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长的教育梦 | 问福中国

让L担心的主要是一件事：“担心必须出业绩，担心再也出不了业绩，担心失去本心。”他是中国年轻一代的商人，他们面对的中国市场，不再像上一代人那样一片空白。他们必须付出很多倍的努力。

L，31岁，亲子早教从业者

L先生愿意和我聊，是靠了一个共同的德国熟人中间介绍。“那个是我兄弟，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大概就是这么说的。于是他现在就在自己的公司里招待我们。一家亲子早教机构。“你去网上查一下就知道了，挺有名的一家，经营某种儿童相关业务，反正我这个朋友做得挺成功的。”我去谷歌了一下，发现我这个熟人说得不错，这家亲子早教机构的确在中国业务做得相当大，据说光这城里就有几十家店。如今大城市的市场已经趋于饱和，要向中小城市扩张了。中国很大，这个市场简直是遍地黄金，因为中国人最看重的，除了成功，就是后代的教育了。所以这个概念很容易吸引那些拥有经济实力、又努力想把孩子培养成坚韧而富有的大人物的父母。

这一实践最近在德国也有人开始尝试，就在慕尼黑。而其源头则可回溯至1976年的加利福尼亚。当时有位忧心的美国妈妈想给自家孩子做点什么，却没有找到一个促进孩子身心发展的亲子社团。她于是自己创办了一个这样的社团。故事大概就是这样。不过中国教育的现实又是怎样的呢？骑小马、在后院里、山野间尽情玩耍的孩子们？自然不是了。中国孩子们可以在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一家大商场里找到。今天在这里玩耍，明天在这里血拼，这倒是很务实的安排。于是，我们上了几节自动扶梯，推开一扇玻璃门，中国的儿童仙境呈现在我们面前，充满童趣、色彩斑斓。我们环顾四周。

这个地方设计得很完美，处处为幼儿着想，而且一尘不染。这里整个氛围非常有爱，不过在我看来更像个现代化的儿童牙科诊所，干净得有点瘆人。墙上贴着计划表，有日期和图片。墙边堆放着玩具和训练器材。大致就是一个好玩的实验室。只是今天这里没有孩子，就我们几个。我们等了一会儿，L先生出来接待我们了。他还很年轻，真的很难想象他是这个亲子机构的领导。我总感觉他和这里格格不入，似乎这里并非他的主业，他平时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做事的。我这么想也不算错。因为L先生主要做的是人事工作，同时也参与了许多其他的项目。出身中产阶层的他，希望能借此跃升至上层成为金融精英。他尤其想做一名投资人。他为此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赢取信任，打造关系。而他又有一个很小的儿子，才两岁，让他非常挂怀。儿子常常让他回想起自己并不快乐的童年。“我父母扼杀了我的童年”，他以很快的语速说道，后来他又以不同的说法多次强调了这一点。所以他到这个地方来做经理也就可以想象了，主题恰好契合。

我们在一个大房间落座——坐在地上喝咖啡。这是一间儿童游戏室，橙色的地毯、橙色的墙，墙上还有机构的Logo，除此之外空无一物。那么孩子们来的时候，在这里做什么呢？是玩音乐，还是自在嬉闹？见我们问起，L回答说：“不是这样的。亲子机构更关注父母，让父母学习如何根据孩子的发展阶段认识孩子的能力，并给予正确的应对。”他向后倚靠在墙上，继续解释说：“每个小组十名孩子，领队在游戏的时候观察孩子和父母的行为和互动，然后做出诊断。”如果发现行为有异常的孩子，还会到外面继续观察。这就是他们的做法。我们点点头。

所以这个亲子机构其实不是儿童游戏场，而是一种由超级保姆负责的早教训练，通过设计精巧的游戏找出亲子间存在的每一个问题，而后以教育的方式根除之。对于在育儿方面缺少经验、不确定或不敏感的父母来说，这不仅不是坏事，无疑往往还是一件幸事。但这样的诊断也意味着行为模式被固定，像数学公式一样预设规范，藏在鲜艳的色彩和良好的意愿背后的潜在意图，是要尽早地、高效地把孩子们纳入中国的成绩体系中。因为自由玩耍和想象常常被看成是浪费时间，是干扰甚至危险因素。比如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入学的时候一般都要已经会读写和计算了。人们对此越来越不满，但又更担心孩子跟不上同龄人。那么倔强的孩子或犯错的父母怎么办？当然不应该让这种情况出现了。L说：“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他虽然强调自己不是专业人士，无法对整个方案做进一步的讲解，但他此刻还是显得严肃认真，因为教育的道理简单明了、无可辩驳：

