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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中国能力与中国的德国能力” 国际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举行

发布时间:2017-12-08浏览次数:265

12月2日至3日,“德国的中国能力与中国的德国能力” 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同济大学四平校区中德大楼举行。本次会议由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同济大学中德学院主办,由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系、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孔子学院协办。

来自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德国哥廷根大学、德国图宾根大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德国文化政策协会、德国对外文化关系研究所、意大利地缘政治杂志《Limes》、上海安永、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共计60余名专家学者前来参会。会议围绕“作为话语的中国”、“德国的中国能力”及“中国的德国能力等议题展开。

研讨会开始前,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和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董琦教授分别致辞。江波校长在致辞中谈到正在崛起的中国需要审视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问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顶层设计下,中德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显得更有必要性和紧迫性;董琦教授提到德国科研部和中国科技部分别出台了《中国战略2015-2020》和“德国战略”,希望中德人文交流机制能够提供给双方提供智力支撑。

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博士致辞

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董琦教授致辞

此次研讨会共分三个单元,分别于12月2日的上午、下午和12月3日的上午举行。

12月2日上午的第一单元中,首先演讲的是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夏多明(Dominic Sachsenmaier),他的视频发言的题目是“全球史视角下的现代中国”。夏多明教授谈到了目前国际史学界的热点话题之一——如何面对“后欧洲中心主义”。世界史这个概念对中德双方有着不同的意义,由于学科背景和学术等级的差异,导致看似共有的学术边界却在东西方的学术框架内有着不小的分歧,这是中德双方学术界都必须加以严肃讨论的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的单世联教授考察了过去两百年的中德思想发展史,指出德国曾有一个从古典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向,法西斯主义则是德国走向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近两百年的民族主义的另一个面向:挑战和否定传统,二者的共同点则是对个人主义的边缘化,所以德国民族主义的很多思想潮流被中国寻找救亡图存的知识分子加以吸收和利用,到今天仍有巨大影响力。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在对单世联教授发言的点评中指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开启了德国现代个人主义之路,这条线值得注意。

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胡春春博士、副教授在现场发言

第一单元的下半场首先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白彤东发言,题目为“儒家拯救世界”。白彤东教授指出当今世界出现了很多顽疾,比如民粹主义的兴起和“民主模式”的失效等等,而中国的儒学可以给这些顽疾开出药方。比如领袖选拔和如何处理“爱国主义”等问题。儒家思想中有大量的现代世界主义的资源可以利用。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的Helmut Heit教授的发言主题是“德国哲学中的中国元素”。叙述了从莱布尼茨到黑格尔等著名德国哲学家眼中的中国与东方世界。在中德双方掀起的“尼采热”中,Heit教授提到中国哲学可以帮助德国提高全球哲学理念和认识中国的能力。

因故没能到场的德国图宾根大学中国中心施寒微教授进行了视频发言。在演讲中提到的一个关键词是“空置中央”概念。对“中央”的空置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第一单元中最后一个发言的是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的冯晓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谈中德双方认知对方的能力。冯晓教授认为,无论在实证经济学还是规范经济学的框架下,中德双方都有巨大的探索空间,而且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可以给双方化解认知分歧提供宝贵的思想平台,比如中国企业在海外建立党支部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中国经济模式中的调控和规范,需要德国方面从实证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去理解。

在下午的第二单元中,首先发言的是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的Steffi Robak博士,题目是“德国高校对中国能力的隔膜”。Robak教授的发言主要分两个方面,就文化层面中的“迁移文化中的混合化”和教育学进行了探讨。对于“相互间的外来性”这一文化议题,Robak教授认为中德双方都要学会如何逐步理解他者并换位思考,同时也要有能力在不同的意义系统中进行相互的交换和游走。

