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村以外的另一种尝试 | 问福中国

怎样帮助才是恰当的方式？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对于张女士在媒体上造势的做法，王先生并不认同。他希望能把人的尊严放在首位。

太阳村以外的另一种尝试

收留服刑人员子女的太阳村的确是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题材，非常实际且有回报，因为只要能够坚持不懈地炒作并熟练利用新闻手段，它的影响力完全可以一直传播到国外。但也不能不遗憾地承认，这样的光芒很可能会遮蔽了其他亟待帮助的边缘群体，同时，在媒体上不断曝光也可能会伤害到孩子们的自尊。至少喜欢在暗中低调行事的王先生是这么想的。很难说这两种做法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因为两边都在争取做到最好。不管怎么说，王先生还是给了我一个采访的机会，让我一窥这些被抛弃、被忽视的孩子们的现实生活。

王先生是一位人文学科的教授，他以积极的行动帮助城中被忽视和被遗忘的孩子们，却又有意识地避开媒体的关注。他关注的主要是那些生活在本市的外来流动人员子女。他们的身份就是问题所在。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座充满希望的大都市，但没有户口或居住证，成为没有登记的流动人口。飞速发展的城市需要他们来承担很多脏活累活，却又嫌弃他们扰乱了秩序、影响了魅力。这些没有本地户口，也没有带来投资的人们享受不到教育和医疗等福利，事实上，他们和农民工一样在城市里享受不到什么权利。他们成为城市不受欢迎的人口，城市也不鼓励人们去帮助他们，即使是他们的子女。所以，张淑琴的太阳村能获得这样的成功，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

不过，提到张女士，王先生还是难以掩饰自己的贬斥，他

认同太阳村把孩子们当作媒体工具的做法。他知道，每逢周日，太阳村就会迎来络绎不绝的访客。参观路线上有巨大的运动场、图书馆、种植园、温室大棚、有机田地、大食堂和彩色的秋千，彩绘的住房门口整齐地排着好看的小童鞋。不可否认，张女士在这里打造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世界。但即使是太阳的孩子也并不总是能够免于饥渴，尤其是灵魂的饥渴。心中的困扰是最难应对的。孩子们每年最多能够得到两次心理治疗，而这对于他们这样的孩子是远远不够的。

来自优渥家庭的孩子们常常到这里看望自己帮助的小伙伴，捐出自己的旧衣服，然后充满同情地看一眼儿童村孩子们这一天必须进行的手工表演。这种做法很能吸引眼球，眼下也特别流行。张女士把这个方案称为“面对面打破禁区”，她认为这种活动对于孩子们日后融入社会非常重要；而王先生的感觉却是“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

然而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到底怎样才是帮助儿童摆脱困境的恰当方式，而是在于，他们的做法都游走于半合法的灰色地带，和别的机构相比，他们需要克服更多的障碍。于是这二者，一个选择了直接面对，一个选择了低调行事。这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张女士曾经做过监狱刊物的主编，于是给自己套上“女警官”的光环，而王先生显然只能隐姓埋名了。不过他还是破例允许我们参观他资助的儿童之家中的一个。于是有一天我们好奇地出发了。

在城市东北角一片单调沉闷的高楼群中，我们兜兜转转好不容易找到了地方，然后在一栋老旧的居民大楼的走廊上徘徊许久寻找301号门牌。我们事先和王先生约定了时间，但敲门却没有人回应，在门口等待了很久，我们终于决定再打一个电话，于是城门终于向我们开启。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我们原先以为的那种活蹦乱跳的农民工子女，而是一群咣当着脚丫的迷迷糊糊的孩子，看来大多有智力残障。我们都迷惑地打量着对方，先要弄清楚谁是谁。因为王先生还没到，他被堵在路上了。这个住所是一套小而破的房子，又脏又乱，卫生间污迹斑斑。几乎没有什么玩具。一位照管阿姨无言地站在孩子们中间，我们的来访显然令她猝不及防。

