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寻迹中德音乐文化交流历史中的足印”为题，笔者想要以系列短文的形式，历数曾游走于中德文化之间的音乐人物，以求能为中德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追寻点滴印记。“寻迹中德音乐文化交流历史中的足印”专题的第一期回顾了萧友梅先生作为中德音乐文化交流历史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历史的深远影响。本期要介绍的是当时的另一位为振兴中华而走上留德道路的音乐人物——王光祈先生。不同于萧友梅在“新音乐”的创作、教学、表演、研究以及音乐学院的创建工作等方面全方位的贡献，王光祈是当时专攻音乐研究领域的唯一一人——他是中国音乐学学科的奠基人。
五四时期的王光祈 © 百度百科
生平与留学生涯
王光祈（1892-1936），字润屿，笔名若愚，生于四川温江城外的鱼凫镇小河村。祖父王再咸是晚清同光年间的诗人；父亲王梦生曾从事实业，较早去世；王光祈出生时，家道已衰，其读书识字的启蒙教育来源于母亲。王光祈经私塾、高小，1913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学堂中学部，与郭沫若、周太玄等同班。1914年，他离开家乡，经上海、青岛等地，最终来到北京，受同乡赵尔巽的帮助，在清史馆担任书记员。同年，他考入中国大学法律系，并于191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王光祈从小关心政治，辛亥革命前就曾积极支持“保路运动”等革命活动。1918年，他作为主要筹办人参与了著名爱国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与创建，且被选为大会主席和执行部主任，并主持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1919年底，王光祈在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名流的支持下，又创办了“工读互助团”，组织青年半工半读，探求社会改革之路，幻想能逐步实现共产主义式的社会理想。由于内部分歧，这两个组织均走向分裂。王光祈在失望之余，决心远涉重洋，并立下重誓：若学无所成，将到“太平洋与鱼虾作伴、永不再与国人见面”。
少年中国学会 © 百度百科
1920年6月，他以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及北京《晨报》驻德记者的身份来到法兰克福。先是学习德文，攻读政治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同时开始跟随私人老师学习小提琴；1923年决定改学音乐，赴柏林某音乐专科学校学习钢琴、小提琴、音乐理论等；1927年，入柏林大学学习音乐学，师承德国著名音乐学家霍尔博斯特尔（E. M. von Hornbostel）、舍尔林（A. Schering）、沃尔夫（Joh. Wolf）和萨克斯(C. Sachs)。1932年，王光祈被聘为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讲师，教授中文；同时跟随舍德迈尔（L.Schiedermair）继续其学业，并将研究注意力集中于中国音乐、东方音乐的领域。1934年，他以《论中国的古典歌剧》一文获得波恩大学的博士学位。
波恩的王光祈故居 © blogspot.com
可惜的是，由于长期过度紧张、艰苦的工作和生活，他积劳成疾，于1936年1月12日昏倒于图书馆，骤然离世，年仅44岁。
王光祈的音乐观
相比于他作为音乐学家的成就，大众更熟悉的是王光祈作为爱国进步人士在“少年中国”学会和刊物的活动。事实上，王光祈改学音乐的动机，正是他救国理想的延续。他曾写下这首诗：
“处世治心惟礼乐，中华民族旧文明。而今举世方酣睡，独上昆仑发巨声。”
在1929年的《德国人之音乐生活》一文中，他又写道：
“为扫除中国下等游戏，代以高尚娱乐，廓清残杀阴气，化为平和祥气，唤起将死民族，与以活泼生气，促醒相仇世界，归于大同幸福，舍音乐，其莫由。吾所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能否实现，吾将以是卜之。”
由此可见，他之所以改学音乐，是想要以“乐教”为手段，去实现他“少年中国”的理想。
他的这种音乐观念一方面渗透着中国传统儒家的“礼乐”观，另一方面体现着当时“统治”德国学界的“进化论”思想。他认为，音乐是对人的精神进行教化的最有效手段。然而，他并不主张去恢复被儒家奉为至高典籍的古代“雅乐”，而想要建立一种能合乎当下大多数民众感情的、可以唤起中华民族独立精神的、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为此，他在《欧洲音乐进化论》一文中，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步骤：
