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6日，伯乐中学司空佩岩校长从教四十周年光荣退休。当天，学校大礼堂举行了隆重典礼，欢送司空校长。陶莉莉副总领事代表杜塞尔多夫总领事馆在典礼上致词，感谢司空校长长久以来对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推广的支持。
中文合唱团为司空校长送上了自己改编的中德双语版《送别》，并诚挚地邀请她退休后担任中文合唱团的顾问。
我驻德大使馆、驻杜塞尔多夫总领事馆、柏林大使馆教育处、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中心、云南师范大学、上海曹杨第二中学、云师大实验中学、鲁尔都市孔子学院等单位纷纷向司空校长发来贺信。早前，史明德大使、冯海阳总领事、刘立新公参还特地亲自到校看望校长，对她在中德人文交流中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
© Elke Brochhagen
今天，在伯乐中学进入“后司空”时代之际，我不由得回忆起在伯乐中学六年里和司空佩岩校长相处的二三事。
2012年9月底，一个偶然机会，我在申请截止时间前两个小时看到了教育局网页上伯乐中学招聘汉语教师的启事。由于申请材料必须邮寄，时间已经不允许了，我直接冒昧地打了电话过去，和秘书说了我的情况，并承诺马上把申请材料用电子邮件发过去，然后再邮寄。之后又闲聊了一些自己为什么到德国等等。在结束电话之前，秘书说让我第二天有空直接来学校再聊一聊，我激动得问秘书的名字，她说她不是秘书，她是校长，秘书今天刚好生病了，所以电话才直接接进她那里。
第二天，我兴冲冲地到了伯乐中学，司空校长还叫上了副校长米尔曼一起，我们坐在她办公室里唠嗑，从六号轻轨经常晚点聊到波恩的樱花很漂亮，从私立学校的老师经常拿不到工资聊到杜塞尔多夫房租很贵。一个多小时里几乎没有谈到和学校及工作有关的东西。末了，司空校长告诉我，我得拿到一个高中汉语教师授课资质，才有可能获得这个职位。她还给了我电话，让我务必去找这个人申请授课资质。
一个月后，在我把授课资质都拿到手以后，突然收到司空佩岩校长寄来的邀请信，邀请我去学校面谈。按指定时间我再次兴冲冲地来到了伯乐中学，因为上次聊得很欢，所以这次我还在琢磨，可以再聊点什么呢。结果，一进司空校长办公室的门，我就吓懵了。只见老太太正襟危坐，桌子上放着一张列满问题的纸，完全没有了上次和蔼可亲的态度。办公室里除了司空校长，还有学校教师委员会主席、家长委员会主席、学生代表、机会平等委员会主席等。司空校长一一给我介绍着，我又紧张又激动，脸都憋红了。满心欢喜地来唠嗑，结果一屋子的人，还能不能愉快地玩耍了。本以为上次唠嗑就算是面试了，谁成想这次才是玩真的。司空校长按她纸上的问题一个一个问我，基本都是教学实践和学校法律法规等方面的问题。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撑过来的。最后，我问司空校长，她邀请了多少人来面试。她说一共十五份申请，只请了我一个人来面试...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果没有司空校长，我也不会来到这里，所以常常心存感激。缘来这样，才有了我和伯乐中学后面的故事。
来到伯乐中学一年多后的2014年春天，围绕彭丽媛教授访问伯乐中学其实也有个别不和谐的声音。当时教师大会上就有一个老师提出他对西藏的状况表示担忧，不愿出席彭教授的访问活动。结果，司空校长立马发彪，她很严厉地说，这个时候要把正常的交流访问扯上政治的话，她就会认为这是针对她个人的挑衅。我都被吓到了，没想到一贯和蔼的她会因为这个问题一下子变得那么严厉。
彭教授的访问很成功，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兴风作浪者还在学校大礼堂组织了一次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辩论，邀请我作为“嘉宾”在台上接受采访。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质询。整个大礼堂能容下480人，结果只来了不到50个人。反正不论我怎么说，都有人在跳梁。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司空校长从大礼堂正门进来了，悄悄地坐在后面听大家辩论。正当我不知所措时，她突然站起来，手拿一本毛主席语录，大声说道，六十年代中国文革的时候，他们那一代德国年轻人正在闹学潮，都觉得中国的文革是人权的最佳榜样，结果呢，历史证明这是错的。因为每个国家对人权的定义和理解不同，为什么不求同存异，而是要拿自己的标准去评论别人呢？作为地理和政治老师，校长掷地有声的发言很快就平息了这场所谓的辩论。从此以后，即使有些龃龉，也是小小寰球，几只苍蝇碰壁而以，再也没有人公开拿这个话题做文章了。
看来一个校长还是得镇得住才行。这一点司空校长做到了。
2014年12月，中文合唱团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新年合唱音乐会。每天合唱团都要冒着寒风去音乐厅排练，司空校长虽然没什么事，但是也是每天雷打不动地来陪着一起排练。1月3日的合唱音乐会是下午的。当天凌晨5点，司空校长给我发了一条短消息，我没有看到。早上起床去吃早餐，没有看见她，到中午排练结束了，也都没有看见她。我以为她是出去逛街了。下午活动开始之前，司空校长精神饱满地出现在后台，和其他嘉宾有说有笑。当天还是合唱团一个女生十五岁生日，大家为她唱了生日歌，音乐会以后还去吃了北京烤鸭，切了蛋糕，所有人都非常开心。回到酒店，司空校长问我是否看到她的短信了，我说还没有。这时我才发现，她凌晨给我发短信，说她的母亲刚刚在德国过世了。我顿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气氛特别凝重。我拥抱了司空校长，并想尽所有的词汇来安慰她。我以为她要马上飞回德国，但是她说，还有两天活动就结束了，现在提前回去也无济于事了。
这件事以后，我特别内疚，所以每次讯问司空校长是否能和学生一起去中国的时候都很小心。好在司空校长每次都很给力，只要她时间允许，都会陪着我们一起到中国访问，虽然很多时候行程特别紧，一项活动接着一项，这个六十多的老太太从来不叫累。
其实，在过去的六年里，司空校长和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也相信，在她退休后的日子里，她还会有更多的中国故事要讲。
衷心感谢伯乐中学的伯乐——司空佩岩校长。
* 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由作者提供
专栏作者
张云刚，德国埃森市伯乐高级文理中学教师，教授汉语和英语两门学科。曾就读于不莱梅大学，主修英美研究和普通语言学。毕业后在德国私立学校教授幼儿园至高中毕业班汉语，并担任IB国际课程项目协调员。之后进入公立学校并参加第二次国家考试，现为联邦州高级公务员、教育参议。2013年起，先后在哥廷根大学和洪堡大学攻读语言教育学博士学位。专栏“下笔成张”主要以一个局内人的角度和老留德华的视野向大家介绍平时不容易接触到的德国社会和教育方面的现象，特别是德国中学生对这些现象的理解及看法，有时也会介绍一些日常生活中发生在身边的小事以及一些正在发生的历史，以此来折射大环境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