负责这个小小的儿童之家的是一位韩国女士，她和张淑琴一样热心，而且也同样做了有20年。她收留的孩子来自全国各地，都是些特别缺少关注、需要特殊成长帮助的，也往往是被自己父母抛弃的孩子。她为此到访过中国各地的一些儿童福利场所，知道有些地方比这里条件还要差。她这么说的意思大概就是，孩子们能在她这里也算是挺幸运了。毕竟他们是没人要的孩子，父母也不管他们，国家也不管他们，他们毫无价值，既赚不到钱，也结不上一门好亲。他们只是一群废物，努力工作积累资本的的信条也永远和他们无关。

但这里谈何幸福？我们感觉很压抑。这个简陋而灰暗的地方住着两岁到19岁的孩子，其实它距离那个明亮、绿色、宽敞的，重视培养责任心和独立能力的太阳村并不遥远。但这个儿童之家里的孩子大多残障，只有四个是健康的。这里总共生活着19个孩子，由五名大人照管。最令人悲伤的是，这里的大多数孩子没有学上。2013年起，城里的学校不接受非本地户口的孩子，要上学就只能多花钱。太阳村的孩子们还是有上学机会的，而这个儿童之家的孩子就没有办法了。他们被困在半合法的灰色地带，得不到所需要的资助，也很少能出门。他们还能去哪里呢？他们有时候跟着厨师学做饭，有时候会有志愿者过来带他们画画唱歌，或者带他们去游泳。但除此之外呢？

我们犹豫不决地站在这一小群人中间。终于，给我们开门的两个姑娘，安和李，带我们走进了一间男生的卧室，让我们坐在双层床的下层，不和孩子们一起。安和我们已经认识了，她是王先生特别欣赏的爱徒。她乖巧地坐在那里，多半时间都垂着头，双手交叠，非常安静，但也显得很没有安全感。这个女孩从来没有体验过宠爱的滋味。王先生告诉我们，她非常勤奋，因此如今已经成为他的私人助教团队的一员，而这也会使她内心振作起来。但要改善这个与世隔绝的小机构的教育状况，却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这里没有专业人士，报酬微薄，所以老师也都呆不长，换得很快。留下来的只有安。她今年已经23岁，还算幸运地赶上了有学可上的年代。这里一直是她的家，她觉得这里很好。王先生信任她，她如今给其他孩子们上数学、语文，甚至还有英语。英语是她自学的。未来的一点点希望似乎在招手。但我却有些不寒而栗。这里太昏暗了，我觉得即使是梦想，也终将渗进这种艰苦生活的裂缝中无迹可寻。

安说，她是被负责这个儿童之家的那位韩国女士在山西的一家孤儿院里挑中的。那年她9岁，她的父母和这里别的孩子们的父母都很穷，所以丢下了他们。至于为什么韩国女士偏偏挑中了她，她自己也不知道。她从此和父母断绝了联系。孩子们管韩国女士叫妈妈或阿姨，不过她也不常过来。在安的记忆中，这位拯救他们的女士总是穿一袭白衣，安以前总觉得她是一位天使。她无疑给了他们新的生活，至少迄今为止是这样。但接下来怎么办？“我希望能换一份工作”，安说，“有房子，有家庭，我还想去旅行。”她描绘着一个模糊的想法。她说话的语气稳重、温顺、友善，但从来没有笑容，也很少抬头看。

坐在她身边的是湖南姑娘李。她今年25岁，学的是工业设计专业，毕业后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就在各种小型机构教课，偶然遇到了正在招聘助教的王先生，并由他介绍到这里工作。她一开始也只是想做一阵就走，但这个地方令她越来越挂心。她感觉到自己负有责任。人们告诉我们，这个儿童之家已经搬过几个地方，不断离开被拆迁的房屋到别处安家。现在的这个房子也只是暂时过渡，他们即将迁到一个更大的地方。这个小机构全靠私人捐助支撑，还争取到了教会的资助，虽然在经济上有了更多保障，但在合法性上却毫无进展。

