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艳博士，浙江杭州人。先后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德语系、柏林工业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教育系及汉学系，获柏林工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浙江大学、柏林工业大学、康斯坦茨工业技术大学及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担任德国企业跨文化培训方面的资深顾问。其研究重点是外语教学史、外语与政治的关系、跨文化交际、文化政策与变迁以及中西方“文化翻译”。
2004年主持设立国家汉办在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的汉语水平考试（HSK）中心，HSK即中国的托福考试，这是在德国高校设立的第一个考点。参与纽伦堡-埃尔兰根孔子学院筹建及前期准备工作，2006年5月2日学院正式成立后担任该院首任德方院长至今。由于出色的工作成绩2010年徐艳博士获得了“全球孔子学院先进个人奖”，纽伦堡-埃尔兰根孔院2013年和2018年两次获得“全球先进孔子学院”称号，2015年该院还获得“全球示范孔子学院”，为首批15所示范孔院之一。
徐院长，首先祝贺纽伦堡-埃尔兰根孔子学院荣获2018年全球优秀孔院奖！我们都知道这个奖项的筛选非常严格，2018年全球548所孔院中仅25个孔院获此殊荣。您能揣测一下评委给您们孔院授奖的原因吗？
徐艳博士：谢谢！孔院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十年，所有从事相关工作的人都在思考，如何更上一个台阶，怎样拓宽文化语言的传播途径。我想，我们孔院常常给人意外的惊喜，率先推出具有一定前瞻性的项目，可能是获奖的原因之一吧。比如，今年我们孔院率纽伦堡大区职业学校校长团访问中国，推动中德职教方面的交流。又如我们今年的电影节的主题是“户外中国”，聚焦中国刚刚起步的户外运动，一方面吸引纽伦堡大区各年龄段的体育和大自然爱好者走进影院，另一方面，向文化爱好者和中国“粉丝”展示户外运动、户外休闲这个新兴潮流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而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将在中国举办，则更增加了这个话题的吸引力。
我们今年最大的项目是10月份启动了当代艺术空间，首展题为“跨界”，展出了两位中国艺术家和两位德国艺术家的作品。艺术空间由三个板块组成：每年举办三到四个中国当代艺术的个展或群展，每年邀请一位中国艺术家参加为期三个月的驻地计划以及建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目录和图册的专业图书馆，对外开放。我院是全球第一所，也是目前唯一一所拥有自己的展览空间、独立策展的孔子学院。10月21日，纽伦堡—埃尔兰根孔子学院艺术空间启动庆典在纽伦堡市图榭宫（Tucherschloss）举行，受到了当地各界以及德国和中国媒体的关注，巴伐利亚电视台还专门做了热点报道。
2018年艺术空间首展开幕式与参展艺术家合影
这个想法的产生，其实也是基于一种危机感和对文化传播的思考：我们孔院在过去的十三年中，无论在书法、国画、民乐、中国哲学、美食等方面，都陆陆续续地做过不少项目，和大多数孔院一样，也是以介绍传统文化为主，所以如何反映充满动感和活力的中国，如何吸引年轻的德国人（一般参加孔院活动的，多是“有钱有闲”年龄较大的群体），也是我特别关注的。而我90年代初在柏林求学时，就参加了93年柏林世界文化宫举办的《中国前卫艺术》的大量翻译和准备工作（这应该是德国第一个、也是规模最大展示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因此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也非常有兴趣，而且十分感慨中国当代艺术这些年的迅猛发展。鉴于这些思考，我就决定我们孔院创建一个艺术空间，为当代艺术的交流搭建平台。
2018年艺术空间启动庆典致辞
2018年艺术空间启动庆典: 与国家汉办副主任赵国成、纽伦堡博物馆总馆长、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副校长等贵宾合影
纽伦堡-埃尔兰根孔院创建于2006年，您从创立之初就作为孔院的外方院长，经历了孔院从初创到今天的成熟发展。有哪些重要发展历程您可以给我们介绍的？
徐艳博士：谈到一个学院的发展，常人可能会关注这个学院所获得的荣誉。2010年我获得了“全球孔子学院先进个人奖”，2013年我院获得“全球先进孔子学院”称号，2015年获得“全球示范孔子学院”，为首批15所孔院之一，今年再度获奖，这当然都令我们整个团队感到骄傲。但我经历了初创和发展，看到的更多是孔院融入主流社会的不易之处，尤其在建院初期，当时我基本上是属于“单枪匹马”。我们建院早，在早期某种意义上讲，是弊大于利，因为谁都不知道孔院是什么，当然也很难获得支持。因此，我很感谢西门子在我们建院不久、还没有做出业绩的时候，就和我们签订了赞助合同。2008年学院初露锋芒，在阿迪达斯公司的大力支持下，与中法兰肯地区奥委会合作举办“奥运论坛”活动，另外我们连续举办了三场弘扬中国文化的大型展览，特别是7月份在纽伦堡工业文化博物馆举办的《古都北京百年历程》展览，来自纽约的展品，让人对孔院刮目相看。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院最重要的精神导师、纽伦堡市前市长勋莱博士。我很幸运和他结识，并得到了他不遗余力的支持。