“第一步须将古代音乐整理清楚；第二步再将民间谣乐收集起来；第三步悉心研究，从中抽出一条定理出来，究竟中华民族的音乐特色在哪里？这种特色是否可以代表民族特性、发挥民族美德、舒畅民族感情？如其有之，即可以将此定理作为我们制乐的基础。”
沟通中西音乐文化的使者
编辑、记者的工作贯穿了王光祈的一生。早年在家乡时，他就做过报馆的编辑；在北京读大学时，他兼任成都《群报》、《川报》的驻京记者；后来又主编了《少年中国月刊》；而前往德国，也是以多家中国报社驻德记者的身份。留德的16年里，王光祈为各种报刊撰写了大量的音乐文化评介文章，既向国内介绍西方的音乐文化，又向欧洲读者介绍中国诗歌、戏曲和音乐。
虽然他曾提起，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赚取生活费，但其文章质量绝对远远超越了这个“目的”。他介绍西洋音乐的著述，大大超越了之前这类文献通常仅涉及基础乐理和基础和声理论的有限领域和水平，从文化学和音乐学的视角和高度，广泛并深入地探讨了西洋音乐与西方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之间的关联及其发展的规律和经验。即使是技术理论方面的介绍，他也选择了之前未被关注过的领域，如乐器法、音响学等。代表性的著述有《德国人之音乐生活》（1923）、《西洋音乐与诗歌》（1924）、《欧洲音乐进化论》（1924）、《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1925）、《西洋乐器提要》（1928）等。
1929年的《Sinica》杂志 © ZVAB网站
他向欧洲介绍中国音乐的文论多发表于汉学杂志《Sinica》上，代表作有《论中国音乐》（1927）、《论中国记谱法》（1928）等。以这种方式，王光祈作为第一个跨越中西文化的音乐学专业研究者，为中德、或者说东西音乐文化的相互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
“比较音乐学”的“东方第一人”
王光祈留德的年代正值“比较音乐学”最初的发展时期。这是发源于德国的一个音乐学学科的分支，以欧洲艺术音乐以外的音乐种类为研究对象。当时，整个德国学界都处在“进化论”思想的“笼罩”之下，对欧洲民间音乐和非欧洲音乐的研究，主要是以物理可测的实证主义方法入手，去比较它们与欧洲艺术音乐的异同，目的是去揭示欧洲音乐文化的“前历史”。
一战期间，德国比较音乐学的创始人、王光祈导师的导师C. Stumpf（右一）等人在战俘营为鞑靼音乐人录制唱片资料 ©《历史和当代的音乐》MGG2
王光祈所师从的霍尔博斯特尔和萨克斯等教授，正是当时导引“比较音乐学”学科发展的、后来被称为是“柏林学派”的核心人物。因而不难理解，王光祈的思想和音乐学研究均显示着这个德国学派的特点。他的博士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是以音乐学学科的方式对昆曲进行的全面研究。而《中国音乐史》则是以历史进化的观点和比较音乐学的方法针对我国古代音乐发展历程而进行的系统性研究。进一步，他还从亚洲各国民族音乐的律制和调式出发，与欧洲音乐进行比较，提出了“世界三大乐系”——“中国乐系、希腊乐系和波斯阿拉伯乐系”——的学说，认为这三种乐系理论上各有其立足之地，分别影响着世界上的不同民族，使其逐渐形成各不相同的听觉感知习惯；而这些音乐上的不同，归根结底是各民族语言、生活、思想的不同导致的；与此同时，不同乐系在乐制和调式上相互接近和交叉的现象，又促使各民族对音乐的感受不存在绝对的隔阂，而只是显示差异，也就是说，其音乐原理上的渊源是一致的。因而，王光祈曾预言，随着交通的进步，未来或许会出现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世界音乐”。
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 © 百度百科
如日本著名音乐学家岸边成雄指出的，王光祈是“把柏林学派的比较音乐学观点[…]介绍到东方来的”第一人。因而他不仅是“中国的第一个音乐学家”，还对音乐学学科针对东方音乐文化的研究，以及音乐学学科在东方的发展做出了最早的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二次修订版），北京 2005
- 德国的音乐学百科全书《历史和当代的音乐》第二版（MGG2）中Dieter Christensen所撰词条“音乐人类学”（Musikethnologie）与Martin Gimm所撰词条“王光祈”（Wang Guangqi）
作者简介
陈楠楠，音乐学专业博士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后赴德继续深造，目前就读于德国明斯特大学。主要关注点在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音乐文化和音乐美学问题，以及视觉与听觉艺术的关联等。愿以此专栏与大家分享跨文化的学术与生活中的点滴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