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叔曾经是很有钱的IT专家,如今却吹笛子、养猪;曾经是追逐金钱的“齿轮”,如今则摆脱了社会的羁绊,轻快地画着圆圈走进生活、亲近自然、追寻传统精神。这就是胡子叔。想知道幸福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吗?那就来问问胡子叔吧,他什么都知道 ~
说话间,我们已经到达了下一个目的地:“韩村河——中国最美乡村”。来到这里,胡子叔对自己人生体验的热情倾诉不仅戛然而止,而且还诡异地走向了反面。
韩村河现代农村位于北京西南40公里的六环上,是一个规划到细致入微的社会主义模范农村。我们下了车,一扇大门打开,中式庭院既现代又经典,胡子叔的朋友和他父母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带我们参观房屋,请我们喝水,并邀请我们共进晚餐。我们婉言谢绝,表示还想赶在太阳下山之前看看这个村子。
于是,在他们的热情陪伴下,我们走上了整齐划一的棋盘格街道,这里共住着910户人家。这里以前是个闭塞的穷村,曾经穷到叮当响的村民们可能直到今天还如在梦中。从前他们大多外出打工,处于社会底层,如今却幸福地有了房子,住进了现代化小区,而且,因为是老屋拆迁,他们自己只须出一点点钱。这个人造的新世界里,娱乐、工厂、最好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工作岗位,应有尽有。
这里还有电影院、旅行社、酒店、邮局、医院、教育中心、游泳池、政府机关大楼、商场、停车场和运动场地。中央广场上有个巨大的展览馆详细记录了村子的重建过程。我们漫步走进展览馆,胡子叔的朋友田先生陪着我们,他是一个气质儒雅的电气工程师,高压电方向。他也是在这个村里长大的,而且还颇有名气,因为他是这里第一个考上高中的民工子女,甚至为此还获得了嘉奖。“住在这里的人都感到自豪”,他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大多数人都参与了村子的重建。
村子的新生要归功于一位房产商,他自己也是这个村里的人,为了把家乡变为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样板投入了巨大努力,最终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曾想领着自己的小工程队为村子修路,但当时方案争议很大,意见难以统一。而他把整个村子拆除重建的想法,后来倒得以实现,他的计划也得到了接受:在重建新居的同时嵌入自给自足的产业结构,只有这样才能把穷人真正变成幸福的劳动者。这个听着很符合逻辑,也很有创新性。上世纪90年代初,筹到110亿资金后条件终于成熟。老屋拆除,一栋栋新房子拔地而起,每栋建筑面积约为72平方米,建筑费用20万元,但其实因为家家户户都获得了拆迁补偿,足以抵充这一费用,有些人家甚至还可以多建几个平米。
如今这些房子的房价都已经翻了好多倍。“所以现在这里人人都是百万富翁了”,田先生开心地说。地产大亨成功了,名利双收。村民们当然谁也不想回去过以前的苦日子。这里已经是中国最美乡村了,要是还嫌日子不够好的话,就得去中国最最美乡村,中国第一村了。这村子还真有,就在山西,长得和这里一模一样,不过发展得更好。“更富裕、更社会主义”,换句话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不过即使到了社会主义,绝对平等还是实现不了。我们走上一条宽阔的银杏大道,两边是气派的别墅,彩绘的廊柱令人想到希腊或意大利。而村里人最自豪的则是我们看不到的高科技农场,投资2000万建设的温室大棚。另外,这边只供本村村民居住,外来户只能住到另外建造的六层公寓楼里。不过当然也不会永远这样,等送走了上一代人后应该会有所改变。我们边走边看边惊叹,感觉自己像是在收工后的摄影棚里。“华北地区缺水”,田先生一边走一边解释说,村里也参与了从长江引水的南水北调工程,工程所需混凝土管道的配套工厂已经建成。
展览馆在我们到达的时候刚好关门,但解释了几句后,又专为我们重新开放。就算下班了,也还是可以小小通融一下的。我们走过一个个展厅,看到了村子一步步新建的整个过程,还看到了许多政要的照片,领导人、发起人,以及各种奖杯和3D缩微模型。有一个展厅里有每个家庭的照片记录,今昔对照,老房子和新房子。地下层则展示了石器时代至今的人类历史。边上还有一个小塔楼供人登临俯瞰社会主义梦想如何成为现实并感到欢欣鼓舞。“也不咋样啊”,胡子叔却说。不出所料,他终于又开始说怪话了。“太豪华了,风水一般般。”但田先生才不在乎什么风水,“人更重要”,他说,“人自带能量场。”
在两人的争论和我和莎莎的笑声中,我们往娱乐区走过去。面前是一个北京颐和园风格的公园,只是小了一点、花草树木没那么葱茏,也没游人如织。但也有颐和园里看不到的:一架巨大的飞机、一个文物级的射击练习场,还有一辆退役的坦克。胡子叔和我把所有地方都转了一遍,来都来了。我甚至还钻进冰冷的灰色坦克里,胡子叔扶了我一把,还帮我拍了照。然后我们继续逛,在走过一片宽敞的健身场地的时候,胡子叔说:“你一定要见见田先生的妻子。”“为什么?”“她知道幸福是什么。”“OK,那行!”
