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海拾英 | 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发布时间:2018-02-11浏览次数:223

为纪念中德建交45周年,访谈录《忆海拾英》中德文双语版于2017年金秋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收有对两国合作交流做出重要贡献的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各界人士的访谈实录共20篇,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为该书作序。

2014年,中德两国确立了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定位,为新时期中德关系发展确定了方向。中德关系的三大支柱是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我们公众号也将以这三大支柱为主线,连载本书内容,向读者展现中德建交45周年来,奋战在各个领域的人士如何投身建设良好的中德关系。

上期回顾: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是联邦德国的传统

本期刊载书中对现任宝马基金会主席、2007-2013年任德国驻中国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博士的访谈——《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

施明贤先生,您在2007年作为德国大使来到中国。您在德国的时候是怎样看中国的?您又是抱着什么态度前往中国的?
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博士:

我对中国的兴趣产生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名年轻外交官,我见证了李光耀和赫尔穆特·施密特在新加坡的一次交谈。这位当年的新加坡总理向德国总理讲述了在中国发生的事。李光耀当时描述了一个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把上一代人几乎毁掉的国家。不过,他却强调了这个国家具备的潜力。这场谈话对我非常有感染力,并且增强了我本来对中国就有的好奇心。这件事发生在邓小平那个著名的中国改革开放讲话前夕。现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验证了李光耀当时的预言。李光耀曾经是中国问题专家,也是邓小平那时候的顾问。

当我作为德国大使去中国之前,对这个国家的认识非常肤浅。1988年, 我和我夫人去香港时借道去了一趟中国南部的深圳。在外交部当政治司司长期间,我2002年参与了几次和中国的磋商,第一次体验到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它有着很强的等级制,但却发展出最初的市场经济元素,这和欧洲以及苏联转型时期完全不同。

那几年里,我代表德国政府参与了伊朗核问题谈判。2005年时我们遇到一个临界点,那个时候欧洲包括法国、英国、德国加上欧盟面临僵局,因此我们决定联合美国、俄国以及中国。我当时为邀请中国政府参与伊朗核问题谈判去了北京。从此之后,我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多,直到2007年成为驻北京的德国大使。

去北京上任的时候,我和家人有意识地选择乘坐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前往。我和夫人以及小儿子一起,我们不愿意乘飞机一下子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而是想体验那种逐渐接近东方的感觉,体验沿路的不同之处。我们乘火车经过莫斯科、伊尔库茨克、贝加尔湖到达蒙古,最后来到中国。这次旅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这辈子见到了许多不同国家及地区,但中国因为它的多样性和矛盾性而深深地吸引了我们,从此无法摆脱。


记者:

中国的什么东西对您来说尤其印象深刻?有没有让您感到惊奇的地方?
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博士:

对我来说,中国最引人入胜的,是它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许多西方人来说,这是一个矛盾的地方。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走出了自己的特殊道路。另外我还想弄明白,这个在21世纪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它的社会将会怎样发展。这就是我想去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这个原因,我要求延长了驻华时间。因为在大使通常任期的三年中,我是无法了解中国的。

对我个人来说,我喜欢中国的古代文化,也欣赏它的现代文化、艺术和音乐。这些我去中国前就了解到一些,在中国见识到更多。这些也是我在中国的另一个重要体验。


记者:

大家都知道您在中国经常旅行。除了北京、上海之外,您对中国其他地方印象如何?您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有怎样的经历?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历?
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博士:

我的确去了中国很多地方旅行,不光是出差,还有以私人身份和家人朋友一起出去。除了西藏之外,我去过中国的每一个省份。每到一处都能看到城乡之间、社会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作为大使我遇到过很多领导人,从国家领导人、部长到省长、市长等。但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普通人,那些我作为德国大使不可能碰到的人。例如在贵州,我见到山区妇女身上背着比自己人还高的稻草垛,内蒙古种啤酒花的农民向我们自豪地展示他酿造的德国啤酒。一次我和朋友在青藏高原上拜访了一个牧民家庭。这家人有三座被牲畜围绕的简陋帐篷,我和他们一起喝了牦牛奶, 虽然我并不喜欢喝牛奶。

我们见过的那些地区以及当地人实在是多样化。许多中国人很有好奇心并且有种深刻的幽默,这让我感到很惊奇。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我喜欢读中国文学。例如余华的小说《兄弟》就真实地描绘了那种弱小的农民类型,他们都具备实在的幽默感,非常棒。

我也遇到过独立思考的人物。例如太阳能企业家黄鸣,他把山东德州变成了一座“太阳能城”。他本人年轻的时候来德国,第一次接触了太阳能。回到中国之后成立了一个太阳能企业,用太阳能供应一座几百万人口城市70% 的能源。在我的提名下,他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环境奖。

中国菜的多样性也很吸引我。四川和云南的辣和辽宁的油腻以及南方沿海地区的清淡多有不同,宁夏的菜又很有穆斯林风味。所以说“中国菜”是没有标准的。这就像是这个国家,并非外界认为的那样是大一统。

2009年,施明贤(前排右一)与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前排左一)在四川地震灾区


记者:

中国有什么东西让您觉得很好,什么使您不满意?
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博士:

中国凭借自己的力量消灭了饥饿,这让我感到很敬佩。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不仅战胜了饥饿,而且它的4 亿人口实现了小康,这在人类近代史上还没有先例,当然这个国家还有上亿人口处于贫困线和低收入之间。然而自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哪一任政府,中国政府都带着战略决心不断提高着生活水平。

