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德建交45周年，访谈录《忆海拾英》中德文双语版于2017年金秋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收有对两国合作交流做出重要贡献的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各界人士的访谈实录共20篇，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为该书作序。
2014年，中德两国确立了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定位，为新时期中德关系发展确定了方向。中德关系的三大支柱是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我们公众号也将以这三大支柱为主线，连载本书内容，向读者展现中德建交45周年来，奋战在各个领域的人士如何投身建设良好的中德关系。
上期回顾：中德建交见证人；将军的德国情结
本期刊载书中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七届总理施罗德的访谈——《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是联邦德国的传统》。
记者：您是否还记得第一次到中国的情景？当时中国给您的印象是什么？
施罗德：我不太记得什么时候第一次去的中国。那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我任下萨克森州州长期间。当时中国还被称为“发展中国家”。除了北京、上海等几个大城市之外，我感觉那时中国的确还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称号。但这种状况以令人激动的速度改变了，现在的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在过去30年中进展之快，已使人无法想象20世纪90年代的情景。现在只有来到中国西部的一些城市还能看到“发展中国家”的样子，但这里也变化得相当快。中国政府的开发西部战略非常成功，西部正在高速赶上。那里的大城市已经和上海及北京差别不大，“一带一路”政策将使中国的西部获得决定性的进步。
记者：最近的20年您经常访问中国，是否从个人角度上也感受到了中国的发展？中国是否有什么让您难忘的、或者说改变了您对中国看法的经历？
施罗德：2002年的新年前夜，我作为德国总理和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镕基一道为上海的磁悬浮列车剪彩。我还记得，当我们乘坐从浦东机场到市区的第一趟车时，车厢的小桌子上有一杯水，朱镕基示意我，那杯水在列车的前进过程中几乎不动。这辆车是浮在空中而不是在轨道上行进。这个经历使我真切地感觉到，中国是怎样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快速进入了重要的工业国之列。
在我就任德国总理期间和朱镕基有过一次不寻常的交往。2000年德国举办世博会，我邀请朱镕基和夫人到我家做客共进晚餐。我和夫人、女儿当时住在汉诺威的一个四室公寓中。朱镕基的陪同人员来询问我家能接待多少客人。我们的餐厅可以容纳朱镕基夫妇以及我们夫妇，或者再加上各自的翻译，除外没有更多的地方。于是陪同人员建议我们将接待朱镕基的地方改为州政府招待处。但朱镕基坚持接受我的私人邀请。后来我们六个人坐在我家餐桌边吃饭， 我的岳母负责招待客人。那个晚上非常美好，我们双方晚饭后还在客厅一起看了足球赛。我一直记得，当时电视里在转播欧洲杯的法国对意大利决赛。
中国的新华社后来报道了朱镕基在德国总理家作客以及我家的普通生活， 我一下子在中国变成了知名人物。
记者：您在担任德国总理期间是否做出过针对中国的重大决策？
施罗德：我就任总理期间针对中国的重大决策之一和科索沃战争有关。1999年，北约在科索沃误炸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当年5月我正计划访问中国。在我出发前往中国之前，因为我以北约国家总理身份，德国国内对我的访问是否能够成行有很多议论。我考虑到必须要对这一事件表明姿态。在完全没有和其他北约国家约定的情况下，我以北约的名义向中国表示道歉。这种做法完全改变了我在北京访问时的气氛，因为中国人感觉到我的道歉是诚恳的。这次访问也因此为我留下了特别深的记忆。
对中国的另一项重大决策，我认为是两国开始法治国家对话。在我进行国事访问期间，随行的德国记者们总是希望我对中国政府提及人权问题。当时的情况却是，一方对此进行批评，另一方反驳这些批评。对我来说它几乎只是一个仪式而非对话。我考虑过怎样才能真正就这个问题双方开展对话，由此而产生了双边法治国家对话并延续到今天。它还被我之后的德国政府坚持下去。
