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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世纪以来德国民众福利态度的变化及影响因素

    发布时间:2018-06-29浏览次数:13

    德国的社会福利体制为提供社会保障、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正和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图为2017年8月24日,德国首都柏林,63岁的Richard(右)在一处救济中心领食物,他的退休金不够维持生活。© 视觉中国


    一、引言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引入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的国家。早在19世纪80年代,时任宰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就通过立法建立了医疗、工伤和养老保险制度,之后其他西欧国家视之为典范并纷纷效仿。

    1949年德国颁布的《基本法》第20条和第28条为德国“社会国家”原则奠定了宪法基础。一方面,德国社会福利体制作为“德国模式”的支柱之一,为提供社会保障、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在战争和危机时期,德国社会福利体制在相当程度上为民众提供了生活保障,抑制了分配不公,避免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另一方面,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它也暴露出了一些弊端,比如造成养懒汉、劳动力成本高、国家债务负担重等问题。“德国模式”也因此受到质疑。

    这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德国如何在现有的福利模式基础上进行社会福利体制改革,既发挥其对保障民众生活水平和社会公正的积极作用,又避免高福利对政府财政的压力和对就业市场的消极影响?在这一问题上,德国民众对本国福利的评价和态度至关重要。任何社会福利体制改革都需要社会合法化,需要被广大民众接受,才不会引发大的社会冲突,也才能让民众有更大的“获得感”。

    有鉴于此,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是:新世纪以来德国民众对社会福利体制的态度如何,出现了怎样的历时变化?其影响因素又有哪些?为此,本文首先参考国外学界、尤其是德国学界有关福利态度研究的现状,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然后根据德国现有调查数据分析德国民众自新世纪以来福利态度的发展变化及其成因,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福利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福利态度,指的是民众对国家为保障社会经济稳定和公平而推行福利政策与措施的看法和观点。从民众的福利态度可以看出民众对国家社会福利的评价和期望。


    01 福利态度的分析维度

    在西方学界、包括德国学界,早期对福利态度的维度分析还比较单一。比较全面的研究来自德国美因茨大学(Johannes Gutenberg University Mainz)政治学系教授罗勒(Edeltraud Roller)1992年的分类。罗勒将民众对福利国家的态度区分为三个分析维度,即对福利国家的目标、方式和结果的态度,每个维度之下又进行了细分。

    福利国家的目标指国家为实现社会经济保障和社会公正所承担的福利责任,可分为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政府为实现特定目标应承担的福利责任范围是什么,要达到何种程度?方式指国家为实现既定目标采取的不同工具和手段,可分为制度和措施。制度是长时间设立的,养老、医疗、失业、事故和护理保险构成了福利国家制度的核心;措施则是具体的,大多是有期限的,比如劳动力市场改革。结果指福利国家为实现既定目标利用具体手段所达到的效果,可分为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结果。有意识的结果通常是积极的,比如消除贫困、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等;无意识的结果往往指某些措施带来的负面后果,比如滥用职权、养懒汉等。

    德国科隆大学教授安德斯(Hans-Jürgen Andreß)等学者于2001年在罗勒模型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增加了第四个分析维度“融资”,将民众对福利融资的支付意愿(比如通过缴纳保险费或纳税)视为国家实现福利的重要前提条件。除此之外,他们还在方式维度上增加了行为体因素,将民众对福利政策实施行为体的信任考虑进去。

    由此,目标、方式、结果和融资这四个分析维度构成了福利国家的评价体系。以下是安德斯等学者建构的福利态度的多维度分析模型(图1)。

    02 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

    在对福利态度进行多维度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解释福利态度产生的原因,即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民众的福利态度。学界通常从宏观的国家和社会层面以及微观的个体层面展开研究。宏观层面主要考察总体经济形势、福利体制及文化、福利政策等对福利态度的影响;微观层面则主要考察个人自利、社会化、价值观等对福利态度的影响。

    1 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

    (1)总体经济形势
    在宏观层面,福利态度首先受本国总体经济形势的影响。这是指,民众对国家提供福利的期望取决于经济现状以及经济发展预期。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Universität Duisburg-Essen)教授霍夫埃克(Dirk Hofäcker)对1990至1996年德国的社会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在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范围方面(劳动力市场政策和收入政策),总体经济形势和福利态度呈负相关。当本国总体经济状况变差时,民众更加将劳动力市场政策和收入政策视为政府应承担的责任。但在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程度方面,总体经济形势和福利态度则更多呈现出正相关,即当本国总体经济状况变差时,民众也降低了对政府福利支出的要求。霍夫埃克还试图考察民众主观感知的总体经济状况和个体经济状况对福利态度的影响,但仍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

