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去过的最贫穷的地方，我们发现了最大的幸福。他们开朗活泼，日子过得和和美美，超越了实用主义的考量。
这一天我们本想驱车前往洱海西岸，然而路封了，我们心心念念已久的目的地难以到达，而不巧我又腹中作怪，也没有力气实施其他计划。但就这样宅着似乎又不甘心，于是我们就决定到苍山去小逛一下。这个目的地近在咫尺，据说也很值得一去，很自然，有一些寺庙，甚至还有一间庵堂。
漫步山林、寻幽探古，也许的确不错，只可惜那种寺庙地处偏远且要步行很远才能到达，今天我们去不了。我们参观的寺庙在山顶，坐了巨贵的缆车上去一看，只有游客，没有灵魂，即使飞瀑石窟也无法为它增色。一个个景点，收费的摄影平台，训练有素的猴子，拍照用的孔雀，满满的都是旅游套路。失望之下，我们迅速撤离。
那么去哪里？上车再说吧……反正我们这么干也不是第一次了。我们闷闷不乐地坐在车里，盯着窗外，一路在掠过的景物中搜寻亮点。忽然我大喊停停停！就往这边去试试看吧！我们离开国道往山里开去，来到一个小村。而这又是多么幸运而奇妙的转向哦！谁能想到，这里藏着我在中国最美的一次相遇。绝对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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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了车，四处张望，远远看到村口似乎有个长腿女人坐在一张小凳上。不对，并不是女人，我们走到近处才惊奇地发现坐着的是个小个子男人，有着健美的双腿和清醒的头脑，正怡然自得地读着书。这是个老人，非常健谈，很有倾诉欲，可惜王波只能听懂一点点。
不过我们总算是明白了一些：他是个退休老师，有五个儿子，一直自己下厨，而且只做健康食品。他老伴也做饭，因为自己做的好吃。大儿子在工厂上班，每个月有9000块，这个数字让王波颇为怀疑，觉得对于这个村子里的人来说未免多了些，也没法确定是不是真的。
老人用他那没剩几颗牙的嘴喃喃自语，说的还是方言，着实难懂。我以前还会讲普通话的，老人解释说，现在都忘啦！他又谈起美国人的工资，或是奥巴马什么的，说到激动处不停挥手。他穿着浅蓝的衬衫，头戴一顶米色帽子，显得日子过得不坏。他正在读的书是一本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作品。
谈话间，一位乌黑鬈发的漂亮年轻人也带着友好的微笑走过来，在我们身边认真倾听。一天的劳作结束后，这也是很不错的放松吧。我拿出旅行纪念册，请老人在上面写点什么，他仔细地翻看了别人的留言，认真构思，然后郑重地写下了长长的一段富于哲理的文字。
那个默默加入我们的年轻人站在一边看着，他叫周生，他不仅好奇，而且也很客气。他请我们过会儿去他家吃晚饭。我们接受了邀请，然后先偷个空，在这个因为时空的关系而显得有些不真实的中国村子里游荡一会儿。我们看到老态龙钟的妇人踯躅走过街巷，仿佛电影里的慢镜头；我们看到老人蹲在街头聊天或是带着小孙儿；我们走过带血的案板，上面还放着卖剩下的鲜肉；我们朝人家院子里张望，看到小铁炉子上烤着焦黄的玉米；我们看到男人们在打麻将，看到肥壮的公牛在田里拉犁，看到农民在田里扬手撒化肥，背上还背着农药桶。时间在这里慢得出奇。
傍晚的时候我们动身去寻找周生跟我们描述过的房子。也没能找到什么可带的东西，只带了一瓶白酒。到了地方，我们眼前一黑：一穷二白的院子，湿漉漉、脏兮兮，咯咯叫的鸡满地跑，满地鸡粪。背景里，一对宛如来自石器时代的中国夫妇正在缓缓动作。
这个院子，这个似乎吹口气就会灰飞烟灭的地方，可以说是我们见过的最破败的中国居所了。现代化设施，自来水，红火的日子，在这院子里都毫无踪影。不对，也不能这么说。因为院子的一侧，就在半旧老房子的边上，立着一栋崭新的毛坯房。显然周生也渐渐有钱盖房子了，中国人都这样，但凡能凑起一点钱，就要盖个自己的房子。
看到我们真的来了，周生非常高兴，赶紧请我们进院子，搬过小凳子让我们坐，他自己则坐在新房的台阶上。他们一家在这栋毛坯房里已经过了一年的简单生活了。周生说在大理做钟点工的妻子去买鱼准备给我们做饭，有点痴呆的丈母娘则去接大女儿放学了。他从边上拿过来一大簸核桃请我们吃，说这是刚给侄儿买的，我们就取了几个，试着空手捏碎了吃。而后面两个佝偻的身影，则是他妻子的外公外婆，一个84岁，一个86岁。
周生可以算是入赘的，他是来自四川的汉族人，曾经在工厂做过工，现在则成为白族村落中一户白族家庭的成员，以做泥瓦匠为业。我们问汉族和白族通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周生也回答不上来，他说自己没遇到什么问题，而且还觉得这门亲事挺好。他是28岁那年通过婚介所从大理过来这边的。“说实在的，在这边我这个年龄结婚已经算太晚了”，他解释说，“可家里穷，也没有别的办法。”