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大地测量系的Ingo Neumann教授从理工学科的角度阐述了科学与文化理解中的中德关系。汉诺威是2017年第一个开孔子学院的德国城市,双方合作空间广阔。从理工科的视角看,比如在基础设施的道路建设方面,中国的里程数差不多是德国的5倍,包括轨道建设和高速铁路。水路交通的建设,双方也有10倍体量的差距。德国在基础建设和高科技领域与中国合作的意愿很迫切,如从2014年开始,Neumann教授的研究所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签署了一系列广泛而密切的合作项目。

研讨会现场

德国柏林工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文化中心的艾思古(Sigrun Abels)博士则陈述了跨学科的教学和科研最佳实践案例来论述中国能力。艾思古博士举例,在教学方面,德国方面有一个学习的共同合作的课程,学生可以修30 个学分得到证书。有很多机械和电气等工程学科的约300名学生参与了进来,他们的学科跨文化、专业和技术等领域,还有的结合了历史或工程类的专业。

第二单元的下半场首先发言的是上海安永公司的Titus von dem Bongart,题目为“德国社会的中国能力:诉求与现实”。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20年的一线经济专家,他阐述了很多具体的职场案例以分析“德国社会中的中国能力”。发言中Titus von dem Bongart以华为公司在德为例,指出德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仍然相当滞后,而且他还批评了德国媒体对华报道和德国企业对中国员工的培训方面持有的傲慢与偏见:目前德媒仍没有办法用一个平衡的语调和分析的方式来描述和分析中国问题。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芮悟峰(Wolfgang Röhr)博士发言的主题是“德国政治界的中国观”。芮悟峰博士在演讲中提到今年下半年德国政坛由于大选带来的各种焦头烂额的状况,使得中国议题变得有些少,不过仍有一些积极正面的可喜变化。尽管如此,芮悟峰博士一阵见血地指出德国政坛对中国的批评成为了一种“表演套路”。以批评中企建立党支部和《明镜周刊》的《醒来》为例,阐述了德国政坛和媒体对华视角的新动向。


Robak博士(前排左一)和芮悟峰博士(前排左二)在研讨会现场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德人文交流中心副主任毛小红在12月2日的研讨会中最后一个发言。演讲中她以中国视角为主线,论述了德国与中国互相需要怎样的知识和能力。毛小红指出,中德关系目前处在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一方面是连续性不太能够保证,另外还有潜在的断裂的危险,比如德国外长对中东欧对华合作的批评,以及德国商会的利益诉求问题。毛小红还以前不久中国U20足球队遭遇“藏独”旗为例,认为德方对认识中国能力方面还有所欠缺。

12月3日研讨会进入到第三个单元。德国文化政策协会的Iris J. Magdowski博士和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孟虹博士发言的共同点是文化交流的源与流,前者的发言涉及到了文化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而后者涉及到对历史记忆的重新构建,比如德国极右翼思潮的发展和德国民粹主义的历史有着很深的渊源。

意大利地缘政治学双月刊的编辑Giorgio Cuscito在现场用英语做了演讲,题目为“当下的欧洲需要何种德国”,他提到默克尔总理提出了双速欧洲的策略,这是德国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大陆的一种形式化,它包括把这些国家变成德国供应链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所谓的中部欧洲的一部分,而意大利则被“一分为二”,南部意大利不在这个供应链的版图内。

与会人员合影

第三单元的最后一部分首先发言的是德国对外文化关系研究所的Odila Triebel博士,题目为“德国能力作为合作能力?一个对外文化政策的问题”。她介绍了德国的对外文化政策走了哪些路,她的理念是莱布尼茨式全球的理解,呼吁建立一个全球的学习共同体来相互的学习和交流。此外,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的白滨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的孙进博士、教授和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杜卫华博士、副教授分别从人文交往中的功用、中国留德学生的德国能力和中国大学生的德国能力培养方面阐述了教育领域内的双方能力探索问题。

历时一天半的研讨会共有来自中、德、意等国的20位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了发言和讨论。研讨会每个单元均有上下两个半场,每个半场设主持人和点评人。本次研讨会在一系列友好而又激烈,以及极其富有洞察力的思想交锋中,于12月3日中午圆满结束。


资料来源:观察者网,2017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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