这会儿天色已经很暗,我们也顾不上研究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了,“民以食为天”才是中国的根本!田先生提出要请我们吃鱼头,这是本地的特色菜肴。只是我刚才正好瞥到一条漂在浑浊河水里的死鱼,此时不免心中有些疑虑,但我也饿了。于是我们还是离开了这个已经空无一人的村子,出发去吃鱼头了。其实这村子也还是不乏可取之处的:空气自然要比北京城区好,宽阔的大道上也没有什么车,孩子们可以在街上玩耍。不过我也没见着这里的孩子。也许村民们都正在安逸地满足于社会主义带来的平等,高高兴兴地坐在自家大屏幕前看电视吧。
他们靠着如今的所有,已经足以重返社会了。胡子叔也许会评论说,在富裕生活的吸引下他们成了机器运转的一部分。贴心规划的现代乡村,中国的未来。我不由得联想到鱼塘里的鱼。但又想起自己很快还要见到一位懂幸福的女士。我们又上了车,到吃饭的地方还有一段路程。我和莎莎坐在后座上,莎莎颇为赞赏地说:“我觉得田先生不错,他很尊重太太,对父母也很好。”这一点颇为难得,而且想到我们前几天采访中看到的高离婚率,也颇令人欣慰。在快到的时候,田先生停了一下车,后车门打开,他幸福的太太王女士坐了进来。我用中文说“泥豪!”她说:“哇,这德国人中文讲得真不错!”然后开心地和我们坐在了一起。
我们吃饭的饭店里,店堂比街上还吵,我们这一桌也聊得热火朝天。我觉得胡子叔把王女士推为幸福专家还是略草率了些,尤其是这会儿,她表示自己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只需要一点闲暇就很幸福了,而且这点闲暇也不干别的,全用来关爱夫君了。这也太平平无奇了吧!这不是浪费时间嘛!她反驳道:“你先管好自己的儿子。”这句话就触到胡子叔的软肋了。在她看来,胡子叔那种带点哲学意味的所谓自由宣言,既不负责任,也缺少吸引力,在社会上是行不通的,太自我中心了。这两个人的争论渐渐激烈起来。王女士显然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完全支持上头的路线,胡子叔则是个认识论者。王女士一边用筷子迅速地扒拉着巨大的鱼头,一边说道:
“众所周知,当前的资本主义只是通往全面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
没人回应,她不由得惊讶地望向我们:“不是吗?”胡子叔怒怼一句:“那政府也不能扮演上帝的角色!”天哪好大胆的一句话,而且还是在饭桌上!一方是中国古代传统乡村的代表,一方是社会主义整齐划一样板村的代表,争论就这么展开了。田先生却是个温和的佛教徒,他表示:“外来的因素也是可以带来幸福感的,比如升职加薪。”他又补充道:“不过还是帮助他人的感觉最幸福!”人们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这家饭店已经在村外了,不属于样板村了,这里就自由了?其实并不是,它仍在负责建设样板村的那家建筑集团旗下。社会主义就是这么特别,它有看不见的触手,而且越伸越长,这家饭店据说今后还将开到中国最先进的铁路线的那一端,而且是全自动全电子运作。极致幸福的终点站。
“佛教里每年是不同的佛陀轮流执掌”,田先生还没放弃调剂气氛的努力,“现在是弥勒佛在世!”弥勒佛大肚能容,光吃不争论,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根据经验,每次聊到这里,总会有人告诉我今天是某个佛陀的生日,我们得吃点好的,今天也不例外。于是传统乡村和样板村之间的争论就这么在杯盘交错中消弭于无形,宾主尽欢。“How is your feeling?”胡子叔又砸吧着嘴问我。“好极了!”我说,扯扯他的毛胡子,觉得他好可爱。顾先生,你真像一个在追寻大幸运的小男生。
采访系列故事将在“中德人文交流”公众号【问福中国】栏目连载,敬请期待。
Simone Harre(西蒙•哈尔)
作者:Simone Harre(西蒙·哈尔),德国人文学者,作家,为报刊撰写人物传记和文章,亦创作小说。她曾在德国和中国分别花费五年时间向人们询问对幸福的定义,并把她2014年以来在中国的访谈在德国结集出版。经她本人授权,“中德人文交流”公众号对访谈集进行选译连载,译文视情况略有删改。本系列图片与视频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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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imoneharre-Glückshelden.de (幸福课程)
译者:俞宙明 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