他12岁上就父母双亡，只能和三个姐姐一起自食其力。生活太难了。尤其因为他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不仅要养家糊口，还承担着传宗接代的重任。所以婚事没法全由他自己做主，但他也挺满足的，现在和妻子处得不错，互敬互爱，在村里也得人尊重。“这边的街坊邻居都很好”，他说，“就是吃的和我老家不一样，讲的话也听不懂。”不过这也没什么，“就是有时候要麻烦这里的人和我讲普通话。“
至于传宗接代的问题，他说：“我当时就和妻子谈过了，我们讲好女儿跟我姓，儿子跟她姓。”因为他赘入的是白族家庭，所以那时候就允许生两个孩子，这样姓氏的分配就不成问题了。至于女儿是不是能把他的姓氏传承下去，那就再说了。更重要的是，她今后要去上大学，只要她想上而且考得上……周生操心的是这个。
他自己一直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由于父母早逝，他只上了两年就不得不辍学。他用手比了比，“两年”。他说，“我不会读书写字，就认得几个字。”没有受教育，他在社会上也很难向上走。这就是中国所有父母算的一笔简单的账：教育程度越高，钱越多，生活也就越好。读书写字你现在也可以学起来啊？我们问。他挥挥手说：“没时间，要把房子盖起来我就要干活。”但他也承认自己其实也没忙成这样。“现在再学，年纪有点大了”，他笑起来。
“一个幸福的文盲”，王波和我说，他挺喜欢这种清新开朗的态度，又补充道：“知足长乐。”我也被周生的热情和开明所吸引，就对他说：“你要是会写字，也许能作出很好的诗。”我说这话是认真的，因为周生浑身散发着一种非传统的感性味儿。哈哈哈。
周生觉得我的想法很搞笑，不过他喜欢。过了一会儿，他妻子提着一兜鱼走过来，他就骄傲地说：“可惜我不会写字啊！外国人说我可以当作家的。”他妻子笑起来，和我们握了握手，然后又迅速消失在新房子里面。“生活虽然苦，我还是很幸福”，周生又说，“特别是有了两个孩子以后。”他拿出烟发给我们，可王波回绝说：“我不抽烟，一口也不抽。”
我就接了烟，然后四处张望。两位老人还在后面干活。“两年前我们还全都住在老房子里”，周生说，“这个老房子是两位老人20多年前盖的，在这之前，这里是一座80年的老屋。”我们吃了一惊，这摇摇欲坠的危房才20年？“穷人可以领到政府的补助”，周生继续解释说，但现在有了新房子，政府就认为他们家已经脱贫了。“所以去年补助没了，只发了两桶菜油。”总算是聊胜于无吧。
然而日常开销仍然很大，孩子上学也要花钱。“我每天挣300块”，周生说，“我们还卖鸡蛋。一些邻居把房子装修起来接待游客来改善生活，我不想，我想先把自己的房子弄好。”他把我们让进新房子，我们走上光秃秃的过道，进了一扇房门，忽然置身于一个舒适明亮的起居室中。沙发、大桌子、电视机、吊床，隔壁房间则是卧室。该有的都有了。
我们想找个卫生间洗一下手，周生却只是点点头，打发儿子出去。过了一会儿，儿子提来了一桶清水，还拿来了肥皂和毛巾。他们还没安自来水，厕所也只是院子泥地里的一个坑。
开饭前，周生还带我们去看了看村里仅存的几栋老房子。“大多数都已经拆迁补偿了”，他边说边领我们走向一栋破旧的废宅，然后又开心又吃惊地看着我们翻遍了每个房间、每个角落，找到各种被人无心遗忘在这里的小物件。我们对着这些战利品拍照，又对着好看的周生拍照。他还在笑着，不过有些害羞了，“我长得不好看”，他不好意思地说。
而后天色渐暗，不久村子就漆黑一团，我们回去吃鱼。可惜我们昨天吃坏的肠胃还没有完全恢复，不过大家都努力多吃一点。痴呆的丈母娘沉默地坐在一边，小女儿扭来扭去不肯配合拍照，周生则在不断地接电话。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令人舒心的夜晚。周生没法在我的旅行纪念册上写字，就由他的妻子代劳。
她写道：“祝你健康幸福快乐，有空再来玩。”
儿子也想写几句。他写的是：“走遍五湖四海，无论到哪里都别忘了我们。一路顺风，欢迎你们再来。”
采访系列故事将在“中德人文交流”公众号【问福中国】栏目连载，敬请期待。
Simone Harre（西蒙•哈尔）
作者：Simone Harre（西蒙·哈尔），德国人文学者，作家，为报刊撰写人物传记和文章，亦创作小说。她曾在德国和中国分别花费五年时间向人们询问对幸福的定义，并把她2014年以来在中国的访谈在德国结集出版。经她本人授权，“中德人文交流”公众号对访谈集进行选译连载，译文视情况略有删改。本系列图片与视频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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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俞宙明 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