我理解治理这样一个大国的任务多么艰巨,明白也许这种体制对稳定发展很有帮助。我担心社会公正将成为中国下一代的主要挑战,因此中国政府的反腐战役非常重要。我认为一个稳定的社会需要的是法治国家。在这点上,中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另外,有些中国人的那种自私也是我不喜欢的,这应该是年青一代比较注重物质享受造成的。对很多人来说,钱就是一切,其结果是,他们会对别人有种强势或者攻击性,而缺乏同情心。例如在街头出了什么事的话,很多人会围观但很少人上去帮忙。我不喜欢这种现象。


记者:

在您担任德国驻中国大使期间,在德中关系上是否有令您难忘的事件?
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博士:

目前的德中关系持续稳定。我在北京当大使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不断发展了对中国的关系,她每年都会访问中国。2007 年我上任的时候, 默克尔对中国还是保持距离的,到我离任之前才有所变化。

默克尔于2007 年在柏林接见了达赖喇嘛,这是在她第二次访问中国之后。当时我就任大使没多久。德国政府对人权问题,尤其是对西藏及中国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问题看得很重要,对欧洲及德国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默克尔接见达赖喇嘛明确有象征性意义:尽管德中两国有共同利益,但德国不能改变自己的核心观念。默克尔想借此表达今后几年双方交往的框架。当然,中国对德国来说绝对重要,相反亦如此。不过两国友好关系意味着双方在捍卫自己利益的同时,也应该尊重及宽容对方。

北京最初对达赖喇嘛的访问反应相当强烈,不过我们双方很快就达成一致,因为双方都愿意消除这场政治冲突。在两国外交部以及双方驻对方大使的努力下,当年年底平息了这次政治冲突。

在处理上述事件中,德中两国政府都非常慎重。它不是一次政治游戏,而是双方的明确态度。这件事为双边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德中关系从此一直在改进,直到2011 年,德中两国建立了政府磋商机制,形成了战略伙伴关系。对我来说,为期三年的“德中同行”项目、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以及每年都会举行的法治国家对话等,都是非常难忘的事件。

2009年,施明贤(前排右一)在深圳参加法治对话


记者:

您怎样看待欧盟和中国的关系?双方的机会和潜力在哪里?
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博士:

欧洲和中国不仅在共同或者相关利益上联系在一起,而且两个大陆之间也是连在一起的,它们是经济上重要的伙伴。

中国发起的新丝绸之路倡议或许能够成为中欧之间关系的新象征,前提是双方明白相互之间的利益所在。“一带一路”应该成为欧洲和中国的共同项目。尽管双方之间有很多不同,例如不同的政治制度以及文化。这个倡议超出了基础设施的框架,它可能成为中国和欧洲之间地区实现稳定的一个重要项目。尤其在中亚地区,从土耳其到伊朗到中国的邻国,这个倡议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欧洲应该对此抱有极大兴趣,不仅是扩大和中国的经济往来,而且应联合中国一起创建地区稳定。这个想法虽然来自中国,并且获得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但不应该只是局限于中国的一个倡议。

这个新的丝绸之路项目也不是单行车道。“一带一路”连接的是亚洲、非洲和欧洲,是双向道路。它代表着我们这个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它会超越基础设施将各民族及不同的社会连接起来。世界的相互联系在21世纪非常重要, 不仅是德国和中国相互联系,而且中间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应这样。欧洲迄今为止对中国的这个倡议反应保守,或许是因为它认为,中国的倡议有霸权主义的目的。但在没有证据表明之前,我们还是应以开放性的态度对待这个倡议。


记者:

您怎么看待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您对中国有何期待?
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博士:

中国毫无疑问是21世纪这个多极世界中的重要当事者,仅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已经非常重要,就像20 世纪中的美国和苏联那样。但中国只有在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下,才能起到积极作用。目前的中国存在较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如果社会平等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法治国家的作用无法发挥,那么将会出现其他一些国家出现过的矛盾。因此我认为社会平等以及法治国家决定了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

不过我确信,中国在过去30年中展现出的那种战略耐心,将会在未来继续发挥着良好的作用。


记者:

您在中国工作了六年。中国是否对您本人打下了烙印?中国对您意味着什么?
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博士:

除了欧洲之外,有两个我生活过的国家给我打下了烙印。第一个国家是美国,我16 岁的时候在那里上学,后来也经常去那里生活,它对年轻的我非常重要。另一个国家就是中国。作为大使我有机会为双边关系做工作, 对我来说这是极其宝贵的经历。坦诚地说,我对这份工作怀有很高的敬畏之心!我作为德国代表在中国这个国度生活了如此长的时间,它当然对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说,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它们对我有太多不同的但却同样巨大的意义。它们至今影响着我对世界的看法。

当然,不是所有我在美国和中国经历的事情都是正面的。中国在21 世纪的潜力巨大,我希望这个国家的决策人能够做到有远见,能抓住机遇,也能对风险做出及时反应。

中国也丰富了我的眼界,尤其是它的人民和他们具有的乐观个性及动力。我在中国学到了,战略意义上的耐心、长远性地思考非常重要。另外中国人讲究务实令我印象深刻。我和家人在中国积累的个人经验,将在我们的人生中永远占有重要的位置。

(采访、翻译:黄霜红)



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博士,生于1949 年,现任宝马基金会主席。1987年到1991年,施明贤为德国外交部驻新加坡常驻代表。1999年至2002年任外交部西巴尔干应急办公室主任,后为外交部政治司副司长及南欧稳定政策负责人。2002年到2007年任德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之后六年任德国驻中国大使。
资料来源:
资深媒体人 柴野先生主编的《忆海拾英·中德建交45周年访谈录》一书,由德国柏林禧利旅行社赞助出版。
我们在此特别感谢德国柏林禧利旅行社和柴野先生授权“中德人文交流”转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