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德建交45周年，访谈录《忆海拾英》中德文双语版于2017年金秋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收有对两国合作交流做出重要贡献的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各界人士的访谈实录共20篇，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为该书作序。
2014年，中德两国确立了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定位，为新时期中德关系发展确定了方向。中德关系的三大支柱是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我们公众号也将以这三大支柱为主线，连载本书内容，向读者展现中德建交45周年来，奋战在各个领域的人士如何投身建设良好的中德关系。
上期回顾：中国人的美德：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本期刊载书中对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前董事马丁·波斯特（Martin Posth）博士的访谈 —— 《我很喜欢和中国人工作》。
记者：波斯特先生，20世纪80年代，您作为大众公司的高管前往中国，参与建立了第一个中德合资汽车公司。您当时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中国和西方当时的差别是否巨大？
波斯特：1984年10月，当时的大众集团董事长卡尔·汉（Carl H. Hahn）博士与中方在北京签署了合资协议，德国总理科尔和中国总理出席了签字仪式。之后，中国政府邀请施特劳斯以及巴伐利亚州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成员来自经济、文化、医疗以及体育等各个领域。我当时是英戈尔施塔特奥迪公司主管人事的董事，因此成为代表团一员。
在20世纪70年代，我去过日本很多次，经常与亚洲打交道，当时已经感觉到，东亚在开始萌动，德国占领出口制高点的美好时代终将会结束。不过当时人们没想到德国会被中国取代，而以为是日本。和日本人做生意使我积攒了些关于亚洲的经验。
1984年年底，我和巴伐利亚代表团一起在中国待了四个星期。这段旅行使我大开眼界。邓小平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中国对西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所到之处，例如在上海、南京等城市，看到整个中华民族似乎都在准备着迈入新时代，他们渴望变革。当时我们就认为，这个国家的发展是挡不住了！所有这些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们在上海访问的时候，我抽空去了一趟位于安亭的上海汽车制造厂，也就是我们后来将要接手的合资公司。从上海到安亭的路本身就像是冒险旅行。 到了工厂之后，我看到工人们坐在地上，手里拿着榔头敲打着铁皮。他们在“生产”汽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组装汽车。从1982年起，他们用德国运来的零件每天试验性地组装两辆桑塔纳。我这里有个对比数字：大众汽车当年在 全球每天的产量是上万辆。在上海的工厂里，两名来自德国大众的工程师对工人进行指导。尽管早在1978年，大众就已经和中国洽谈合作事宜，不过当时我们还不能肯定中国是否真能生产汽车。
1986年，上海大众第一辆桑塔纳轿车在天安门广场上展览
记者：但是您本人还是相信，有一天大众在中国会取得成功?
波斯特：我对自己在中国汽车制造厂看到的一切感到吃惊。因为我们大众集团只派了这么小一个团队去那里。当时大众内部有个说法，去中国又不能盈利。但我坚持认为，首先是要把公司好好建起来，才有盈利的可能。我们必须派出最好的技术及管理人才前往中国。
在中国看到的一切都使我着迷。当我回到德国之后，对卡尔·汉谈了我的看法，即我们必须从技术、金融等部门派出最好的人才去中国，尤其在人事领域。这些人必须能够以及愿意和中国人打交道。这位大众当时的董事长认为我说得有道理，因此他决定派我去中国。
我能感觉到中国当时那种“爆炸性的决心”。在很久以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曾经占去全世界产量的一半。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不是文盲，而是有才智的人。中国政府规定外资在合资公司中的股份不能超过一半，在各占50%股份的合作模式中，不可能一方命令另一方做什么。我们必须诚恳地对待合作者，相互尊重，平等相处。这才是在中国经营的秘密。
