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笔者偶然得到了随在柏林生活工作的一群国际记者走进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Das Politische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 ）的机会，为我们讲解的是这里的负责人 Elke Freifrau von Boeselager教授。
这位教授名字里自带的“冯·伯泽拉格尔女男爵”本身就带着绕不开的历史感。假如写下来，恐怕又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可惜此行她没有给我们问她个人问题的机会。
从德国外交部“欧罗巴厅”所在的建筑乘一个仿佛007电影的电梯下到地下18米深处，就来到了这个二十世纪30年代兴建的档案馆、这里严禁拍照，笔者只能隔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档案架和防腐蚀档案箱，想象历代工作人员所付出的劳动。
冯·伯泽拉格尔女男爵教授说，这里存放了从1867年至今的德国外交档案、条约等。据我们获得的介绍材料，当中包括3万份条约、300件实物和1万张照片，文件长度超过26公里。
一言以蔽之，从俾斯麦时期到默克尔政府的外交档案，都收入到这个固若金汤的地下迷宫中。
一路走下来，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世界史（更确切地说，是德国与世界打交道的历史）尽收眼中：1868年美国国会批准德国移民国籍归化问题的文书；用法文书写的1906年通过的国际无线电通信规则；教皇本笃十五世1917年发表的呼吁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各方止戈，但最后徒劳无功的公开信……
走到最上面一层，德国人把最宽敞明亮的展厅给了最终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的《2+4条约》。
（笔者获赠《2+4条约》复制版，卷首有德国时任外长施泰因迈尔的前言。他说，当时许多人期待的“历史的终结”[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概念]并没有实现。）
这份条约后来成为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上的人类共同遗产。
“根舍、德迈齐埃。”记者们毫不费力地认出了为记忆遗产揭幕的当年签署者照片，“这是谁？哦，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位保加利亚女士（指秘书长博科娃）。”
听说我是在场唯一一个中国来客，冯·伯泽拉格尔女男爵教授很高兴地向我介绍了他们的一件藏品：
1933年8月2日，青岛啤酒厂向德国开姆尼茨“日耳曼尼亚”公司订购设备的信函。我也很高兴地告诉女男爵教授，青岛啤酒到今天还很好喝，还是深受中国人喜爱。
到了问答环节，气氛照例变得不那么轻松。
捷克记者问，瓜分捷克的《慕尼黑协定》原本在不在？
教授的男同事答：有，但我们不展出，因为这也被认为是我们的历史珍迹。
拉美记者问，有没有前纳粹分子在智利的“尊严殖民地”（Colonia Dignidad）相关文件？
女男爵教授答，没有，这里主要为条约，殖民地事务档案在联邦档案馆。
（东西德和英法美苏代表在《2+4条约》上签字）
之后还有记者问到与亚美尼亚大屠杀、希腊债务危机等相关的条约原本。
女男爵教授总结说：我们需要在公众的利益、知情权和现实政治的张力下工作。我们既是历史的守卫者，同时也是国家的工作人员。
她还不无骄傲地提到，德国外交部是最先成立“独立历史调查委员会”的德国部委，该委员会委托历史学家独立地调查外交部在纳粹时期及战后扮演的角色。在那之后，德国其他一些部门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
“希望各位参观这里后，对我们所处的Dasein（她用了海德格尔喜欢用的‘存在’）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更加形象的了解”。
资料来源：彭大伟 文/摄
微信公众号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2016年10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