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琴和她的太阳村 | 问福中国

北京有个著名的“太阳村”，专门收留服刑人员和死刑犯的子女。两年前的初次访问令我印象深刻，当时却未能见到张淑琴，因而对那里的了解仍然不够。两年后再度探访，终于得见忙碌的张女士，与她一番交谈，收获颇丰。

张淑琴，收容服刑人员子女的“太阳村”的创办人

“我认识一个女警官”，一位访谈对象的妻子说，“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我好奇地睁大了眼睛：“那还用说。”我还从来没有采访过女警官呢。“她创办了一个儿童村”，那位女士继续说。我愣住了：“儿童村？？”然后忽然顿悟：“哦，就是那个女警官呀！”原来中国也很小，我们这么容易就说到一块去了，没错，她就是那个著名的北京“太阳村”的创始人。

张淑琴是一位女性，也是一位战士，她在为那些在真正意义上被丢弃和遗忘的孩子们而战。这是一些不受欢迎的孩子，没有家庭照顾，政府也不负责监护。但他们并不是坏孩子，虽然他们的父母犯了罪，正在监狱里服刑甚至已经伏法。不难想象，每年上百万人犯罪服刑，他们的孩子很多流落在外，无家可归。德国人有一句形容代代相传的老话叫“苹果落地不会远离树干”，中国人也一样，所谓“龙生龙凤生凤”，罪犯的孩子谁愿意照顾呢？

中国古代有株连之法，甚至于斩草除根，这在今天当然早已不可能了。但良好秩序的维护还是令这些孩子遭到牵连，他们被无情抛弃，遭受漠视，实在令人痛心。对这样的惨状，张淑琴无法视而不见。她以个人名义发起倡议，开始了一桩艰难而执着的事业。她要给这些被抛弃的孩子们一个家，让他们重获尊严。她成功了。

两年前我就已经探访过北京的“太阳村”，并为这个壮举和支撑它的精神深深打动。我在村里和孩子们一同玩耍，在工作人员带领下各处参观，学习了每一位来访者必看的项目历史影片，其中有这个儿童之家的介绍，也有法庭上服刑母亲哭泣的镜头。我还听一位助理为我描述了这里的生活。我知道了很多，却没有见到创始人，除了在媒体上读到的那些报道外，对她本人一无所知。如今我有机会和她面对面、深入了解她投身这一事业的心路历程。我也很想知道，再次的接触是否会令我最初的印象有所改变。

于是，我和翻译莎莎又一次坐上出租车，长途奔波来到北京郊区。很大的一块地，绿意盎然，彩绘的房屋显得很有爱。没错，我还记得，这是这里了，莎莎你看！上午10点，我们准时出现在太阳村的接待厅，然而却暂时没人接待，大家都还忙着，顾不上我们。张淑琴在一群举着沉重摄像机的电视人包围中，照料着孩子们，让他们做好舞蹈准备：小鸭子走走，小手臂摆摆，跟着现代音乐的节拍舞动起来。这样的演出是为了募得更多捐款。张淑琴是新闻专业出身，而这就是一个现场演示。孩子们需要的钱总要以某种方式筹到。

这一阵闹腾过了很久才结束，孩子们终于可以退场了。张女士庄重地坐到我们的桌子前面，整个人还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而且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因为——我们也很快意识到，我们的访谈只能算是一个幕间插曲。排在我们后面的正主儿是个年轻的流行歌星，一位大捐赠者，非常重要。但因为每一位采访者都有带动媒体为她宣传的潜在可能，所以她还是耐心地回答了我的全部问题。幸运的是，她透露的信息远远超出儿童村的范围，她直接进入了自己的故事。我这才知道，虽然媒体上、她自己儿童村的宣传片里，还有她的朋友们都称她为女警官，但她其实并不是、也从来没当过真正意义上的警察。这是一个重要的细节。不过，也许是因为女警官这个名号听起来更威风、更有说服力，而且肯定也更有新闻效应，张淑琴并没有试图去澄清这一点，她宁可将错就错，坐实这个版本。就算我现在又提起这事，她也无非是淡淡地说：“哦，是吗，媒体上是这么说的？”

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张淑琴的确在监狱工作过，但她并不属于狱警。她是以监狱刊物主编的身份，一次次地目睹服刑犯人的父母子女的绝望处境。而她积极的奉献、她敏锐的介入，还有其深层原因，那就是她的个人经历——不是现在人们常常提到的这段经历，而是在此之前，在如今中国人都不愿提起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采访中我也意识到，这段时期的影响一直延及她的儿辈与孙辈。其实，如果女警官人设更有媒体效应、表面上也更具有说服力，那又何必揭穿事实呢？人们会反驳说这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细节。也许是吧，但我觉得这个细节中包含着一个做出非凡奉献的灵魂，它不应当完全被新闻宣传所遮蔽。

