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早期浪漫派或浪漫主义又称耶拿浪漫派，他们不仅是德国浪漫主义，也是一切浪漫主义最早的“源计划”和出发点。然而，以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施莱尔马赫等为代表的德国早期浪漫派，由于他们对中世纪的忆念、无限化的追求、生活经验的浪漫化、断片式写作和整体化的看似冲突的理想等，受到同时代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开始直到现代思想家、理论家们的批评和误解。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被贴上了保守主义、反理性、蒙昧等标签。然而笔者以为事实恰恰相反，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复杂真相正建基于对理性和启蒙主义的批判与思考，通过有机体理想和再启蒙教化等路径走向诗化的真理观念。
理性论批判与泛审美倾向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对自然、世界与生活的思考方式，在德国古典哲学大家黑格尔看来，是一种非推论、非反思的思考方式，这曾令他大为不满。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对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批判可称之为理性论的批判。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倡导一种反讽的无限否定，通过反讽来不断超越有限事物及其法则，实现艺术的自由与艺术家的潜能。这在现代派和后现代学者看来无疑是解放的概念。可是在黑格尔《小逻辑》等著作中则被定性为了“恶的无限性”或“否定之无限性”。黑格尔对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批判主要是因为后者所使用的反讽无限化进程与他个人的哲学系统大相径庭。同样受到早期费希特哲学影响，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艺术哲学改造了费希特的消极无限性，以艺术为中介，打开了直观有限与无限、内在与外在的通途。而黑格尔的改造方式则是一种理性的、思辨的辩证法，其哲学的目的论也并非是艺术。浪漫艺术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下只能迎来“艺术终结论”的命运。
卡尔·施米特在《政治的浪漫派》一书中从政治上的机缘论出发，以定性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认为他们对一切领域特别是政治抱有一种泛审美倾向，故而缺乏了对政治的理性决断。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从黑格尔到施米特对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批判都出于一种理性论，他们不满于浪漫主义的情感化、想象化、诗化倾向，而浪漫主义的这种反讽的无限化则在现代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争论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这同样可能是另一种误认。
自由派反讽与后现代无限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诗性哲学思想确乎预示了现代与后现代的哲学和理论。虽然像海涅、勃兰兑斯、高尔基等人都对其持有一种“消极浪漫主义”的看法，但是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与《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中发现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一个真实面相，即提出对启蒙主义带来的过度片面理性主义和机械论的反叛和解决方案。
实际上，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在政治构建方面确有不足之处，但是其优异之处也正在于从超越或反讽的角度来看待艺术以及自我的放大、政治的偏激、性别的对立、理性的单一等。自然和精神、理论与实践、一与一切、内与外之间原本存在着分裂的鸿沟，而浪漫主义正是通过魔化唯心主义而将唯心主义体认为现实主义，这勾连了斯宾诺莎与费希特两条反向的哲学道路，也弥补了笛卡尔以降直至康德的近代理性主义的空洞与形式的可能弊病。本雅明对浪漫派的分析是很精准的：“浪漫派对艺术批评概念的确定也完全是建立在认识论前提之上的。”
由此，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反讽的无限化也得到后现代主义者的认可，但是这其中却寓居着误解和差异。浪漫主义研究者如恩斯特·贝勒、曼弗雷德·弗兰克等均从后现代哲学思想的角度去认知浪漫主义对思维过程的延异和终极答案的解构。但这又绝非浪漫主义的本义，后现代这种对浪漫主义的认识反而与黑格尔等人的理性论类似，只不过因为价值观上的相异导致了他们对浪漫主义的评价不同罢了。
弗里德里克·拜泽尔在《浪漫的律令》一书中已然有所发现，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虽然反对启蒙现代性和理性主义的专制，但同时也对怀疑主义、历史主义、相对主义保持警惕。他们并没有彻底毁弃启蒙的理想，而毋宁说是在进行着一种“启蒙的再启蒙”活动。他们的无限化并非如后现代思想那样一味地走向断裂与差异，而恰恰包孕着“蓝花”的理想和再启蒙教化的实践路途。通过现代诸家看似相反的争论，我们逐渐通向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真相。
“蓝花”的理想与再启蒙教化
拉巴尔特与南希在《文学的绝对》中认为诺瓦利斯与施莱格尔兄弟的“断片”性质有所不同，而卢卡奇则认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只有在诺瓦利斯一人身上得到了实现。但只有借助施莱格尔兄弟哲学意义上的反讽和诺瓦利斯“蓝花”的浪漫化、体系化理想，以及他们共享的再启蒙教化，我们方可揭开塞斯女神——亦即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诗与哲学的面纱和真相。
浪漫化不只局限于艺术，而是将“自然与艺术，自我的理论与人类历史的理论联合起来产生一门更高的科学——道德教化理论，并反过来被完善化”。自然与艺术借助道德而携手通过无限，这便是“蓝花”的理想，即诺瓦利斯所谓的“每一门科学都将会是诗艺——当其成为哲学之后”。这种理想不是政治性或宗教性的，而是通过诗性与哲性的反讽来防止割裂——在现代这个劳动分工、职业技术化、专业狭隘化、理性工具化的新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世界中，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有机体整合、将感性与理性结合、对心灵与精神的强调恰恰是最适当的解药。
而这种以断片作为“浪漫派的总汇诗”是貌似片段而实则保有系统性的，也就是说既非仅具有碎片化的消解意义，又保存了对任何独断化宏大叙事的判断力。他们赋予了生命以意义和价值，但并非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样拥有过于“理性的狡计”的历史目的论。而且，他们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即“再启蒙教化”（Bildung），教化的关键是爱和友谊，如诺瓦利斯的浪漫主义正是从童话开始的童蒙教育。而反讽在这个时候恰恰可以防止糟糕的无限化的出现，反讽让自我受到必要的限制，这可以打开对他者持存理解的善良意志（如马丁·布伯、伽达默尔、列维纳斯的现代哲学）。如果说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天才是“天命之谓性”，那么他们对人性的养成却正是“修道之谓教”，亦即一种朝向美的塑形（bild）与培养，有限之身包括有限的时空与实践在无限的勾连运转中回到自然并树立主体。
而且，这种美的浪漫化蕴含了真和善的果子。先刚在《谢林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吗？》一文中对德国早期浪漫主义与谢林、黑格尔之分便依据于“糟糕的无限”和“真无限”的区别，但我们已经阐明了浪漫主义的反讽与无限的真相。这与德国古典唯心论的“真无限”对理性的态度并不具有绝对的冲突，反而是一种对真理持有感性温情与适度怀疑的态度。他们在保持生命之树常青的同时，也激活了灰色的理论。另外，美育之为教化也正让他们接续了席勒特别是康德的传统，以判断力连接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促使人领会道德和自由。以上两者也可以分别说是美学和诗学之外的、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自然哲学与历史哲学的真面目。
后现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曾试图调和浪漫派与现代诸批评家、思想家的纷争，他对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在现代的争论的认识是较为清晰的。现代性哲学话语本身孕育了这一潮流，尼采、海德格尔甚至列奥·施特劳斯、德里达等人都是其隐秘的后嗣。理性论的批评如果具有足够的自我反讽与批判精神，那么在现代社会中也将会看到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本体论诗化的效用。而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融汇本身即便不与一切现代争论加以调和，也势必会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分歧，呈现人文主义的态势和价值，让具有人性和趋向美好的每一个人，在世俗的漫游中重拾爱欲。正如诺瓦利斯所言：“哲学是真正的乡愁——在任何地方都想要回家的冲动。”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3月9日，作者：陆浩斌（北京大学中文系），责编：闫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