这位韩国女士是2013年王先生在韩国开会时认识的。那时因为孩子们被学校拒之门外，他正在组建助教团队。我们正说着，这个助教团队中的一员忽然走了进来，没打招呼就默不作声地也在下铺床上坐下，不知不觉间也就聊了起来。他说自己是一名数学老师，在一所农民工子女之家工作已经有半年——其实我们原本计划采访的是那个机构。据他说，那个机构是由一位安徽的杨先生创办的。杨先生的妻儿早年曾被烟花爆竹炸伤住院，杨先生倾其所有用于治疗，使他们终于恢复健康，但自己也一贫如洗。他能熬过那段最困难的年月，还要多亏街头的流浪儿童教会他如何度日。他的故事就好像一个童话，媒体注意到了这个努力进取而命途多舛的人，马上把他从露宿街头的状况中解救出来，放到聚光灯下。杨先生被媒体消费殆尽，却也因此得到一些资助，得以重新开始生活。出于感恩，他在家乡开办了一所学校兼收留孤儿和流浪儿童的儿童之家，在本市也设了一个点，收留了80个孩子，为他们配了4位老师。这个机构更像是为流浪儿童所设的自助式宿舍，位置也离太阳村不远，不过也不算成功，因为孩子们都已经长野了，老是逃跑，小学都读不完。安徽的总部要好一些，有的孩子甚至已经高中毕业了。不管怎么说情况在一点点变好。

这个下午，我们坐在昏暗的房间里，深深地感到，每一个被媒体捧得高高的太阳村孩子，其实都映射着很多其他孩子的命运，他们最终会很快失去关注或被捐助者遗忘。不同边缘群体之间是无法进行平衡的。有那么多孩子就像掉落的烂果子，落到了同情心和责任感所及范围之外。他们都有得到尊严和帮助的权利，但是没有人提起他们。我开始理解王先生了。

门再次打开，这回进来的终于是王先生了。他还带了一个人来，一位中国女子，一头波浪形的黑发，她叫罗，是个设计师。我们互相问了好。我们上次见到王先生的时候他还是寸头，如今也是长发飞扬，显得既温存又知性。“我每年只理一次发！”他笑着说。他自己的形象和影响好像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几乎像是一种警示或是人生哲理。王先生刚刚从西藏回来，他想去亲眼看看那里的汉人是如何对待藏人的。“情况好得出乎意料”，他说，他遇见的公职人员都很有责任心，做事细致，懂得尊重人。他感到很宽慰。为什么王先生忽然提起这个？也许他因此觉得社会还是有希望的，意识上的进步终可以让孩子们的境况得到改善。也许到那个时候，媒体的关注度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救助已经正常化，成为自然而然的事。

王先生和罗女士此前是分开各自工作，如今则组建了团队，并打算去登记注册，走出法律的灰色地带。能成功吗？他们至少要试一试。他们注册公司的时候就把两个人的名字合成了一个标志。罗女士负责医疗团队，王先生负责师资。两人都富有感召力，善良诚挚，社会责任感强。虽然他们现在还在打磨方案，很多事情还没有最终确定，但在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不要媒体。不要有人围着孩子们摄影摄像。“我有很多富有的朋友，他们会捐很多钱”，罗表示自己很有信心，“目前来说是够用的。”一个先天愚型的小女孩向她伸出双手，她把她拥入怀中。小女孩不要我抱，但是罗女士是孩子们熟悉的。她和王先生都和孩子们非常贴近，不像张淑琴如今其实已经与太阳村的孩子们渐渐脱离。

所以王先生说到太阳村就会不由得皱起眉头。他并不怀疑张女士的付出，她和他们一样都对杯水车薪的救助感到绝望。他难以认同的是，这个社会就这样轻易地、不知不觉地被媒体左右，而不是听从自己的内心、自然而然地去践行慈善。张女士利用了这个弱点，王先生则是以拒绝来提醒我们寻找内心真正的价值，无论在这里，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也许有人说这是理想主义，实际效果并不好，也许王先生有一天终会碰壁，会想和张女士学上几招，但毕竟在社会中，即使你失去了所有的东西，有一样是永远不会失去的，那就是内在的尊严。

怀着这种想法，我们告别这个小小的儿童之家的时候，心中已经不再压抑，而是感到宽慰。有人在关怀和尊重这些孩子，这个事实本身就很珍贵。而这也就是幸福了。

（作者注：本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采访系列故事将在“”中德人文交流”公众号【问福中国】栏目连载，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