    由此可见,总体经济形势对福利态度影响的解释力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进一步细化并结合其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2)福利文化
    不同社会福利体制的国家或地区的不同福利文化,也会对民众的福利态度产生影响。巴塞罗那庞贝法布拉大学(Pompeu Fabra University)教授艾斯平-安德森(Gøsta Esping-Andersen)按照福利国家的去商品化即个人不必依赖出卖劳动力就能维持生活的程度,将福利国家模式分为三种类型。

    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的去商品化程度最低,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国家只应当向那些应该得到福利的公民提供相对较低或者定额的给付。保守-合作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去商品化程度和国家干预水平居中,国家主要是通过社会转移支付提供保障。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瑞典、挪威和丹麦为代表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去商品化程度最高,强调国家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其目标是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平。

    大量研究表明,福利体制从自由主义、保守-合作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公民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支持态度通常表现出从低到高的差异性。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表明福利体制对福利态度的影响不完全遵循此规律。

    德国哈勒-维滕贝格大学(Martin-Luther-University Halle-Wittenberg)学者利普尔(Bodo Lippl)还将四种典型的公正理念与艾斯平-安德森对社会福利国家的分类结合起来,证明了不同的公正理念根植于拥有不同福利体制的国家或地区中。

    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责任,认为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的按劳分配是公平合理的,这种公正理念为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主导;保守主义认为应维持现有的分配秩序而较少进行改变,这种公正理念与保守-合作主义福利国家理念相符。而平等主义强调公民平等,认为市场竞争所导致的不平等应由国家干预,进行财富再分配,这种公正理念根植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

    还有一种公正理念是宿命主义,即认为应消极接受分配结果,由于在现实中没有社会福利国家体制与之对应,因此在这里不展开探讨。

    (3)福利政策
    福利态度还受到福利政策的影响。一方面,政策能够为公众提供激励,鼓励和影响个体的行为模式遵循某种特定政策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政策是公众获取信息的来源,从而影响他们的社会认知过程和态度。另有一些研究证明了福利政策的制定和民众态度之间的关系,即民众对福利政策的支持受到政策制定的影响。

    普惠型政策比缴费型政策更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因为普惠型政策能够使更多的人从中受益;缴费型政策比选择型政策更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因为它不仅能够使福利接收者受益,还能够使福利贡献者潜在受益,而选择型政策则仅使福利接收者受益。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不同福利政策的制定对民众福利态度的影响程度不同。普惠型福利政策对福利态度的影响小或没有影响,其原因在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包括在内而产生搭便车的心理;选择型福利政策的影响最大;而缴费型福利政策的影响介于两者之间。

    2 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

    (1)个人自利
    基于理性选择视角,在既定条件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利考量会影响其福利态度。据此,个人更倾向于支持自己能从中获利的福利政策,而对自己无利的则持反对态度。自利因素通常与个人所在社会阶层紧密相关。社会福利的接收者通常会支持国家提供社会福利,对社会福利有较强的依赖性,比如退休者和失业者。社会福利的贡献者需要缴纳高额保险费或纳税而较少直接从福利政策中受益,因而通常会对福利国家持消极态度。而在公共领域,尤其是在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机构工作的人,往往对福利国家的认可度高,其原因在于他们的劳动岗位、事业道路、工作条件和经济报酬均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福利国家的繁荣。

    (2)社会化模式
    个体在社会化过程的经历会对其福利态度产生影响。社会化过程的个体特征指标(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也被看作是影响福利态度的因素。大量研究结果表明,男性、中年人、高收入者更加认同经济个人主义;女性、老年人、低收入者则更加认同社会公正和政府责任。

    一项对29个欧洲国家民众的福利态度进行对比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所有类型的福利国家中,收入与福利态度的负相关性最为明显,强于其他变量。受教育程度对福利态度的影响不如其他变量的影响明显。霍夫埃克通过调查数据证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国家承担福利责任的期望就越低。其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通常与收入挂钩,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也属于高收入人群,他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性较低。但也有研究指出,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认同社会平等的理念,也就越支持国家承担福利责任。另外,在公共领域就职的人由于受其工作条件和经历的影响,往往会产生更强烈的公正和平等的理念,因此会比在私人领域就职的人更加支持国家提供福利。

