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海拾英 | 中德文化交流的先行者

发布时间:2018-04-22浏览次数:335

为纪念中德建交45周年,访谈录《忆海拾英》中德文双语版于2017年金秋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收有对两国合作交流做出重要贡献的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各界人士的访谈实录共20篇,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为该书作序。

2014年,中德两国确立了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定位,为新时期中德关系发展确定了方向。中德关系的三大支柱是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我们公众号也将以这三大支柱为主线,连载本书内容,向读者展现中德建交45周年来,奋战在各个领域的人士如何投身建设良好的中德关系。

上期回顾:这份友谊给我力量

本期刊载书中对北大教授严宝瑜老先生的访谈—— 《中德文化交流的先行者》。

春光四月,记者在北大燕东园堆满书籍和音乐唱片的书斋里采访了94岁高龄的北京大学教授严宝瑜老先生。严老长期从事德国文学及古典音乐的研究工作,为促进中国与德国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记者:严老,您什么时候开始与德语结缘,为什么喜欢德语?
严宝瑜:中学时期我在启蒙老师那里听到他家一架摇发条的留声机上用竹针(抗战时买不到钢针)放送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从此以后,在我的心中树起了不可磨灭的贝多芬形象。这支交响曲让我感受到音乐这种艺术,具有影响人类心灵的巨大力量。我爱上了它。由于对贝多芬的兴趣,我开始自学了一点德语,比如A,B,C,D……der,die,das。我在大学读的是英语专业,大二时,学生必须选修一门第二外语,很多人都选择了法语,我是整个外文系里唯一一个选择德语作为第二外语的学生。当时同学们对德语印象不好,因为那时大家都看过电影《大独裁者》,电影中希特勒讲的德语令人反感。而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怎么能把德语与希特勒等同起来,你们为什么不提歌德、海涅的德语呢?所以我选择德语是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的。


记者:贝多芬这位伟大音乐家的祖国使您向往德国,您什么时候实现了去德国学习的愿望,请您讲述一下如何寻访贝多芬的足迹以及其中的感受。
严宝瑜:对于贝多芬诞生的国家——德国我非常向往。新中国成立前,去德国对我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梦实现了。我被北大派往当时的民主德国留学,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德国文学。我虽然主修的是德国文学,但心里惦念的是音乐和贝多芬。在那里我不放过任何机会去听音乐,并试图去寻访贝多芬的足迹。但真正寻访到贝多芬的足迹是中德建交以后的事。1972年中德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我才有更多的机会前往贝多芬生活和居住过的地方。1987年我率领一个德语教师代表团应奥地利教育部的邀请赴奥学习。我利用这个机会寻访了贝多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1988年至1990年我在巴伐利亚州拜罗伊特大学教书的时候,又多次去波恩造访贝多芬故居。1996年我利用到莱比锡开会的机会,再次到维也纳去寻访之前未曾看过的贝多芬足迹。只要有机会路过波恩,我都不会放弃到贝多芬出生和度过少年时代的故居去瞻仰这位伟人。我到过海利根施塔特,这是贝多芬创作D大调第二交响曲和出现耳聋现象而写绝命书的地方,去过贝多芬写“英雄交响曲”的寓所,也曾光临过贝多芬常常去散步的树林和小溪。他在那里得到了“田园交响曲”的灵感。贝多芬在遗嘱中说“不是金钱,而是德行才能使人幸福”。贝多芬的人品和他的音乐一样崇高,我给北大学生上音乐课,就是想通过贝多芬的音乐对现在的青年学生进行熏陶。

作者1956年秋奉调为赴维也纳及联邦德国访问演出的“中国艺术团”做翻译,这是作者33岁时在维也纳贝多芬塑像前的留影


记者:1983年4月,在您的积极参与下,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成立,这是中德建交后两国文化研究与交流的一件大事。正是您和其他德语界老前辈极大地推动了德语文学在中国的研究和传播,使德国古典文学走近中国人民。您都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严宝瑜:我在北大西语系主要教授德国古典文学,创办了北京大学艺术学系,身兼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和艺术学系教授。我向学生和读者介绍了大量德国古典文学,一方面客观地在中国介绍了德国先进文化,另一方面也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德国。我先后在国内外发表有关德国文学、中德文学比较、文学和音乐关系及德国古典文学等方面的论文10多篇,译著10多部。中德建交后,我被联邦德国拜罗伊特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时,曾做过大量中德文学比较研究,最有代表性的,如将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这两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小说进行比较。我还发表过《瓦格纳在中国接受之我观》《马勒〈大地之歌〉德文歌词汉译及与原唐诗的比较》《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音乐》《贝多芬在中国的接受》。我为自己一生能为促进中国与德国的文化交流发展做了一些事情感到由衷的高兴!


这儿的树林和小溪是给予贝多芬创作F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第二乐章“在小溪畔”灵感的地方。照片中作者正在小溪中洗手


记者:我们知道,您在退休后仍然在积极地进行中德文化交流工作,继续从事西方古典音乐的介绍和研究,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严宝瑜:1986年秋季开始,我在北大艺术教研室上古典音乐公共课,主要讲授巴赫、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瓦格纳等著名音乐家的艺术史,这个课程受到学生的极大关注。可容纳400多人的北大最现代化的电教报告厅经常被挤得水泄不通,听课学生有一次多达600人,学生们潮水般涌进教室,挤碎了门窗玻璃和教室内摆放的大花盆。学生们之所以喜欢这门课,一是许多同学对西方古典音乐有很大兴趣,二是我的教学方法得当。我没有把这门课单纯当作一门专业音乐课来上,而是把它当作音乐文化课来讲。比如我讲贝多芬,我不单单讲贝多芬的音乐,而是以贝多芬的音乐作为一个核心,由此扩展出去,讲时代背景、哲学思潮、文学和音乐的发展趋势等。这样一来,我讲的音乐课视野开阔多了。

严宝瑜作为拜罗伊特大学客座教授给学生们上课

望着满屋图书,特别是那些德国文学原著、乐谱和光盘,严老说这些都是他的宝贝。那种满足,那种老年童真,那种对从事了一辈子中德文化传播事业的自豪感,满满地写在脸上。

(采访、翻译:柴野、李越)



严宝瑜,北京大学教授,生于1923年。1942年考入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学习作曲理论。1944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学习西方文学。1946年转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德语助教。1952年转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协助冯至系主任管理该系教学及科研工作。1954年至1958年作为研究生被派往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日耳曼语文学。1983年至1984年赴民主德国魏玛参加德国古典文学研究所科研项目,1988年至1990年受聘在西德拜罗伊特大学任客籍教授。

资料来源:
资深媒体人柴野先生主编的《忆海拾英·中德建交45周年访谈录》一书,由德国柏林禧利旅行社赞助出版。
我们在此特别感谢德国柏林禧利旅行社和柴野先生授权“中德人文交流”转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