“儿童行为不当，责任全在成人。”

这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原则，即所谓养不教、父之过。而正因为此，L从儿子三个月大起就带他去亲子机构。要一直保持警醒，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不过还好，迄今为止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我儿子睡梦中还在笑”，他说，“他是个快乐的孩子”，并希望他可以一直快乐下去。他希望儿子的成长不要有压力，“顺其自然，充满想象和创意。”不要像他自己那样。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大自然中度过的那些时光是多么美好，“但在学校里我常常睡着”，梦见自己正在挖土豆钓鱼。L笑了，笑得却又有些苦涩：“这年月，钓完鱼还得吃点抗生素：什么都有毒了。”如今没用的绿地被无情铲平，盖起住宅楼，顺便再盖几个商场，让人们另外有个去处。“不管怎么说，我从来都不是个好学生，让我父母操碎了心”，他又继续说，“我做什么都是错的，从来不能让他们满意，他们总把我和别的孩子比较，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他总是听到这样的话：

“你学习怎么就比不上你表弟？你为什么不跟阿姨打招呼？”

日复一日的嫌弃和指责毁了他的童真世界和他的好奇心，以致于他后来觉得自己再也无法集中注意力。他的处境一直没有改善，后来想学一门手艺的愿望也遭到了拒绝。他父母都是机关干部，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在无尽的压力下，他不再渴望回到大自然，而是开始梦想走出学校，进入某个权威结构中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找回自我价值。要么去当警察，要么去当兵。他入伍当了两年兵。最重要的是离开了家庭，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没能高中毕业，但得到了自由。不错，“内心的自由”。

过了一段时间后，他意识到：“现在我要学点什么东西了”。他先学习市场营销，并进入媒体领域做访谈。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注重成功和规范，价值观已经在那了，所以他钻研的主要是成功的创业方案。教育也是他感兴趣的方面。他无师自通地在中国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凭借勤奋和商业天赋，终于得以及时为自己的小家庭打下了基础。也算是小有所成了。“我妻子是全职太太”，他今天可以这么说了，“她不需要上班。”他为此而感到自豪。同样让他自豪的是，他也为孩子的未来打下了经济基础。童年时代对一生的影响有多大，他自己非常清楚。他的痛苦如今已经变成他最大的担忧：“我担心再也出不了业绩！”他最大的梦想恰恰也是：“要获得更多的业绩。”而因此，他想为儿子打下的基础就是：“让他尽早为业绩上的压力做好准备。”

他已经为儿子打造了空间，就是这家亲子机构。有意思的是，他的那个德国朋友却把自己的两个小小孩送进了森林幼儿园，整天闹腾，皮得不得了。“我是行家”，那个朋友总是那么高调地说，也许真是吧。他们两个之间的差别大得不能再大了。因为在中国其实很多小孩每天从家到学校两点一线，没在草地上疯玩过，没亲近过小动物，也没时间干这些。虽说也有个别孩子跳出了这种狭隘的教育理念，人们对孩子们的职业愿望似乎也一般持开放态度，但大多数孩子还是被困在向上奋斗的既定思路中，虽然不时也会稍作反抗，但最终还是走着为他们铺好的道路。

“千万不要相信父母说的：我孩子以后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有一次一位年轻的编辑很肯定地对我说，“这永远不会是真的”，孩子们从小就习惯于让别人来告诉他要做什么，“家长、老师，或是政府。”人们对他们的最低期望是读完大学，然后找个不错的工作。不过这也没什么大问题，因为：“中国人不习惯自行其是。”所以其实中国人对教育也并没有真的那么怨声载道，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在家庭里。因为家庭是神圣的。而正因为它是神圣的，所以L先生的总结也是神圣的：“我父母这么做，都是出于爱。我是独生子女。其实他们一直都以我为荣，只是我当时不知道而已。”

话到这里，德国人也许会评论说：你这不是猫找尾巴——又转回去了吗？不过中国人多半会说：别装了！因为：“在你成功之前，没人会在乎你的尊严。”这句话也是我常常听到的。中国的车轮就以这种方式不停地转下去。如今L想的不是赚小钱而是赚大钱，有时他也会思索一下佛家的智慧。他特别想知道的则是：“德国人怎么了？是不是太懒了？一点野心都没有吗？他们为什么不想挣钱？企业上升得这么慢他们也能满意？”这些他都难以理解。德国人的理想？少一些发展？批判数字化？奇奇怪怪的想法。“我通过工作来定义自己”，他说，以及，“我喜欢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