    (3)价值与规范:公正理念
    个体经历不同的社会化过程,会形成不同的价值与规范,从而对其福利态度产生影响。安德斯等学者为强调价值与规范,尤其是公正理念的重要性,将其单独列为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之一。这里所说的公正理念指的是对社会公正分配的理念,即物质和精神财富应该如何在社会成员间实现公正的分配。安德斯等学者分析指出,持平等主义公正理念的人更加支持政府承担福利责任。他们还指出,个人自利和社会化模式均能影响个人的公正理念,这三个因素又共同影响个人的福利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近期对福利态度的一些研究中,个人对社会公正的感知也开始得到关注,与公正理念共同被视为影响福利态度的因素。个人感知到的社会分配越公正,对政府增加福利支出的意愿就越弱。

    实际上,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较难明确的区分,它们相互作用、共同影响民众的福利态度。图2为安德斯等学者在福利态度的多维度分析模型基础上建构的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模型。通过福利态度的多维度分析模型,我们可以得知民众对社会福利的态度。然而民众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福利态度?这就需要借助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模型来进一步阐释。


    本文以下采用2000至2016年的“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欧洲社会调查”(ESS)、“德国社会调查”(ALLBUS)、德国社会福利国家调查项目(Sozialstaatssurvey)以及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Ebert-Stiftung)的调查数据,依据图1和图2的分析模型,从目标、方式、结果和融资四个维度分析新世纪以来德国民众福利态度的变化,并尝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其产生和变化的影响因素.


    德国民众更加倾向于认可政府采取积极有为、促压结合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比如为失业者提供职业介绍、咨询及培训服务,以便他们尽快重入职场。图为当地时间2017年3月2日,德国柏林,一家工厂里的工人在作业。当时德国的失业率为6.3%,达近20年来最低。


    三、新世纪以来德国民众福利态度的变化


    01 目标维度

    福利态度的目标维度反映了民众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深度和广度的看法。如表1所示,自2000年至今,绝大多数德国民众仍认为应由政府承担福利责任。

    社会保障的核心即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障等依然被视为政府首要承担的福利责任。在提供医疗和养老保障方面,民众对政府应承担福利责任的认同度最高,且呈现上升趋势。在提供失业保障和就业岗位方面,民众的认同度相对较低(仅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有所上升)。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民众对政府承担责任的支持度总体呈上升趋势,这与民众感知到收入差距的加大有关。就地区而言,德国东部民众比西部民众更加认同政府应承担福利责任,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提供就业岗位和缩小收入差距方面,东部民众寻求政府保障更多一些。

    在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范围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讨其承担责任的程度应如何。表2显示德国民众对政府应增加、保持或减少社会福利支出的看法。


    总体来看,德国民众持政府应增加社会福利支出态度的比例有所上升。从各项支出来看,呼声最高的是教育,其次是医疗和养老,最后是失业。德国民众对政府应增加医疗和养老保障支出的态度变化较为明显,其支持度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地区上看,德国东西部民众的看法仍然存在差异,东部民众比西部民众更加支持政府增加社会福利支出,但其福利态度的差异已逐渐缩小。


    02 方式维度

    福利态度的方式维度可以体现出民众对福利目标实施者的看法。本文主要考察德国民众对社会保障机构如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及劳动局的信任度如何。

    社会福利的支付和给予往往不是发生在同一时期,民众需要相信社会保障机构长期运转良好并且在未来具有支付能力。因此民众对社会保障机构的信任度具有重要意义,信任度可以作为评价民众对福利国家接受度的指标之一。根据ALLBUS数据库中机构信任度的模块和德国社会福利国家调查项目数据,新世纪以来,德国民众对医疗机构信任度最高,且总体呈上升趋势(在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有所下降),可以看出民众对当前的医疗保障相对来说比较满意,对其未来也抱有信心。对养老机构和劳动局的信任度偏低一些,这体现出民众对养老和失业保障的现状和未来持怀疑态度,对老年贫困和失业问题表现出一定的担忧。

    03 结果维度

    福利态度的结果维度可以反映出民众对社会福利的满意度,以检验福利国家目标实施的效果。

    首先,我们分析德国民众主观感受到的社会公正。如表3所示,新世纪以来,德国民众认为社会财富得到公正分配的比例基本保持在60%左右(在2004年和2008年有所下降),2016年达到相对最高值65%。德国西部民众和东部民众对社会公正感知的差异始终存在:西部起点高(认为公正的比例约为三分之二),变化基本不大;东部起点低(认为公正的比例约为三分之一),有小幅度增长。总体上来看,德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其次,我们分析德国民众对社会保障体制的满意度如何。根据2015年艾伯特基金会的调查数据,受访者对医疗保障的满意度最高,41%的受访者认为在患病情况下得到了较好的保障,43%认为刚好,仅有14%认为保障不足。其次是养老和失业保障。对护理保障的满意度最低,对在需要护理情况能得到足够保障的信心不足,仅有21%的受访者认为得到了较好的保障,而35%则表示保障不足。这种认知也是与现实情况基本相符的。随着德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和出生率的降低,护理保险作为法定社会保险的支柱之一也仅能抵御一部分的护理风险。
    04 融资维度