记者：中国当时刚刚对外开放，对引进西方技术还有些疑虑，您是怎么争取中方信任的？最具有挑战性的是什么？
波斯特：经营合资公司就像是经营婚姻。如果丈夫欺骗妻子的话，那婚姻就会破裂。合作双方必须坦诚相待，对我们来说，了解中国人，明白他们的做事方式非常重要。
中德双方的合资协议规定，德方改建工厂，中方提供配件供货商。不过我们马上就发现这样行不通，然后我们改变了战略，向中方提供我们的专业技术，说服我们的供货商到中国去建厂。我们跟中方表示，对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能让步，只有质量这一条没商量。
当时我们还有个优势就是，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对双方的第一个合资公司非常支持。下面的故事很有代表性：在纽约的一次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总理遇见科尔总理时表示，德方拖延向中方的本地供货商下订单，因为德方对中国产的方向盘及汽车喇叭的质量要求比在德国还要高。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当时那些无法在中国生产的配件必须从德国进口。当科尔总理从纽约回到德国之后，他给卡尔·汉董事长打电话过问这件事。后来信息传到在上海的我这里。于是我带着一个德国桑塔纳方向盘和一个中国产的，另外还有两个不同质量的汽车喇叭，到北京去找到陈祖涛，他当时是中国汽车工业的负责人。我让他看了检测时拍的照片，中国产方向盘在车祸检测时断成两截。这样终于说服了中方，我们是根据质量来衡量中国的供货商的，而不是有意拖延。
大众公司一直坚持公平对待合作伙伴。在中国做生意不在于资本的多少，也不在于技术如何，而在于人的因素，过去现在都如此。我们对待自己的员工及中国员工一视同仁，这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也是我们能够获取中方信任的原因。
记者：1984年至今已过去30多年，您的继任者是否今天在中国工作比较容易些？当今和过去的工作状况有何不同？
波斯特：他们在很多地方的确要容易些，因为所有的事都已经有条不紊。但他们也经受着我们当年没有的挑战，只不过挑战性不一样而已。中国人现在更加自信，也对质量要求更高了。当年我们只要求中方能具备基本资质，现在他们的许多资质甚至比我们还好。从前中国政府可以为我们拍板，例如经济困难的话我们会找政府解决。但今天政府会对我们说，这事不归他们管。也就是说，跨文化的问题还是存在的。
记者：大众在中国的目标实现了吗？它的未来会怎样？中国自己的汽车工业会不会成为德国的竞争者？
波斯特：我们不能说目标已经实现了。我们的目标永远不会达到的。我们先设定一个目标，达到了之后还会再设置新的目标。最初的时候谁也没想到，2016年大众会在中国生产360万辆汽车。汽车行业在全球做生意都不容易，如果实现一个目标就不改变，这是不可能的，还会有下一个。
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那里只有长春生产的“红旗”轿车以及上海的“上海”牌，这还是梅赛德斯1958年的翻版。中国汽车工业当时落后德国30到50年。现在它虽然改变了很多，但汽车是一个复杂的东西，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掌控各方面的。借助外国的技术，中国汽车发生了不可置疑的进步，但还是没有掌握全部的汽车技术。中国汽车工业还会依赖西方技术很多年。所以我们不是相互竞争而是相互合作。
记者：您会向那些想去中国投资的德国或者是欧洲企业提些什么建议？
波斯特：他们必须带着尊重、公平及平等的态度前往中国。我建议他们在中国投资前，在跨文化这个主题上积极做好准备。不想做出任何让步的人在中国只会失败。
记者：用几个字来形容中国人，您会怎么说?
波斯特：有抱负、灵巧、友善。他们愿意学习，他们愿意进步，他们希望比自己的父母生活得更好。我非常喜欢和中国人一起工作，并对这个国家的发展非常钦佩。
（采访、翻译：黄霜红）
马丁·波斯特（Martin Posth） 博士，生于1944年，是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前董事。1986年到1988年，作为上海大众合资公司最早的德方总经理，他与技术负责人汉斯-约阿希姆 · 鲍尔（Hans-Joachim Paul）共同带领着来自德国的管理队伍，参与创建了德国在中国的第一家汽车合资公司。回德之后，他成为大众集团掌管全球人力资源的董事。1993年，波斯特前往香港主管大众集团亚太事务。1997年，波斯特获颁上海市荣誉市民。
资料来源：
资深媒体人柴野先生主编的《忆海拾英·中德建交45周年访谈录》一书，由德国柏林禧利旅行社赞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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