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2022年2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德国工业企业在中国市场觅得有利可图的商机，但是，德国企业绑定中国市场，会使自己陷入“危险的依赖关系”之中。一段时间以来，德国政界、经济界和媒体界时常炒作所谓德国“对华过度依赖论”。2020年9月，德国政府发布的《印太指导方针》的主基调，也是要通过经贸关系的多元化，减少对中国的“单方面依赖”。近来，在俄乌爆发冲突以及德国政府启动制定新的对华战略的背景下，德国方面认为“以商促变”战略已经失败，要求减少对华依赖的声音出现进一步增强之势。
事实上，德国所谓“对华过度依赖论”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误读。首先，“依赖”本质就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说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获得巨大利润，从而形成对中国市场的依赖，那么，从反向视角看，中国也依赖于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德国政要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就德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提出警告，但另一方面，又扬言要利用中国对于与德国经贸关系以及对欧盟内部市场的依赖关系对华施压。其次，需要一个总体的、全局性的视角观察德国与中国的“依赖”关系。如果选取某个特定时间段、某一特定产品领域，很容易武断地得出单方面依赖的结论。例如，只是单纯关注德国汽车、化工和机械制造行业的若干大型企业在中国市场销售额的全球占比。但是，正如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的，这样的视角造成的是一种扭曲的形象；由于德国经济在全世界拥有许多出口伙伴，因此，从出口端看，德国经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是相当有限的。
由此可见，德国方面有些人渲染“对华过度依赖论”，其实有着各种各样的潜在目的。
一是出于西方对华展开地缘政治竞争的需要。前述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提出的警告是，德国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将增强中国在与西方展开地缘政治竞争中的博弈地位。换言之，报告在影射中国会将经贸关系政治化，而这种影射，事实上是在为西方正在实施的、将经贸关系政治化的措施找借口。
二是出于西方对华展开制度竞争的需要。“对华过度依赖论”的兴起，同西方强化与中国的制度竞争相关。在德国及欧洲的一些将中国视为“制度对手”的人看来，中俄与西方的“民主体制”相对立，因此需要减少与它们的合作，为此，美欧不断将价值观因素嵌入经贸关系之中，将经贸合作政治化、安全化。
三是出于西方抹黑中国的需要。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报告的论证逻辑是，对华投资将导致德国技术诀窍的流失，一旦中方掌握这些关键技术，德国投资者未来某一天势必将被中国本土的供应商所取代。他们口中的技术诀窍的流失，隐含的指责是，中国强迫进入的外国企业组建合资公司，并强行进行技术转让。然而，事实是，随着中国不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国业已取消有关行业的外资股比限制、甚至允许设立外商独资企业，而德国企业恰恰是这些开放措施的最先受益者。
最后，德国一些人提出的减少对华依赖的论调还包含一个潜台词，即唱衰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走势，因此，敦促德国企业早做准备，向亚太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生产与投资地。然而，在华德企并不认同这样的判断，有调查显示，它们仍将中国视作未来十年世界范围最具增长潜力的地区之一，并为此已经加大或计划增加在华投资。
当前，德国政府正在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和新的对华战略，如果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推行所谓的价值观外交，无疑会将任何正常的经贸相互依赖关系都看作是一种对自身安全和价值与利益的威胁。这种观点本身就是最危险的。
好在德国的政治、经济与媒体精英虽然常常在言辞中强调要减少对华依赖，但也非常清楚，和中国“脱钩”不仅不现实，而且也不符合德国的利益。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把这样的务实观点落到实处，而非说一套、做一套。中德应该致力于成为可以相互依赖和超越意识形态的合作者，由此，在全球不确定性、欧洲不稳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与中国发展健康稳定的经贸关系不仅不会是一种威胁，而且将有助于减少欧洲的脆弱性，成为提升欧洲战略自主的一个支撑。
作者简介
郑春荣，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德国研究中心主任、德国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所所长，《德国研究》杂志副主编，中国欧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中国欧洲学会欧盟研究会理事；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上海欧美同学会留德语国家分会理事。现主要研究方向为德国与欧盟研究，重点为德国当代政治与外交、政治文化、社会市场经济、高等教育、中德与中欧关系，以及欧盟治理。
资料来源：环球时报，2022年3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