    融资维度可以反映出民众对社会福利国家投入的支付意愿。政府通常是在增加社会保险和税收两种方案之间做出抉择。但是从德国民众对社会福利融资的看法中可以得出,福利态度的供给和需求侧产生了矛盾现象:一方面,民众希望政府加大或至少保持目前的社会福利支出;另一方面,民众不希望政府通过提高社会保险费或个人所得税加大社会福利的投入。如表4所示,77%的民众(基本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也不希望政府通过财政负债来提高社会福利,这与德国在财政方面一向保守的传统有关。

    对社会福利的融资方式,68%的民众对提高社会保险费这一传统的融资方式表示不赞同;相对来说,提高财产税(68%)、企业所得税(54%)和遗产税(47 %)的融资方式更能获得接受。这也反映了大多数民众的想法:从经济发展中受益的社会群体,如财产所有者、企业以及遗产受益人,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加大对社会福利投入的贡献。

    可以预见,未来随着德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人们对医疗、养老和护理的需求会提高,福利的支出将继续加大,福利的融资还将承受更大的压力。由此可见,福利融资方面的改革依然存在较多的瓶颈。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来德国民众认为应由政府承担福利责任、增加社会福利支出的比例有所上升。民众对政府增加教育支出的呼声最高,对增加医疗和养老保障支出的支持度呈较大幅度的上升趋势,对提供失业保障和就业岗位的支持度则相对较低。东西部民众福利态度差异依然存在,但呈逐渐缩小的趋势。


    四、德国民众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节结合图2的分析模型,对上一节分析得出的新世纪以来德国民众福利态度演变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国家福利体制”和“福利文化”等影响因素主要在国际比较中有其解释力,鉴于本文仅聚焦德国,因此,我们结合公正理念来兼顾这一因素。
    01 总体经济形势对福利态度的影响

    首先,总体经济形势能够对民众的福利态度产生影响。我们先来看一下新世纪以来德国经济的发展状况。自2000年以来德国经历了两次严重的经济衰退:2003年经济增长乏力,德国一度被称为“欧洲病夫”;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遭遇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在2010年又较快复苏。2012年和2013年受全球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增长缓慢,但之后又恢复良好增长(见图3)。

    接着,我们结合民调数据分析德国总体经济形势与民众对政府应承担福利责任范围的态度的相关性。从表5中可以看到,总体上两者之间的正或负相关性并不十分明显。但在劳动力市场领域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负相关。2006年至2008年,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明显下降,民众对政府提供失业保障和就业岗位的支持率明显上升。之后随着经济复苏,对政府提供失业保障和就业岗位的支持率又回落下去。

    其次,总体经济形势与民众对政府应承担福利责任程度的态度存在相关性。可以看到,总体上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即当总体经济形势变差(好)时,民众对政府应加大福利支出的要求有所下降(上升)。

    最后,总体经济形势与民众对社会公正的感知存在相关性。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大体上呈正相关,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德国民众对社会公正的感知降至最低,之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德国民众对社会公正的感知有所回升。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缺少部分年份的数据,无法就总体经济形势对民众福利态度的历时变化的影响做出全面的考察。
    02 福利政策对福利态度的影响

    社会福利政策对民众的福利态度也会产生影响。2003年德国经济疲软,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失业率居高不下,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1998年10月至2005年11月在任)为克服福利体制弊端推出了《2010议程》。相关改革举措主要体现为四部哈茨改革法案,其中以哈茨四法案意义最为深远,也最受争议。(哈茨改革,以起草改革方案的委员会主席、时任大众汽车公司人力资源董事彼得·哈茨(Peter Hartz)的名字命名。——编注)

    该法案规定,劳动者在失业后可领取失业金I(原来的失业保险),领取时间降低到12个月,对于超过55岁的大龄失业者降低到18个月,超过规定的失业金I领取期限后仍未找到工作的失业者只能领取失业金II(哈茨四救济金,即原来的失业救济金和社会救济金合并),其金额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失业者若拒绝可以接受的工作将受到降低失业金的惩罚。此项改革打破了德国传统的社会福利体制的路径依赖,使劳动力市场灵活起来。

