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学历史教科书是现代国家主导下学校教育体制的重要媒介，承担着每一个政治支配系统自我维护和彰显的作用。它是否、如何以及为何描述他者形象，既反映了该国历史教育的包容性及开放程度，更是其政治理念的具体外化。如果从篇幅规模、板块结构、内容叙述、图片选择、材料阅读、问题设计六个方面作定量分析，可以发现，进入新世纪以后，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比以前更重视当代中国，并在政治史之外同时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的诸多面向。不过，这些叙事也带着某种矛盾心态，反映了德国政学两界在肯定中国崛起的经济意义外，继续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政治正当性持怀疑态度。这些特征为人们呈现出德国历史教育学所坚持、发挥并延伸的政治功能，即通过当代中国的历史叙事试图对德国青年一代学生在三个方面施加文化导向作用：一是作为一个正在增长中的世界强国，中国正在改变或已经改变了德国人习以为常的世界格局，当代中国的崛起历史及其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必须得到德国青年一代的重视；二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特征可以帮助德国学生理解本国历史上“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国现状如同镜子一般，为德国青年一代呈现百年之前德国道路的基本状态；三是对于当代中国的认识既然存在各种观点，那么历史教育学的争辩性和多元视角准则正好能够在此得到贯彻。尽管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教科书都不可能大篇幅地、全面而完整地呈现他者形象，但来自于极权体验、“冷战”思维和全球化竞争的思维惯性，仍然对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叙事框架、内容及风格产生了影响。长此以往，这种历史教育并不利于德国青年一代直面一个多元现代性的真实世界。
关键词：德国 中学历史教科书 政治功能
中学历史教科书是现代国家主导下学校教育体制的重要媒介，承担着每一个政治支配系统自我维护和彰显的作用，“可以被解释为一个社会、民族、种族或文化群体的官方记忆的准则”。德国历史哲学家约恩·吕森（Jörn Rüsen）对于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提出过四种旨趣：（1）历史教科书如何通过教学来塑造学生们的心灵？（2）历史教科书如何透过历史叙述来建构政治正当性？（3）历史教科书如何强调社会生活中集体记忆的特性？（4）历史教科书如何强调历史研究作为科学研究门类提供可靠历史知识的特性？其中，教科书的政治功能或许是最吸引历史研究者的。一国的历史教科书是否、如何以及为何呈现他者？这些问题既反映了该国历史教育的包容性及开放程度，更是其政治理念的具体外化。本文对新世纪以来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当代中国形象之梳理，正是建立在上述研究旨趣的基础之上。由此所关注的问题在于：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特别是在中德交往日趋频繁的21世纪，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是如何坚持、发挥并延伸其政治功能的？该问题在德国国内，虽然已有布劳比茨（Joachim Blaubitz）、科勒（Wolfgang Keller）、梅鼎（Klaus Maeding）、科纳贝（Ulrike Knabe）等学者做过一些探讨，但这些研究既没有涉及本文所关注的时间段（科纳贝是例外，但其研究的下限是2004年），而且某些结论仍然值得进一步推敲。
一
