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德建交45周年，访谈录《忆海拾英》中德文双语版于2017年金秋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收有对两国合作交流做出重要贡献的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各界人士的访谈实录共20篇，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为该书作序。
2014年，中德两国确立了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定位，为新时期中德关系发展确定了方向。中德关系的三大支柱是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我们公众号也将以这三大支柱为主线，连载本书内容，向读者展现中德建交45周年来，奋战在各个领域的人士如何投身建设良好的中德关系。
上期回顾：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是联邦德国的传统
本期刊载书中对现任宝马基金会主席、2007-2013年任德国驻中国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博士的访谈——《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
施明贤先生，您在2007年作为德国大使来到中国。您在德国的时候是怎样看中国的？您又是抱着什么态度前往中国的？
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博士：
我对中国的兴趣产生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名年轻外交官，我见证了李光耀和赫尔穆特·施密特在新加坡的一次交谈。这位当年的新加坡总理向德国总理讲述了在中国发生的事。李光耀当时描述了一个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把上一代人几乎毁掉的国家。不过，他却强调了这个国家具备的潜力。这场谈话对我非常有感染力，并且增强了我本来对中国就有的好奇心。这件事发生在邓小平那个著名的中国改革开放讲话前夕。现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验证了李光耀当时的预言。李光耀曾经是中国问题专家，也是邓小平那时候的顾问。
当我作为德国大使去中国之前，对这个国家的认识非常肤浅。1988年， 我和我夫人去香港时借道去了一趟中国南部的深圳。在外交部当政治司司长期间，我2002年参与了几次和中国的磋商，第一次体验到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它有着很强的等级制，但却发展出最初的市场经济元素，这和欧洲以及苏联转型时期完全不同。
那几年里，我代表德国政府参与了伊朗核问题谈判。2005年时我们遇到一个临界点，那个时候欧洲包括法国、英国、德国加上欧盟面临僵局，因此我们决定联合美国、俄国以及中国。我当时为邀请中国政府参与伊朗核问题谈判去了北京。从此之后，我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多，直到2007年成为驻北京的德国大使。
去北京上任的时候，我和家人有意识地选择乘坐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前往。我和夫人以及小儿子一起，我们不愿意乘飞机一下子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而是想体验那种逐渐接近东方的感觉，体验沿路的不同之处。我们乘火车经过莫斯科、伊尔库茨克、贝加尔湖到达蒙古，最后来到中国。这次旅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这辈子见到了许多不同国家及地区，但中国因为它的多样性和矛盾性而深深地吸引了我们，从此无法摆脱。
记者:
中国的什么东西对您来说尤其印象深刻？有没有让您感到惊奇的地方？
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博士：
对我来说，中国最引人入胜的，是它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许多西方人来说，这是一个矛盾的地方。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走出了自己的特殊道路。另外我还想弄明白，这个在21世纪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它的社会将会怎样发展。这就是我想去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这个原因，我要求延长了驻华时间。因为在大使通常任期的三年中，我是无法了解中国的。
对我个人来说，我喜欢中国的古代文化，也欣赏它的现代文化、艺术和音乐。这些我去中国前就了解到一些，在中国见识到更多。这些也是我在中国的另一个重要体验。
记者:
大家都知道您在中国经常旅行。除了北京、上海之外，您对中国其他地方印象如何？您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有怎样的经历？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历？
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博士：
我的确去了中国很多地方旅行，不光是出差，还有以私人身份和家人朋友一起出去。除了西藏之外，我去过中国的每一个省份。每到一处都能看到城乡之间、社会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作为大使我遇到过很多领导人，从国家领导人、部长到省长、市长等。但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普通人，那些我作为德国大使不可能碰到的人。例如在贵州，我见到山区妇女身上背着比自己人还高的稻草垛，内蒙古种啤酒花的农民向我们自豪地展示他酿造的德国啤酒。一次我和朋友在青藏高原上拜访了一个牧民家庭。这家人有三座被牲畜围绕的简陋帐篷，我和他们一起喝了牦牛奶， 虽然我并不喜欢喝牛奶。
我们见过的那些地区以及当地人实在是多样化。许多中国人很有好奇心并且有种深刻的幽默，这让我感到很惊奇。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我喜欢读中国文学。例如余华的小说《兄弟》就真实地描绘了那种弱小的农民类型，他们都具备实在的幽默感，非常棒。
我也遇到过独立思考的人物。例如太阳能企业家黄鸣，他把山东德州变成了一座“太阳能城”。他本人年轻的时候来德国，第一次接触了太阳能。回到中国之后成立了一个太阳能企业，用太阳能供应一座几百万人口城市70% 的能源。在我的提名下，他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环境奖。
中国菜的多样性也很吸引我。四川和云南的辣和辽宁的油腻以及南方沿海地区的清淡多有不同，宁夏的菜又很有穆斯林风味。所以说“中国菜”是没有标准的。这就像是这个国家，并非外界认为的那样是大一统。
2009年，施明贤（前排右一）与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前排左一）在四川地震灾区
记者:
中国有什么东西让您觉得很好，什么使您不满意？
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博士：
