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德建交45周年，访谈录《忆海拾英》中德文双语版于2017年金秋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收有对两国合作交流做出重要贡献的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各界人士的访谈实录共20篇，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为该书作序。
2014年，中德两国确立了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定位，为新时期中德关系发展确定了方向。中德关系的三大支柱是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我们公众号也将以这三大支柱为主线，连载本书内容，向读者展现中德建交45周年来，奋战在各个领域的人士如何投身建设良好的中德关系。
上期回顾：中德建交的“穿针引线”人。
本期刊载书中对著名外交家梅兆荣的访谈——《中德建交见证人》。
梅大使亲身经历并参与了1972年中德建交谈判的全过程，他是西德最后一任也是德国统一后第一任中国大使。在中德建交45周年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面对记者，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由他娓娓道来。
记者：梅大使，您参加了1972 年中德建交的全过程，能否谈一下当时的情况，特别是谈判中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梅兆荣：中、德建交公报是在北京由双方外长签署的，只有一句话，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于1972年10月11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在短期内互派大使”，但双方为达成这一协议却在波恩进行了八轮会谈，历时一个多月，而通向这次建交谈判的历程更是漫长而曲折。1964年5月，西德曾与中国在瑞士就建立外交关系问题有过官方接触，但由于艾哈德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而夭折了。1969 年10月勃兰特—谢尔政府上台后，因慑于得罪苏联，影响其“新东方政策”，而推迟了同中国建交的时间。1972年，在野的基民盟主席团做出决议，要求联邦政府同中国建交，该党领导人之一、议会外委会主席格哈德 · 施罗德宣布于1972年7月访华，对勃兰特政府构成了某种压力，外长谢尔决定委托施促成两国建交。
施罗德在访华期间向中方表示，中、西德建交时机已成熟，谢尔外长愿应邀来华解决建交问题，勃兰特也同意建交，但不愿意成为“请求者”。西德政府现在愿意同中国建交，主要原因是美国改变了对华态度，东方条约已获批准，苏联不再是障碍，1973年西德要加入联合国组织，需中国同意。周总理指出：既然西德各党都认为中、西德建交时机已成熟，双方可以通过驻第三国外交代表协商。西德与蒋介石集团一直没有建立关系，两国建交好谈，达成协议后欢迎谢尔外长访华。施罗德提出，为照顾勃兰特不愿意造成有求于中国的印象，建议中方主动向西德驻外使馆表示愿意与西德谈判建交。时任副外长乔冠华指出这样做不妥。最后商定签署一个“内部谅解”，内容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满意地获悉由德意志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格哈德· 施罗德博士表达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对于两国早日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的愿望，并声明中国政府也有这一愿望。为此，应通过双方驻第三国的外交代表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1972年7月20日。”这是一个顾全双方面子，不使任何一方成为“请求者”的外交杰作，也为两国通过谈判达成建交协议铺平了道路。
建交谈判在波恩举行。中方全权代表为王殊，德方全权代表为外交部政治司长冯·史塔登。为协助王殊谈判，国内调我偕机要员和报务员携带收发报设备于1972年8月17日从西柏林飞科隆。德方派礼宾司使团科科长在西柏林机场迎接。由于互不相识，约定各持一份当天的《每日镜报》作为接头暗号。
1972年8月18日至9月29日，中西德在波恩进行建交谈判，左起第二是梅兆荣， 左起第三是王殊
8月18日开始会谈。中方设想，谈判主要解决建交公报文本、谢尔访华时间及达成协议后如何发消息。冯·史塔登基本同意中方提出的建交公报方案，很快达成一致。围绕谢尔访华时间，虽然有过反复，但也不是大问题。双方讨论时间最长的是德方要求中方签一个议定书，确认西德对外代表西柏林和生活在西柏林的德意志公民的利益，而中方认为两国建交无先决条件，建交与西柏林的特殊情况无关，因此不同意签议定书，但表示中方“在有关西柏林的具体问题上将按照西柏林已形成的实际状况处理”。冯·史塔登对我这一表态表示“满意”，但仍坚持要签议定书，或者“采取德方在双方草签公报时重复中方表示，中方不予反对”的方式。经反复争论，德方最后不坚持搞书面文件，而采取后一种方式。
记者：您是中国驻西德的最后一任大使，也是两德统一后驻德国的首位大使，您亲历了德国统一，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和感受。
梅兆荣：德国的分裂和重新统一是欧洲战后历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事件。德国重新统一需要解决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顺利完成，反映了东西德两部分广大民众的共同愿望，但也归因于当时有利于德国统一的所有必要条件同时存在，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巧合的结果。
2004年6月1日德国驻华大使在北京使馆代表德国总统授予梅兆荣大使“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星级大十字勋章”
对德意志人民谋求统一的愿望，中国一贯持同情、理解和支持的立场，这在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我怀着祝贺德国人民的心情应邀参加1990年10月3日零时在柏林原国会大厦平台上向全世界宣告德国重新统一的大会和随后的庆典招待会，但我当时的心情极其复杂，因为正是宣告德国重新统一的联邦总统魏茨泽克第二天要会见达赖，而我在波恩无法约到德国总理府或外交部的相关官员进行交涉，因为主管官员都不在波恩。因此我寄希望于在这个庆典上见到德方负责官员。仪式刚宣布结束，我便疾步赶向招待会大厅，看见科尔总理的外事顾问特尔切克紧随科尔急匆匆地在人群簇拥下过来，我便赶上去想和他说话，他却摇摇头暗示不便接谈。我只好在大厅里找别的官员，见到政府新闻发言人克莱因先生，便向他陈述了诉求，他对魏茨泽克此举表示强烈不满，说这个人总是要和科尔作对，但总统的决定无法改变。国内指示我要在凌晨1时前报回交涉结果，由于来不及去柏林办事处发报，我只好找街上的投币式公用电话将交涉情况口报国内。当时我脑子里情不自禁地浮现一个问题：中国一贯支持德国统一，这位德国领导人却“过河拆桥”？！