与中国相比，德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编纂具有分散性、民族性、读本性三大特点。所谓“分散性”，不仅指在联邦体制下从课程大纲到内容编写均由各州独立负责，而且指各州内部也形成了出版社之间的竞争格局。此外，若考虑到德国中学体制的多元特点〔就高中阶段而言，包括文法高中（Gymnasium）、实科中学（Realschule）和主干学校（Hauptschule）〕，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版本数量之多可想而知。所谓“民族性”，指的是德国的历史编撰指导思想是以民族国家成长史为核心，本国史的内容居多，外国史或全球史的内容偏少。所谓“读本性”，指的是德国历史教育界把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功能定位于读本，以平实叙述和原始材料为主，强调教师在批判性历史思维中的培育、引导作用。正因为如此，人们切不可高估教材的实际效果。
根据现有的研究表明，在进入21世纪之前，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当代中国形象大致有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形象模糊。1950—1960年代的教科书，基本上没有关于当代中国的完整叙述，“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有5—20行文字”。1970年代后，有关当代中国内政外交的叙述有所增加，篇幅增加到5—10页，但中国仍属教科书的边缘地带，缺少完整图像。
第二，以批评为主。1970年代之前的教科书，在总体上把中国视作“世界的威胁”，批评中国所开展的各项运动（特别是认为在迫害基督教徒）；1980年代以来的教科书，把批评重点放在“文革”期间出现的各种现象（例如，大字报、批斗会等）。
对此，德国学者做出过这样一些辩解：一是两国交往不多，尤其是德国对东亚的政治参与度不高，缺少了解的兴趣；二是德国汉学传统阻碍历史学界对当代中国的深入研究；三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思维习惯使然；四是德国历史教育强调的是批判意识和多元因果论。
在上述辩解中，第一、二、三点都属于德国学术界在历史认识上的老问题。时过境迁，当中德贸易总额已达到历史性的1538亿欧元（2014年德国联邦统计局资料）时，当德国学术界已喊出从“汉学”（Sinologie）向“中国学”（China Studien）转变的口号并挥起“全球史研究”的大旗时，当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欧洲中心论”的问题并决心将之抛弃时，上述历史认识方面的借口似乎应该失效了。那么，新世纪以来的教科书是否已经出现了新变化呢？第四点涉及德国历史教育学的方法论问题。自1979年贝格曼（Klaus Bergmann）把“多视角性”（Multiperspektivität）确立为“历史呈现的一种特殊形式”后，德国历史教育界一直强调，历史教科书需要提供不同视角的各种史料，来为学生营造“多视角考虑问题”“相互争辩”“多元观念”等教学氛围。2000年以前的历史教科书显然没有遵循这一原则，2000年以后的情况是否有所改变呢？笔者对新世纪以来德国各州所使用的主要历史教科书进行了调查。
在2000—2012年间，德国13个州单独发行了79本新教科书，另有68本新教科书面向全国发行。在这147本新教科书中，提及当代中国的教科书有85本（比例超过一半），对当代中国情况进行详细叙述的有36本，其余只是在叙述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国际问题时纔会提到中国。这36本教材由8个出版社推出，实际可归为13套（见表1）。
表1 详细论述当代中国的德国教科书目录（2000—2012年）
根据使用范围和频率，并考虑到出版时间的问题（即同一版本教材以最新版为准），本文选择以下教科书为分析底本：
（1）《追踪历史马赛克》B 10卷,奥登堡2008年版（面向巴伐利亚州，以下简称“教材1”）；
（2）《历史与事件：近代》, 中学第二阶段,克莱特2007年版（面向全德国，以下简称“教材2”）；
（3）《历史与事件》,高中完整本, 克莱特2012年版（面向全德国，以下简称“教材3”）；
（4）《历史论坛》，第4卷，考内尔森2003年版（面向全德国，以下简称“教材4”）；
（5）《历史论坛》，黑森州版本,第4卷，考内尔森2009年版（面向黑森州，以下简称“教材5”）；.