    《2010议程》在其他领域也削减了社会福利,增加了公民的个人责任。从表5中的民调数据可以看出,与对政府在医疗与养老方面增加支出的支持度暴涨相比,2003年以后民众对政府提供失业保障的支持度相对较低,认为在失业情况下,个人应承担更多责任。这也体现出,民众更加倾向于认可政府采取积极有为、促压结合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比如为失业者提供职业介绍、咨询及培训服务,以便他们尽快重入职场。

    03 公共理念对福利态度的影响

    除经济和政策因素造成了德国民众福利态度的变化以外,公正理念也是影响因素之一。研究数据表明:2000年,德国西部的主导理念是个人主义,之后出现转折,个人主义逐渐减退,在2006年保守主义超越了个人主义成为主导,在这一期间平均主义有所上升;2000年,德国东部的主导理念是宿命主义和平均主义,之后宿命主义减退而平均主义仍然保持在最高水平,个人主义则处于较低的水平。在平均主义理念主导下,民众普遍支持政府承担福利责任;而在保守主义理念主导下,民众则普遍认为应由国家、雇主和个人共同承担福利责任。

    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东部民众比西部民众更加希望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然而随着公正理念的趋同,东西部民众福利态度的差异也逐渐缩小。此外,个人主义在德国东西部均呈现下降趋势,加上平均主义在西部呈现上升趋势,在东部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新世纪以来德国民众福利态度的一般性变化,即更加支持政府承担福利责任(见表1和表2)。

    04 个人自利和社会化模式对福利态度的影响

    个人自利和社会化模式也会对民众的福利态度造成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个体的特征指标上。在ALLBUS社会调查数据中,我们选取德国民众对政府是否应承担福利责任看法的细化数据,即针对政府应在公民遭遇疾病、贫困、失业和退休的情况下提供较好保障这一问题,进一步选取性别、年龄、就业状况、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指标进行验证。

    结果表明(表6):在不同的时期,与男性、中间年龄段、全职、已婚、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相比,女性、年龄层两端(退休者和学生)、无工作、单身、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普遍对社会福利国家的支持度更高,更加支持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由于本文主要考察的是德国民众整体上福利态度变化的影响因素,因此个体差异在这里不作详细展开。

    五、结语


    本文尝试从目标、方式、结果和融资四个维度全面分析新世纪以来德国民众福利态度的变化,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在政府承担福利责任方面,绝大多数德国民众对福利国家认可度高,认为应由政府承担主要福利责任。社会保障的核心即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障等,依然被视为政府首要承担的福利责任。

    民众对政府提供失业保障以及就业岗位的依赖性有所下降,养懒汉现象减少,这主要得益于2003年施罗德政府大力推进的社会福利改革。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益突显,民众对医疗和养老保障的需求明显上升。在社会保障机构的满意度方面,德国民众对医疗保障的满意度最高,其次是养老和失业保障,对护理保障则信心不足。

    德国东西部民众的福利态度差异依然存在,东部民众比西部民众更加期望政府承担福利责任,但其差异已在逐渐缩小。

    在福利支出和投入方面,德国民众呈现出一定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希望政府加大或至少保持目前的社会福利支出,另一方面却不希望政府提高社会保险费或个人所得税以加大社会福利的投入。面对这一融资难题,德国政府在融资改革时始终强调长期稳定的融资对社会福利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一方面是为了让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保障服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实现更公平的财富再分配。

    在必要情况下,德国政府会提高累进税率幅度,优先考虑提高对民众来说相对更能接受的财产税、企业所得税和遗产税,然后才是调整个人所得税等。

    其次,本文结合福利态度影响因素模型进一步分析德国民众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对调查数据的分析证明,总体经济形势、社会福利政策、公正理念、个人自利和社会化因素均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新世纪以来德国民众福利态度的共时特征和历时变化。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分析建立在现有的相关数据或问卷调查基础上,由于缺少部分数据,例如部分年份数据不可获取,本文的影响因素分析部分存有不足,更可靠的做法是结合影响因素模型展开长年的问卷调查。

    总而言之,对民众福利态度的深入研究,包括跨国别、跨地区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国政府深入了解民生,切实关注民众所需,着力解决民众现实问题,将社会保障支出用在刀刃上,制定出合乎广大民众利益的社会保障政策,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增进民生福祉和获得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郑春荣,系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教授,作者郑启南系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