记者：有种说法是德中两国的关系只是建立在经济领域，您怎么看待德中两国的特殊关系？两国关系的中心点是什么并且是否还有延伸？
施罗德：德中两国的良好关系有历史传统。维利·勃兰特任社民党主席时，即开始与中国对话。赫尔穆特·施密特发展了两国的关系，最后成为中国最受敬仰的德国名人之一。他在就任德国总理期间及之后经常访问中国，直到他90多岁的时候。赫尔穆特· 科尔总理也同样如此。所有德国总理都特别扶植过德中关系，安吉拉 · 默克尔总理也同样如此。
这当然和中国的重要地位有关，也不仅是经济上的相互往来。中德两国都是文化大国，文化交往尤其重要。顺便说一下，我的小女儿在汉诺威女童合唱团唱歌，她们女童合唱团不久前在上海和北京进行了访问演出，她对在中国的经历特别兴奋。我的大女儿在复旦大学学了一年中文。另外，德中两国还有科学上的交流，目前有3万名中国学生在德国留学。我访问中国的时候都会带领一个经济代表团，有时候也带着艺术家前往，例如画家或者是作家。他们到了中国后都是离开代表团自由活动。
记者：您怎样评价欧盟和中国的关系？在哪些方面双方有机会及潜力，哪些方面存在问题？
施罗德：目前中国和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关系并非向好的方向发展，对欧盟来说加紧与中国的紧密合作符合欧洲利益，这也符合德国的利益。对我们来说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许多中国企业在德国投资，尤其在中小企业中，这种现象值得关注。两国之间不仅进行货物交易，而且有资金投入，我觉得这是值得欢迎的。就拿德国公司普茨迈斯特来说，在被中国公司收购之后， 它有了很好的发展。所以说我们不应该担心中国投资，正相反，它对我们很有帮助。
不过正如每个国家一样，在德国对某些领域的投资也是有限制的，例如在军备方面，每个国家都不会允许外资进入。
欧盟机构不能对投资做出决策，而只是设立了法律框架，在我们西方国家，投资是由私人决定的，而中国有一部分是私人决定有一部分不是。这就使双方的交流受到限制。在我的总理任职期间，德国促成了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2004年，我们和温家宝总理一起建立了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记者：中国对德国的重要性在哪里？
施罗德：从经济上来看，德国最大的出口面向欧盟，占60%。对我们来说美国市场很重要，中国同样重要。中国不只是我们的一个出口国家。所有德国大型企业，从汽车到化学工业，都在中国生产产品，如大众、西门子和巴斯夫这几个知名企业。但不仅大型企业，越来越多的中小型企业也在中国有生意， 为那里提供了工作岗位。反过来也有许多中国企业出现在德国，例如华为。我女儿就是华为手机粉丝。
记者：您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怎么看？您对中国有何期待？
施罗德：中国经常被指责实行侵略性国际政策，这是不对的。观察中国过去以及现代政治，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只是维护它自己的利益而非推行侵略性外交，中国的外交政策很负责任。改革开放政策推行了近40年，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发生了变化。由于它众多的人口以及经济发展，这个国家太重要了， 不可能不在国际上占据一定的分量。
今天的世界有三极，它们是超级大国美国，然后是德国在里面占据重要地位的欧盟，最后一极将是中国。中国必将成为亚洲的领袖。没有中国参与的未来国际政治是不可能的。
记者：您是中国人民喜爱的西方政治家之一，您怎么看待这一点？
施罗德：我很喜欢去中国。比较难忘的是我以私人身份去中国的西部旅行。我参观过成都的大熊猫保护基地，在那里我抱着一只熊猫喂苹果给它吃。青海省的风景令人难忘。有时我在中国的街头会突然被认出来，因为他们在电视上见过我，这让我感到很高兴。
（采访、翻译：黄霜红）
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出生于1944年4月。1998年至2005年，施罗德担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七届总理。卸任总理职位之后，施罗德在汉诺威重拾律师工作，并且为一些公益组织服务。施罗德还担任经营俄罗斯至西欧天然气管道的欧洲—俄罗斯天然 气公司Nord Stream AG股东委员会主席。
资料来源：
资深媒体人 柴野先生主编的《忆海拾英·中德建交45周年访谈录》一书，由德国柏林禧利旅行社赞助出版。
我们在此特别感谢德国柏林禧利旅行社和柴野先生授权“中德人文交流”转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