（6）《历史课本》，巴登-符腾堡州高中阶段用书，考内尔森 2002年版（面向巴符州，以下简称“教材6”）；
（7）《历史课本》，北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州新版本,考内尔森2010年版（面向北威州，以下简称“教材7”）；
（8）《视野》，第3卷，高中阶段用书, 韦斯特曼2006年版（面向全德国，以下简称“教材8”）；
（9）《历史的时间：文法高中历史课本》，第12卷，施罗德尔2011年版（面向全德国，以下简称“教材9”）。
二
从篇幅规模、板块结构、内容叙述、图片选择、材料阅读、问题设计六大方面出发，笔者对这9本教科书中有关当代中国的叙述做定量统计后，所得出的观感如下。
第一，9本教科书有关当代中国的叙述篇幅大小不一，最多如“教材8”有32页，最少如“教材3”只有数行（见表2）。
表2 教科书中有关当代中国叙述的篇幅
第二，大多数教科书把中国现代、当代历史并在一起。其中，有四本教材独立成目， 三本教材独立成节，“教材2”独立成章；唯有“教材3”，把中国历史隐藏在“冷战”背景中（见表3）。
表3 教科书中有关当代中国叙述的板块结构
第三，从内容上而言，除“教材3”外，大多数教科书都能从整体上关注20世纪中国的内政外交发展史；其中，“教材1”已注意到21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及其挑战（特别是环境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后中国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冲击）。具体而言，在内政方面，“新中国建立”、“土地改革”、“三大改造”、“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89政治风波”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历史事件；在外交方面，常见的历史事件有“中美关系”、“中国成为核大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等，本属于中国内政的西藏、台湾问题在德国教科书中一般属于外交内容。（见表4）
表4 教科书中有关当代中国内政外交内容的叙述
第四，插图是历史教科书中比较吸引人的部分，其数量根据篇幅而定。9本教科书共有47幅插图，其中篇幅长达32页的“教材8”刊印了11幅插图，而把当代中国内容穿插在其他叙述中的“教材3”只有1幅插图。就插图主题而言，政治类插图居多，其中不少是表现当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如“新中国建立”“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的插图。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教科书还关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如1980年代、1990年代和21世纪的街景、1990年代末的沈阳下岗工人、2000年的北方农民家庭、2010年的深圳车展或同年的上海商场内景等（见表5）。
表5 教科书中的插图主题
第五，由于德国教科书编纂重视“读本性”，除“教材7”外，编者都提供了大量与正文相关的材料，供学生们进一步思考。这些材料的种类多样，包括原始材料、专家论述、曲线图表、新闻报道等。就内容来看，以历时性方式来表现当代中国发展路径较为详细的，莫过于“教材8”。当然，这也与其篇幅大小密切相关。（见表6）
表6 教科书中的材料阅读
第六，与阅读材料相配套的部分，一般是引导性问题。但在9本教科书中，只有4本教科书根据材料提出了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围绕毛泽东政策的评价、毛泽东与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上的差异分析、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评价、中国未来评估等展开（见表7）。
表7 教科书中的问题设计
三
对于历史教科书六方面的定量分析，可以初步看出新世纪以来德国青少年在中学课堂内所能接收到的当代中国形象。事实上，无论是文字还是插图中的描述，抑或是特殊的结构安排及问题设计，都能够透露出编纂者以及德国政学两界在认识当代中国的必要性、方法性、价值性等问题上的基本意图。如果总结其特征的话，大体可归纳为四点：
首先，与此前情况相比，教材的编撰者显然更重视当代中国的历史。章节的确定与全书结构安排有关。当代中国的内容能够被绝大部分教科书单列叙述，而不是被插入其他主题之下（例如，印度或日本的发展），反映了德国历史教育学家对于当代中国的基本态度。此外，相关内容的描述十分细致，基本涵盖了1949年以来中国内政外交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
其次，当代中国的政治史受到特别关注，社会发展成就也有所体现。大部分教科书是在“当代世界发展”的大主题下来看待“中国崛起”的，因而其问题意识集中在“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究竟如何长期执政”这一政治关怀上。为此，这些教科书都选用了大量相关插图和史料，来呈现这一政治发展进程。除此之外，普通人的生活及其感受也通过插图来得到体现。