张淑琴终于要开始讲自己的故事了……我清清嗓子打算开始提问……可是，我们还没谈两句，人们就端上了面条，盛在塑料碗里。张女士饿了，时间在传统北京炸酱面的吸溜声中流逝。没有人说话。最后，终于，张女士填饱了肚子，恢复了精神。她非常坦诚地讲述了自己的基本经历，她对采访早已驾轻就熟。

关于张淑琴的信息总是有些混乱甚至自相矛盾，但如果我分析得不错的话，她生于1950年。她年轻时学的是化学医学，一个更偏药学而非医学的专业。毕业后她做过护士，而这个岗位又把她危险地推向医生的工作，因为当时文革爆发，她和所有知识分子与医生一样被下放到农村。原本是让她下地干活，但人们发现她具备基础医学知识，就让她做了村里的大夫。她不懂就学，欠缺的知识全靠一本西医手册补充。她说：

“我身上有一种好学的基因。”

因此，文革的动荡年月在她看来是一种挑战，让她成熟，让她学会了即兴发挥。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天，她被派到一个偏远的山区卫生院，那里的条件无比恶劣。张淑琴惊呆了。老百姓堪称赤贫，“我看见女人在猪圈里生孩子”，她伤感地说，“我自己也是在农村长大的，我出生在山西，生活也很苦，那个是非常穷的省份，但和这里一比根本算不上什么。”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张淑琴一呆就是7年，她尽自己所能帮助这里的人们，直到1983年才离开。

“这一切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说。更重要的则是，它在她心中埋下了同情的种子，也重建了她的价值体系。不过，换个角度看她的经历，还能看到一点别的东西。她积极助人做事，同时也还要掌握自己的个人命运。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她很早就答应了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虽然关系疏远，但还是生了两个孩子。大女儿是1971年张淑琴21岁上生的，一年后她不得不把女儿交给婆婆带。1974年她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也终于得以把大女儿接回到自己身边。

这不能说是人们所想望的那种美好家庭，更谈不上爱情，但直到婚后八年双方才友好分手。这是一个自决的里程碑。大约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张淑琴开始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并投稿发表。1983年她离开了山区卫生院，在卫生部门做了一名编辑。她在那个岗位上呆了一年，其间她参观过一所监狱。“监狱的卫生程度之高令我惊讶”，她说，“我就此写了一篇文章。”监狱警方看到这篇文章很高兴，就考虑成立自己的新闻机构，而且，当然是要请张淑琴来担纲。张淑琴再次觉得好奇，也觉得这是很好的写作素材，于是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她只有一个愿望：“我也想穿警服。”这个愿望得到了满足。

这个曾经是护士、后来成为主编的女警官的神话也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她写监狱里的人，既写服刑人员，也写狱警。服刑人员也可以自己写文章，“他们这样做还有可能缩短刑期”，张淑琴说，他们甚至还可以对她这位主编的文章进行校对审阅。除文章外，张淑琴还写过一部关于监狱生活的剧本，不仅搬上舞台，还拍了电影。她自己还在剧中扮演法官。但她一开始写的关于罪犯被高尚道德感化、重新做人的那些现实浪漫主义故事，渐渐地却带上了一点严肃的、触动人的东西。

后来监狱里的服刑人员慢慢意识到面前的这个人富有同情心，便开始向张淑琴诉说自己的悲惨故事，但说得最多的还是自己的孩子丢了、找不到了。他们哀求张淑琴帮他们寻找孩子，泣不成声，无比绝望。现实浪漫主义渐渐崩塌，最后张淑琴发现面前是一个自己从未想过的问题：因为父母服刑而被迫留守的儿童，不归福利院管，因为他们不是孤儿，他们只是没人管的孩子。那又该怎么办呢？

张淑琴努力发声，试图改善这一状况，推动政府有所行动。她自己也开始试着寻找弃儿和流浪儿。但三年的努力徒劳无功，她自己也接近绝望边缘。她于是辞去了引以为傲的工作，脱下警服，真正行动起来。她做过新闻工作，所以知道怎么和媒体打交道。她到处打广告，抓住每个机会和媒体面对面。

但遗憾的是，她既没有成功，也没有筹到钱，政府继续不管，但也不干涉张淑琴的行动。她于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她开过砖厂，招刑满释放人员进厂工作，但也没有成功。而后她又尝试了生产服装、发动机、门，屡败屡战、屡战屡败。但不管怎么说，捐款的基础逐渐稳固，太阳村的建设也得以走上正轨，1996年，第一个太阳村在山西正式成立。随后又有更多的太阳村建立起来，一直坚持到今天。这些太阳村几乎完全由捐助者和基金会支持。虽然太阳村建成了，但要维持运作，在公众中的宣传还是不能松懈。政府有关部门也开始注意到了农村儿童和百姓的困难，派人过来参观并且解囊捐助。