记者：您作为中国驻德大使经历了中德关系最困难的时期，您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
梅兆荣：我1988年6月赴任至1997年1月离任，除头一年两国关系发展比较顺利外，以后七年多日子一直不平静，我作为大使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其中最使我难忘的是三件事：
一是打破制裁。西方对我国实行制裁的借口是所谓人权问题，实质是想以西方的价值观和社会政治制度改变中国。如何批驳各种污蔑不实之词，阐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政策，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是极其艰巨的任务。经过不懈的努力，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良好、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力增强，德国各界对我国了解增多，并受实际利益驱动，而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取消对华制裁，使中德关系重新走上正常轨道。
二是涉藏斗争。德国是西欧国家中在涉藏问题上较早挑起事端的。在我任驻德大使期间，德国政界就所谓西藏问题的挑衅不断，其顶峰是1996 年6 月联邦议会通过决议，公然要求中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进行谈判，而时任德国外长在辩论中竟表态支持该决议内容，导致中方不得不做出强烈反应。后来这位外长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在联大向中国外长做出四点声明：确认德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两国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 解决人权问题分歧的途径应是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话而不是进行对抗。在此前提下，两国关系才得以转圜。
三是打掉德国售台潜艇计划。1992年底、1993年初，“台湾当局”利用德国造船业危机，以提供大量民用订单为饵，诱使德国为台湾建造和出售10艘潜艇，德国时任经济部长极力主张售台潜艇，危及了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为打掉这一武器交易，我们根据国内指示，从联邦政府、议会各党团和有关州政府到有关造船厂及德国各大企业，从多个角度全方位做工作，经过约三个月的努力，联邦安全委员会在科尔总理和德国外交部的支持下做出了不对台售武的原则性决定，使中德关系避免了重大挫折。
梅兆荣与德国 前总理施密特
上面讲的是我最难忘的几次充满险情和斗争的经历。但也必须指出，在将近九年的时间里，中德之间有过多次成功的高层互访，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和交流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也结识了不少真诚的朋友，忘不了他们为推动两国互利合作所做的宝贵贡献。
记者：您如何评价目前的中德关系？
总的看，目前中德关系发展平稳、良好。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是相互重视的表现。两国贸易额占中欧贸易总额近30%，经济科技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在中欧关系中具有引领作用，投资从单向变为双向。两国合作前景看好。中国一向从战略高度看待同德国的关系，认为两国在地缘政治上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也不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纠葛；经济上各有优势，互有需要，可以相互补益的潜力和空间很大；一个拥有巨大市场的中国和一个工业技术发达的德国对接发展战略，开展互利共赢合作，其意义远远超出双边范畴。
当然，由于两国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各异，发展阶段也有差距，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和利益分歧是难免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看待这种差异和分歧，并加以妥善管控。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是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就是不要以意识形态画线，以政治制度的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好坏。切忌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改变对方，这样做会伤害政治互信。二是合作共赢，摒弃零和思维。要从人类进步的视角欢迎一个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努力，正确认识中国的快速发展对德国是巨大机遇，而不是“威胁”。三是独立自主决策，不受制于第三方。中国奉行结伴而不结盟的方针，德国则深深扎根于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联盟。特别是在涉及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等问题上，德国是否不受其联盟政策影响，是中国人关注的重大问题。
（采访：柴野）
梅兆荣，1934年生于上海崇明。1951年至1953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1953年8月赴民主德国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日耳曼语言文学系学习。1956年后，历任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随员、二秘、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二秘、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司长。1988年至1997年任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曾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副会长、中国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
资料来源：
资深媒体人 柴野先生主编的《忆海拾英·中德建交45周年访谈录》一书，由德国柏林禧利旅行社赞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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