再次，对于当代中国的评价，所有教科书均持一种复杂的态度，即一方面承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又对它的“稳固性”及其未来表示怀疑。前者如“教材3”通过中国副外长有关“西方的傲慢！？”的访谈，来谈金融危机对西方体制的考验；或如“教材7”在谈论1950年代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进行了正面评价；或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持肯定态度“过高的人口增长率会轻易地导致已取得的发展成果付之东流，而且此举也具有重要的全球意义，因为该国包含了不低于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教材8”）。后者最为鲜明的例证体现在“教材5”的标题“中国的崛起——中国：一个新的世界强国？”这样一种疑问句型。更为奇怪的是“教材7”，它在“节”的标题上用了“中国：即将到来的大国和强国”这样一种陈述句型，但在后文第九目中却又用了“中国：即将到来的大国和强国？”的疑问句型。与此类似，在插图或阅读材料选择上，政治批判与经济肯定这两种态度也都有体现。例如，一方面鼓励学生在政治问题上与中国政治家辩论，另一方面又让学生比较从1935—2000年之间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之发展。
最后，把当代中国的未来发展与中德关系、中欧关系乃至中西关系结合起来。在阅读材料与问题设计中，这些教科书都有意识地挑选了涉及双边关系的内容，如政治合作、经济联系或文化交流。当然，其中也不乏批判态度。例如，认为中国从发展中国家成长为“全球化玩家”后，对其他国家（例如德国）的民众生活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另一本教科书中，为展现全球化经济带来的问题，编写者使用了2004年柏林游行反对中国“摧垮劳动岗位”的照片，以此来批评中国的经济崛起。
进一步而言，从总的叙述特征来看，历史教科书的政治功能得到了维系。对于德国历史教育学家而言，历史教学旨在让学生通过历史学习来认识到“历史对于当下的文化导向”作用。那么，当代中国的历史对于当下德国学生的文化导向作用，或许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1）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世界强国，中国正在改变或已经改变了德国人习以为常的世界格局。正因如此，当代中国的崛起历史及其相关的政治、经济或文化模式必须得到德国青年一代的重视。“教材1”呈现了巴伐利亚州内汉语学习的热潮，“教材9”的编写者则要求学生们讨论“儒家思想”在历史和当下的角色。（2）当代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特征可以说明德国学生理解本国历史的错误。在德国历史研究中，“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被视作20世纪初到1945年德国“错路”的根本原因。编写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正好如镜子一般，为德国青年一代呈现百年之前德国道路的基本状态。因此，它们在列举中国经济成就的同时，始终在强调政治民主化止步不前的问题（如“教材3”提出，只有解决了政治问题，“这个中央之国纔能真正成为21世纪的新权力中心”）。（3）对于当代中国的认识既然存在各种观点，那么历史教育学的争辩性和多元视角准则正好能够得到贯彻。应该承认的是，这些教科书对当代中国（曾经或正在）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中肯批评。例如，经济发展中的地区不平衡问题（“教材2”把上海大众汽车之发展与沈阳失业者对立呈现；“教材8”明确指出财富分布不均）；又如，“大跃进”或“文革”所造成的损失等。同时，它们对儒学的未来作用、中西关系的发展等问题的关注，也为德国学生们提供了利用“政治正确性观点”之外其他看法的可能性。
当然，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教科书都不可能大篇幅、全面而完整地呈现他者形象。如吕森所言，国家控制下的历史教育主要是为了让青年一代“对其世界及自身感到亲浸淫之意，并与他者区别”。因此，尽管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上述教科书有关当代中国的篇幅规模、板块结构、内容叙述、图片选择、材料阅读及问题设计等方面必定存在诸多不足，尤其是插图的主题单一（对于外国史而言，这一点是通病）、阅读材料过于政治化、问题导向比较明显，但若进行纵向比较的话，新世纪以来的这批历史教科书已经出现了较大改观，反映了当代中国崛起后对德国知识界所产生的冲击。不过，来自极权体验、“冷战”思维和全球化竞争的思维惯性，仍然对教科书的叙事框架、内容及风格产生影响。若长此以往，并不利于德国青年一代直面一个多元现代性的真实世界。
作者简介
孟钟捷，200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2004—2005年、2012—2013年分别在不莱梅大学历史学系、奥格斯堡大学人文历史学系进修；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德国现当代社会史和国际历史教育比较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德国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发生史》《寻找黄金分割点：联邦德国社会伙伴关系研究》《德国简史》《地图上的德国史》，主编有《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教育：亚欧教科书叙事特征比较》，译著有《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德]梅尼克）、《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德]约尔丹）、《非自由主义的失败：论现代德国政治文化》（[美]斯特恩）。
资料来源：《南国学术》2015年第3期第166—176页，有删减，2018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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