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海拾英 | 中德建交的“穿针引线”人

发布时间:2018-01-14浏览次数:308

为纪念中德建交45周年,访谈录《忆海拾英:中德建交45周年访谈录》中德文双语版于2017年金秋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收有对两国合作交流做出重要贡献的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各界人士的访谈实录共20篇,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为该书作序。

本期刊载书中对前中国驻德国大使、前外交部副部长王殊的访谈——《中德建交的“穿针引线”人》。

今年是中德建交45周年,回顾这45年的历史,不能不提中德两国建交的“穿针引线”人——王殊大使。已经93岁高龄的王大使对中德建交的往事依然记忆犹新,面对记者侃侃而谈。


记者:
您是中德建交的参与者与见证人,建交前,您做了大量细致并富有成效的工作。请您讲述一下建交前各项准备工作和一些具体细节。
王殊:

1972年初,随着中美接触、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尼克松访华,以及许多国家陆续同中国建交,我们在波恩新华分社同样感到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很多德国政界和经济界著名人士表示希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由于当时中国和联邦德国尚未建交,中国媒体只有新华社一家,新华社驻波恩分社便成了两国之间沟通了解、交换意见的渠道。但当时,国内政坛对中德关系有很深的偏见,我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分析,提出了改善与联邦德国关系的调研报告,为此受到了外交部的内部通报表扬。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看了我的报告后认为很有参考价值。我在与德国政界人士接触中注意到,德国方面很希望去北京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特别是与政治家施罗德近距离接触后,我进一步了解到德方的内部想法,于是我把这一情况反馈回国内,周总理经过反复考虑后做出决定,以外交学会名义邀请当时的西德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反对党基民盟副主席施罗德访华。他到北京后,同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进行了三次会谈,就建交公报签字一事达成了书面的内部谅解。我参加了上述活动。回波恩前,周总理交代我在拜见西德领导人时,可告德方我国政府希望早日谈判建交的愿望。我在8月10日拜访了西德外长谢尔,向他表达了我国政府希望早日谈判建交的愿望,并邀请他在建交公报草签后到北京正式签署公报。此后经过多方磋商,联邦德国外长谢尔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在1972年10月10日飞抵北京。第二天,他同姬鹏飞外长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翻开了中德两国关系的崭新一页。


1974年底德

国总统谢尔(前排左一)在接见外交使团时与王殊(右二)握手


记者:
当时中德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遇到了什么阻力和困难?
王殊:

尽管德国各界人士均认为,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条件已成熟,但当时执政的社民党主席勃兰特总理推出了“新东方政策”,其“先苏后华”的外交重点仍在东欧。社会民主党内甚至有高层人士担心对华关系会影响“新东方政策”。我发现,在野的联盟党很想利用同我国的关系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地位,不少反对党领导人如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托人向我表示希望访问北京。我分析认为,执政的社民党对发展同我国的关系顾虑很大,短时间内在对华政策上不会有太大进展。如果我们邀请一些反对党知名人士访华,可能会对德政府造成一定压力,推动他们考虑同中国的关系问题。在与施罗德接触后我认为,他有反对党副主席和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双重身份,如果邀请他以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访华,既对联邦政府造成一定压力,又不至于过分得罪政府。这一建议得到了周总理和外交部的认可。施罗德访华后不久,中德双方代表在波恩开始举行谈判,我被任命为谈判代表。尽管已没有棘手问题,但谈判还是进行了40天,德方一直在是否能承认西柏林地位问题上与我们纠缠。一直到9月25日双方才达成共识。9月29日,我与德方代表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史塔登草签了两国建交公报,谈判顺利结束。

王殊(左二)与德方代表史塔登在草签建交公报后握手


记者:

中德建交45周年了,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王殊:

中国同联邦德国建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系列重大外交决策之一。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朱德、李先念等领导同志还健在,他们对推动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周总理更是周密考虑,亲自安排,起到重要作用。我担任大使的第一件事是安排施特劳斯访华。他是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一直被认为是联邦德国政治中保守派的代表,因此他也是当时苏联、东欧新闻媒体抨击的对象。他曾五次提出访华的愿望,当时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般人对邀请这样一个右翼人物到中国来访问是想都不敢想的。我曾在一次回国述职时见到周总理,并向他做了汇报。周总理说,毛主席拍了板,说可以马上邀请他来,毛主席还说“我不怕右派,我可以同他们谈,尼克松来就是我同他谈的”。

施特劳斯在中国受到了毛主席和邓小平副总理的接见,他同毛主席谈了近两个小时,施特劳斯还去北京医院看望了患病的周总理。施特劳斯谈到,他同毛主席、周总理讨论了欧洲和世界安全、缓和、裁军等问题。施特劳斯说,“毛主席和周总理是20世纪的两位伟人”。他还说过,在评价世界局势和各种力量时,“必须把正在成长的大国中国也放到整个估价中去,当时我的观点受到讽刺、嘲笑和公开诽谤”。他此次中国之行对他曾经所说的话“感到在这里得到证实”。

1975年10月王殊(前排左四)陪同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前排左二)游览长城

采访结束时,王殊大使送给记者一本他撰写的《中德建交亲历记》一书。书的扉页上写着:20世纪70年代,王殊同志以新华社驻波恩记者身份,广泛接触西德各界人士,为中德建交牵线搭桥并主持中德建交谈判。中德建交后又负责筹建使馆,后又任驻德大使,为中德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采访:柴野、李越)

王殊,生于1924年,1949年前任新华社军事记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新华社驻外记者。1969年底任新华社驻波恩分社记者。1972年9月,中德进行建交谈判,王殊被中国政府任命为谈判代表。中德两国建交后,他被调到外交部并派往德国组建中国驻德使馆,1974—1976年任中国驻德国大使。1978年至1980年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曾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等职。
资料来源:
资深媒体人柴野先生主编的《忆海拾英·中德建交45周年访谈录》一书,由德国柏林禧利旅行社赞助出版。
我们在此特别感谢德国柏林禧利旅行社和柴野先生授权“中德人文交流”转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