2013年陪同驻德大使史明德教授及夫人徐静华教授、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国际关系副校长科普马赫教授 (Christoph Korbmacher)、科研副校长何有信（Joachim Hornegger)、国际文人科学研究院院长兼汉学系主任朗宓榭教授(Michael Lackner)、国际事务办公室主任佩丽克博士(Brigitte Perlick) 等一行人参观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
2009年我们成立了高级顾问委员会，成功地赢得了纽伦堡大区各界领袖加入，其最大的作用是公开表明社会对孔院的支持和接受，这为孔院发展的高端高层路线铺垫了很好的基础。同时他们也为孔院的发展、特别是孔院的安置问题献计献策。
和别的孔院不同的是，我们孔院从一开始就有纽伦堡和埃尔兰根两个点，因为我们的大学也分设两地。但随着孔院的发展，大学的几间办公室远远不能满足对外交流的需求。其实教学并不是问题，因为就教学而言，我们可以免费用大学的所有教室，我们需要一个对外的形象。从2009年起，我们在高级顾问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为寻找孔院合适的办公地点，经历了5年的奋斗，其中的艰辛和感情上的大起大落，实在一言难尽。我在寻找的过程中，踏遍了纽伦堡，一开始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地址，后来一度经费又没有着落，再后来经费终于到位，但我们又必须从头开始寻找。其中几次几近成功，却又是空欢喜一场，总之跌宕起伏，悬念无限。所以我认为2014年的乔迁之喜，是我们孔院发展的里程碑。孔院在城市公园边上的优美别墅，也成了纽伦堡对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2014年孔院新办公教学中心启用庆典：纽伦堡前市长勋莱博士（Peter Schönlein）、徐艳院长、大学校长格律斯科教授（Karl-Dieter Grüske）、巴伐利亚州财政部国务部长索德尔博士（Markus Söder）、纽伦堡市长（Christian Vogel）、北外党委书记韩震教授、中国驻德国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董琦教授参加剪彩（从左到右）
2015年我们大学在和汉办及北外续签合同的时候，也做了一些结构上的调整，这对孔院的发展也非常重要。目前，我们孔院在德国方面得到了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和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三方在资金和人员上的投入，这种州、市、大学三个层面的支持模式保证了孔院的有序发展。
您是学德语出身，之后在德国柏林留学，再到纽伦堡大学任教，之后成为孔院的外方院长，是德国为数不多的中国人担任外方院长之一。您觉得个人的经历对您从事孔院工作有哪些裨益？
徐艳博士：从我17岁进入同济德语系就读，我这一生一直在中德两个文化之间穿行，我想我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对两个国家的了解，能让我做到知己知彼，在孔院项目的设计和实施中，会考虑两个文化的异同。如果引用了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脍炙人口的“5W”传播模式：谁（who）、说什么（what）、通过什么渠道（what channel）、对谁（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hat effect），那么我作为中国人知道“谁”和“说什么”，同时我也很了解受众的需求和接受习惯，所以对“通过什么渠道”和“对谁”有一定的认识，因此，我院因地制宜，高度重视语言和文化传播在别国的特殊性，应该说，这些年的工作得到广泛认可，成为了纽伦堡大区中国问题的首选顾问和中德交流最重要的平台。新华社曾专题报道我院，评论我院举办的活动 “接地气” ，活动的设计适应当地需求。另一方面我院坚持高端高层战略，着力打造并不断深化如 “专题电影节” 、精英访华代表团，高端平台 “新春酒会” 等精品项目。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大学，谈到纽伦堡-埃尔兰根孔院，都喜欢亲切地称为 “我们的孔院” 。
1982年上海同济
1986年浙江大学任教期间陪同外教游览西湖
1995年荣获德国DAAD（德国学术交流机构）颁发的全德优秀外国学生学术奖
纽伦堡孔院在促进纽伦堡-深圳友城关系层面做了很多工作。您是如何定义孔院在其中的作用的？
徐艳博士：我想，纽伦堡或是埃尔兰根市政府（深圳是和纽伦堡大区结成了友城关系）把有些任务委托给我们，也是对我们的信赖。反过来，我们的项目和友城有关，市政府的支持力度也大一些。我们也会定期参加市政府的友城工作协调会议，友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当然这只是我们工作的一小部分。我对我们孔院的要求是当地有关中国的大的项目和活动，我们不仅要了解，也要积极参与，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同时也能展示我们的能力和实力。也许正是这些年的努力和参与，所以，如果社会上有反对孔院的声音，那么大学和市政府马上会出面支持我们，包括当地的媒体，我们的活动频频上报，对我们也是“家里人”的态度。
2016年孔院建院十周年庆典致辞