中国凭借自己的力量消灭了饥饿，这让我感到很敬佩。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不仅战胜了饥饿，而且它的4 亿人口实现了小康，这在人类近代史上还没有先例，当然这个国家还有上亿人口处于贫困线和低收入之间。然而自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哪一任政府，中国政府都带着战略决心不断提高着生活水平。
我理解治理这样一个大国的任务多么艰巨，明白也许这种体制对稳定发展很有帮助。我担心社会公正将成为中国下一代的主要挑战，因此中国政府的反腐战役非常重要。我认为一个稳定的社会需要的是法治国家。在这点上，中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另外，有些中国人的那种自私也是我不喜欢的，这应该是年青一代比较注重物质享受造成的。对很多人来说，钱就是一切，其结果是，他们会对别人有种强势或者攻击性，而缺乏同情心。例如在街头出了什么事的话，很多人会围观但很少人上去帮忙。我不喜欢这种现象。
记者:
在您担任德国驻中国大使期间，在德中关系上是否有令您难忘的事件？
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博士：
目前的德中关系持续稳定。我在北京当大使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不断发展了对中国的关系，她每年都会访问中国。2007 年我上任的时候， 默克尔对中国还是保持距离的，到我离任之前才有所变化。
默克尔于2007 年在柏林接见了达赖喇嘛，这是在她第二次访问中国之后。当时我就任大使没多久。德国政府对人权问题，尤其是对西藏及中国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问题看得很重要，对欧洲及德国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默克尔接见达赖喇嘛明确有象征性意义：尽管德中两国有共同利益，但德国不能改变自己的核心观念。默克尔想借此表达今后几年双方交往的框架。当然，中国对德国来说绝对重要，相反亦如此。不过两国友好关系意味着双方在捍卫自己利益的同时，也应该尊重及宽容对方。
北京最初对达赖喇嘛的访问反应相当强烈，不过我们双方很快就达成一致，因为双方都愿意消除这场政治冲突。在两国外交部以及双方驻对方大使的努力下，当年年底平息了这次政治冲突。
在处理上述事件中，德中两国政府都非常慎重。它不是一次政治游戏，而是双方的明确态度。这件事为双边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德中关系从此一直在改进，直到2011 年，德中两国建立了政府磋商机制，形成了战略伙伴关系。对我来说，为期三年的“德中同行”项目、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以及每年都会举行的法治国家对话等，都是非常难忘的事件。
2009年，施明贤（前排右一）在深圳参加法治对话
记者:
您怎样看待欧盟和中国的关系？双方的机会和潜力在哪里？
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博士：
欧洲和中国不仅在共同或者相关利益上联系在一起，而且两个大陆之间也是连在一起的，它们是经济上重要的伙伴。
中国发起的新丝绸之路倡议或许能够成为中欧之间关系的新象征，前提是双方明白相互之间的利益所在。“一带一路”应该成为欧洲和中国的共同项目。尽管双方之间有很多不同，例如不同的政治制度以及文化。这个倡议超出了基础设施的框架，它可能成为中国和欧洲之间地区实现稳定的一个重要项目。尤其在中亚地区，从土耳其到伊朗到中国的邻国，这个倡议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欧洲应该对此抱有极大兴趣，不仅是扩大和中国的经济往来，而且应联合中国一起创建地区稳定。这个想法虽然来自中国，并且获得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但不应该只是局限于中国的一个倡议。
这个新的丝绸之路项目也不是单行车道。“一带一路”连接的是亚洲、非洲和欧洲，是双向道路。它代表着我们这个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它会超越基础设施将各民族及不同的社会连接起来。世界的相互联系在21世纪非常重要， 不仅是德国和中国相互联系，而且中间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应这样。欧洲迄今为止对中国的这个倡议反应保守，或许是因为它认为，中国的倡议有霸权主义的目的。但在没有证据表明之前，我们还是应以开放性的态度对待这个倡议。
记者:
您怎么看待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您对中国有何期待？
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博士：
中国毫无疑问是21世纪这个多极世界中的重要当事者，仅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已经非常重要，就像20 世纪中的美国和苏联那样。但中国只有在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下，才能起到积极作用。目前的中国存在较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如果社会平等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法治国家的作用无法发挥，那么将会出现其他一些国家出现过的矛盾。因此我认为社会平等以及法治国家决定了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
不过我确信，中国在过去30年中展现出的那种战略耐心，将会在未来继续发挥着良好的作用。
记者:
您在中国工作了六年。中国是否对您本人打下了烙印？中国对您意味着什么？
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博士：
除了欧洲之外，有两个我生活过的国家给我打下了烙印。第一个国家是美国，我16 岁的时候在那里上学，后来也经常去那里生活，它对年轻的我非常重要。另一个国家就是中国。作为大使我有机会为双边关系做工作， 对我来说这是极其宝贵的经历。坦诚地说，我对这份工作怀有很高的敬畏之心！我作为德国代表在中国这个国度生活了如此长的时间，它当然对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说，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它们对我有太多不同的但却同样巨大的意义。它们至今影响着我对世界的看法。
当然，不是所有我在美国和中国经历的事情都是正面的。中国在21 世纪的潜力巨大，我希望这个国家的决策人能够做到有远见，能抓住机遇，也能对风险做出及时反应。
中国也丰富了我的眼界，尤其是它的人民和他们具有的乐观个性及动力。我在中国学到了，战略意义上的耐心、长远性地思考非常重要。另外中国人讲究务实令我印象深刻。我和家人在中国积累的个人经验，将在我们的人生中永远占有重要的位置。
（采访、翻译：黄霜红）
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博士，生于1949 年，现任宝马基金会主席。1987年到1991年，施明贤为德国外交部驻新加坡常驻代表。1999年至2002年任外交部西巴尔干应急办公室主任，后为外交部政治司副司长及南欧稳定政策负责人。2002年到2007年任德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之后六年任德国驻中国大使。
资料来源：
资深媒体人 柴野先生主编的《忆海拾英·中德建交45周年访谈录》一书，由德国柏林禧利旅行社赞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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