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德建交45周年，访谈录《忆海拾英》中德文双语版于2017年金秋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收有对两国合作交流做出重要贡献的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各界人士的访谈实录共20篇，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为该书作序。
2014年，中德两国确立了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定位，为新时期中德关系发展确定了方向。中德关系的三大支柱是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我们公众号也将以这三大支柱为主线，连载本书内容，向读者展现中德建交45周年来，奋战在各个领域的人士如何投身建设良好的中德关系。
本期刊载书中对熊光楷将军的访谈——《将军的德国情结》。
熊光楷将军是中德建交后第一位到联邦德国工作的解放军军官。他亲眼见证并亲身参与了中德建交以来两军关系的发展。在中德建交45周年之际，熊光楷将军向记者讲述了他与德国的情结。
记者：听说您与德语结缘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德语的?
熊光楷：我原本是学英语的。1956年，我从上海市延安中学高中毕业，志愿入伍，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外语学院学习英语，1959年毕业后开始从事军事外交工作。1960年，我国驻民主德国使馆武官处要增加一位翻译人员，组织上选中了我。这是我与德国结缘、学习德语的契机。
我一到德国，就面临一道语言关。我的英文水平不成问题，但在东德，无论是工作交往还是日常生活，德语都是不可替代的交流工具。我利用使馆请人授课的机会以及主动向老同志学习的方式开始了德语学习。
1961年初，我得了胸膜炎，在医院里住了40天。恰好，一位德国中学老师和我住在同一间病房。在这段时间里，我一面利用英德词典自学，一面向这位老师请教，德语水平得到了较快提高。出院后不久，有一次外事活动需要德语翻译，而武官处的德语翻译又恰好不在，我临时上阵，还翻译得不错。这样一来二去，我就基本上攻克了德语关，在使馆可以同时做英文和德文翻译工作。
记者：您在两国建交不久就到联邦德国任职。当时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军人保守刻板、不好接近，可您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您是怎样融入军事外交界的?
熊光楷：1972年秋，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中德建交的同时，双方也开始了互设武官处的谈判。但在当时，联邦德国正与苏联谈判互设武官处之事，联邦德国希望先苏后华或同时互设。直到一年多以后，联邦德国和苏联达成协议了，中德互设武官处的谈判才有结果。1974年10月，我被任命为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武官处副武官。由于外交原因，直到1976年4月，我才正式到任。当时，我是以副武官代行武官之职，所以，我是第一位到联邦德国工作的解放军军官。
当时，的确有些西方人士认为中国军人保守刻板，不好接近，但他们又对我们充满好奇心。我刚到联邦德国不久，在一次外交沙龙活动中，一位身穿礼服的女士主动邀请我跳交际舞。这在当时是一个挑战。因为“文革”还没结束，国内“左”的思想仍然盛行，和外国女士跳舞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我还穿着军装。但我知道，在西方国家，拒绝女士主动提出的跳舞邀请是非常失礼的。 在没有人可以请示、商议的情况下，我当即决定遵循国际通行的外交礼仪，接受了这位女士的邀请。我的行动，立即引起在场的外交界人士的注意。
那时，我们以这种开放、自信的姿态开展了大量外交活动，我在较快时间内打开了局面，结识一批有分量的外交官员、情报专家、教授学者等。有的人与我建立的交往关系一直延续几十年。后来，我当了上将，到德国访问，在一次学术交流活动中，遇到一位老人，他告诉我，他叫莫尼亚克，是原来德国《世界报》的记者，他当时就注意到我，还专门写文章赞扬我的外交风格。
1979年在德国国防工作协会上做报告
记者：您曾陪同前来中国访问的德国前总理科尔参观中国军队，可以谈谈您与科尔的交往吗?
熊光楷：在德国领导人中，我与科尔比较熟悉、交往也比较多。
2001年9月，科尔作为德国前总理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来华出席“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论坛活动。在会议开幕的当天，江泽民同志以老朋友的身份会见了科尔，我也参加了会见。在江泽民和科尔见面寒暄时，我还临时客串了一下翻译。
2002年5月，我到德国与德国联邦国防军副总监法伊斯特海军中将举行中德首次防务安全高级磋商。在此期间，我专程拜会了科尔。当时，科尔的夫人汉内洛蕾去世不久，我向科尔表示了悼念之情。
2002年在访问德国期间与科尔会面
2004年6月，我以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的身份邀请科尔来华出席“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对策”国际学术研讨会。6月23日，科尔来到中国军营，参观的是位于北京南口的装甲六师，我和中国原驻德国大使梅兆荣陪同。我们知道科尔爱喝啤酒，所以提前做了准备。在检阅仪仗队、参观部队后，科尔来到战士们的营房，很高兴地看到这里已经备好了啤酒。科尔身材高大，但他端着啤酒，很安适地坐到了战士们双层床铺的下铺上，一边畅饮，一边和战士们无拘无束地谈天说地，气氛非常融洽。
记者：您有着“将军”与“教授”两个身份，请您谈谈您在中德两国的军事交往中是如何运用这两个身份的。
熊光楷：的确，我的名片上印着“上将”和“教授”两种身份。这两种身份使我可以更方便地开展官方的与非官方的学术性对外交往活动。
我在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期间主管军队外事工作，其中包括中德在国防与安全领域的交流活动。可以说，我亲眼见证并亲身参与了中德两军关系的发展。2002年5月，经过两国的积极磋商协调和两军领导的批准，中德两军实现了首次副总长级的高级防务战略磋商。我作为中方代表奔波于德国国防部波恩和柏林两个驻地之间，就一些重大的国际和安全问题与德方进行了坦率的交流与对话。这些都属于官方交往的范畴。我还参加了许多非官方的学术性中德交流活动。我在担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期间，一直努力推动中德学术交流，邀请过许多德国政要等知名人士来华访问，比如德国前总理科尔，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赫尔佐克等。此外，我还作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顾问，于2006年和2007年分别参加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中德高级别对话论坛活动并做了发言。
记者：退休后您还关注德国的情况吗?对目前的中德关系有什么见解?
熊光楷：我常常对别人说，我是有德国情结的人，因为德国是除了祖国之外，我生活过最久的地方。我一直抱着友好和乐观的态度关注德国的情况，关注中德关系的发展。在与德国交往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强调中德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发展全面友好关系不存在障碍。同时，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是在东德还是在西德，中国对德国的统一始终抱有同情和支持的态度，相信德国最终会实现统一，这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德国的民心。 刚才提到的非官方活动，很多都是2005年我从副总参谋长的位置退下来以后参加的。我很高兴地看到，当今中德交流合作的紧密程度超过了历史任何时期，中德关系发展水平迈向了更高层次，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德国的认同，中德双方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务实合作。例如，已经成为国际物流中陆路运输主要方式的中欧班列，就有多条线路沟通中国与德国，为两国经贸往来注入了活力。
40多年来，中德关系一直稳定成熟，并且发展到更高水平、更高阶段。 我相信，在中德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德两国关系会有更加灿烂的未来。
以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名义邀请德国前总统赫尔佐克访问中国
（采访：柴野）
熊光楷，上将，教授。1939年出生于上海，195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外语专科学校英语系本科班学习。1960年至1967年，任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武官处翻译；1974年至1980年，任中国驻联邦德国副武官。回国后先后任原总参情报部副部长、部长，总参谋长助理，副总参谋长等职，并担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等。2000年获授上将军衔。熊光楷还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名誉院长等。
资料来源：
资深媒体人 柴野先生主编的《忆海拾英·中德建交45周年访谈录》一书，由德国柏林禧利旅行社赞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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