具体发行量为45,436（比较：2017年发行量达到505,000册），该数据来源于德国发行统计局（IVW），援引自网站：
http://meedia.de/2016/02/16/70-jahre-die-zeit-im-auflagenvergleich-durchbruch-in-den-60ern-auf-dem-gipfel-anfang-der-90er-und-jetzt/。
资料来源：
作者：顾文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本文转载自澎湃新闻，2019年12月26日，责任编辑：顾明，校对：刘威，澎湃原文标题：中国现代文学在德语世界：文学中国与真实中国。
本文首发于《中国比较文学》2019年第3期，原题为：中国现代文学在德语世界传播的历史叙述，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