您先生朗宓榭教授（Prof. Dr. Michael Lackner）是著名汉学家，自2000年以来任德国纽伦堡-埃尔兰根大学汉学系讲座教授暨系主任，他还于2009年创建了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人文研究院并担任院长，2013年更被推选为德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Leopoldina)院士。作为这样的知名学者他的工作一定非常繁忙。而我们都知道孔院的管理工作也非常忙碌琐碎，耗费很多心力。他是如何看待您这么一位忙碌的妻子的？或者说，您二位大忙家如何做到生活中愉快地分工合作？
徐艳博士：和原来单纯在大学教书相比，孔院的工作确实要占用更多的时间，而且有很多文化活动都是晚上和周末及节假日举办的。孔院成立之初，我的儿子一个5岁，一个3岁，我父母在中国，我的公公婆婆已经不在了。回过头看，我有时候都诧异，我们是如何走过来的。不过我们互相支持，他为了我，有好些年不参加任何国际会议。而我每次出差，都是紧赶慢赶。晚上吃完饭，孩子休息了，我们再煲电脑粥，这在我们家里是常态。因为他是汉学家，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这也是我们的精神源泉。
看来您和您先生都是超人！您先生的经历和成就需要另外一篇专访来阐述。咱们的话题再回到孔院：全球孔院的发展经历了前十年的探索期，直到现在对孔院的质疑还是不断出现。比较而言在德孔院的发展更为平稳，您觉得原因在哪？对孔院的可持续发展您有何建言？
徐艳博士：中德合作、特别是经济合作这些年十分密切，大环境良好，这肯定是孔院在德国的发展相对平稳的原因之一。另外在德国汉学界和中国研究领域，德国和中国的学者并没有形成竞争的局面。当然，换言之，华人学者在德国学术界还是弱势群体，所以并没有很多德国汉学家群起反对孔院介入的情况。相反很多汉学系积极利用孔院的资源，来加强学术交流。此外德国的孔院绝大多是都是以公益性协会注册的，在运作方面相对独立。当然质疑过去有，今后还会有。我觉得我们应该积极应对。在德国2011年11月8日法兰克福汇报上Dr. Rudolph的题为“一个和谐社会”的文章，应该是比较响亮的质疑声音之一。我当时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回应了他的文章，法兰克福汇报也刊登了。之后数家报纸进行采访，反而成了宣传我们孔院工作的一个良好机会。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工作也要持批评和审视的态度。要努力全方位、多维度地介绍中国，要有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这对孔院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另外也要积极融入本土，进入当地的主流社会，孔院也应该是当地社会的一份子，要积极参与与奉献，也只有这样才会有话语权。从传播学的角度，我们要积极了解受众的需求，因地制宜。我们孔院目前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健全孔院的管理机制，比如我们设立了语言总管、艺术总管、媒体负责人等，当然这个前提是孔院的成长。目前我们孔院德方有7名全职员工，另外有中方派遣人员6名。
2018年新春酒会致辞
编者补注
2016年在纽伦堡-埃尔兰根孔院成立十周年之际徐艳博士曾接受过一个采访，就最喜欢的中文词、德语词、交流、文化等概念做了阐述。对她而言最喜欢的中文词是“危机”，因为这个词是她过去十年工作中的常态。“危机”虽然是难关的意思，可是分开来看，“危”即难关，而“机”则表示机遇。换言之，每次难关其实都孕育着机遇。她喜欢的德语词是“猛进”（Durchsetzungsfähigkeit），这个词中德的解读差别很大。这是一个不断启发她去思考的字眼，带来了思考上新的维度。在中国从小接受的教育是“退一步海阔天空”，讲究的是“进退取舍”的艺术。但是领导一个学院，需要的却是那种撞南墙的决心、“高歌猛进”的态度，这在德国特别重要，其实在中国亦然。出乎意料的是，现在她在“应进而进”时，多了一份喜悦，少了一份畏惧。
徐艳博士自认为是一个很即兴的人，“交流”对她来说就是不断的思想碰撞与回应。常在与人交谈中冷不丁地就有了一个想法。在“咬文嚼字”中，徐徐展开新的思路，同时也满怀喜悦地期待着从交流的对象那里获得启示。对于大多数时间都是处在跨文化以及多语言的交流环境中的她而言，如何正确解读文字后面隐藏的文化内涵是她的“交流”的内核也是交流本身的魅力所在。徐艳博士理解的文化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在日常生活中，文化对她来说就是耳濡目染，是习惯成自然，是日常的行为准则，这给予她安全感和归属感。当然文化也是教育和精神世界。对她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一种文化不应该是一所牢笼，出生在这种文化里的人，也不是这个文化牢笼的终身囚犯。她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文化的穿行者，经常出入于不同的文化，并且乐在其中。
资料来源：采访照片由徐艳女士提供
专栏主编
蔡琳，汉诺威莱布尼茨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同济大学建筑学本科，2002－2010年求学于柏林工业大学“规划建筑环境”系，获工学博士学位。2006及2009年任德国GTZ机构（目前更名为GIZ）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江苏扬州、广西百色）项目专家。研究方向为中德城市更新比较、中德跨文化交际、文化遗产作为资源的中德对比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