目前北京太阳村住着113个孩子，其中只有63个是北京人。每年要为每个孩子筹集5000元，交由亲属照看的孩子则可以得到500元，换算成欧元还不到一百。一套住房可以容纳8到13个孩子和一位照管的“妈妈”，修缮、防火和定期消毒的预算是5万元。这里一共有10套住房，但所筹的经费只够三套使用。捐助者很多来自国外，也往往只是零散行动。偶然会有固定捐赠，但每年生存所需，取暖费、学费、伙食费等都难以保证。

令人欣慰的是，戴姆勒-奔驰公司慷慨解囊，捐助者里还包括丹麦商会主席和瑞典女王。女王甚至捐出巨款直接新建了两个太阳村。这里有很多志愿者在工作，仅拿取微薄酬劳甚至是无偿劳动。孩子们也要为改善经济状况做出自己的贡献。比如像今天，上午为公益表演舞蹈，下午在残疾人乒乓球赛中捡球。张淑琴希望孩子们能融入社会，至少要让社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只有这样她才能宣传、求助，从而保住这些家园。孩子们都教养得不错，过着田园生活，但他们缺少真正的心理辅导。他们每年只能获得两次治疗，再多就负担不起了。张淑琴说：

“这里三成孩子心理稳定，四成孩子易怒，余下的孩子性格内向难以交流。”

有些孩子不用多久就可以回到父母身边。我上次来的时候抱过的那个孩子就是这样，我把照片给张淑琴看的时候，她点点头简洁地说：“是的，他们已经离开了。”但有少数孩子再也回不去了，他们的父母是死刑犯。孩子们每个月过一次集体生日，吃蛋糕，但没有生日礼物。只有圣诞节孩子们才会得到赞助方送的小礼物。大一点的孩子每月有10元零用钱，小一点的孩子有5元，他们还可以帮助干农活来额外挣些钱。这些钱一般都会存起来，在可能的情况下用于探望父母。监狱的限制如今已有所放宽，理论上孩子们可以比以前更经常地和父母通电话，但他们长大一些后就不愿意这样了，他们还是希望拥有正常生活的感觉。只有死刑犯的孩子被排除在这一切之外，人们小心地瞒着他们。

孩子们可以一直得到捐助，直到他们大学毕业。但之后他们大多就失去了踪迹。“很遗憾”，张淑琴说，几乎没有一个孩子回来。记录中断了。为什么？张淑琴耸耸肩。孩子们不感激吗？我也觉得不可思议。难道是这个地方太大了，承受不了爱？难道是因为炒作过头了？也许吧。但张淑琴也无暇去想这些问题。

她有其他事情要做。她要保障七个太阳村的供应。七个太阳村虽然听起来不少了，其实也仍然只是杯水车薪。但哪怕只是小小的一滴水，也是弥足珍贵的。所以就在昨天，张淑琴还为庆祝自己投身这一事业23周年举办了一场晚会来发挥新闻效应。晚会由一家酒店赞助，这家酒店每年请孩子们聚餐一次。晚会的主题是：感恩！

我们同样怀着感恩的心情结束了这次采访，带着满满的收获在中午时分离开了这片田园——也不妨说是被流行明星踢出来的，我们感觉自己在那里有点奇怪。这个僻静、安宁的地方有着美丽的色彩和友好的氛围，这里有孩子们学习园艺和自我管理的有机农田，房子上画着爱心图画，还有积极投入的帮助者和塞得满满的箱子，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见证着一种非常辛苦的生活，它就背负在那一个人脆弱的脊背上。她以自己的同情心卷起了巨大的新闻漩涡，来确保捐助的延续。为了能够帮助更多的孩子，她试图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但却也把自己从一个个体变成了一台机器，无可避免。张淑琴早已不是孩子们能触碰到的人了。

或许正是为此，我们那天离开儿童村时感到有些吊诡。全国需要帮助的人那么多，资金又远远不够，二者之间存在巨大反差。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这种善意而有章法、让热心公益的捐助者参与进来的做法，已经算得上是最佳方案了。但我们还是怀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受，可能根本就无关于这个地方本身。这个地方很漂亮、很有爱，人们的奉献也是无与伦比的。但或许，这样的地方其实本不该存在。而这里的孩子们是否又真的能算是幸运呢？

采访系列故事将在“”中德人文交流”公众号【问福中国】栏目连载，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