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先生在《思想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中文版修订再版序言”中说:“近代西方的思想主流我以为大抵上似可以归结两条路数,一条为由笛卡尔所开创的以脑思维的路线,一条为由帕斯卡尔所开创的以心思维的路线。近代科学的发达与发展显示了以脑思维的路线的巨大成就,似乎占了思想史的上风;但以心思维的路线却也在地下不绝于缕,一直延续到当代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的分庭抗礼。两条思路的对峙而又交相影响蔚为近代思想最堪瞩目而又最扣人心弦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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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甚善。笛卡尔的“以脑思维”实质上就是理性主义思潮。可以说,面对理性的态度,决定了思想者的路线问题。所谓“以脑思维”与“以心思维”的相同点都是“思维”,即都相信理性的力量;但不同点在于,“以心思维”的哲人对于“以脑思维”哲人过度强调理性的作用则采取了批判和审慎的立场,指出了理性的界限与内在矛盾,批判主体的自我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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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脑思维”的哲人也是哲学界的主流,从笛卡尔到斯宾诺莎,再到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都在书写一个大写的“我”。他们的思想也备受瞩目,被奉为权威。
反观“以心思维”的哲人,则要冷落很多。从帕斯卡尔到维柯,沙夫茨伯里伯爵(Shaftesbury),再到哈曼、赫尔德与荷尔德林,似乎更处在不被人注意的边缘。但是当后世重新翻阅或发现他们的书籍时,我们依然会被他们思想的深度与光辉所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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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趣的职业对比:“以脑思维”的哲人中,教师甚至教授的比例似乎很大,清楚明晰的教育似乎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所以著作流传广泛。而“以心思维”的哲人中,教士或信徒的比例则极高,信仰与人性的力量才是他们关注的主题,著作语言晦涩难懂的占了很大比重。这种教师与教士之间的争论,理性与信仰之间的交锋,也许就是近代西方思想的重要特征吧。
专栏作者
梁锡江,1978年生于黑龙江省鸡西市麻山矿,血型O,处女座,但从未发现自己身上的处女座特质,也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竟然学了德语,还成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教授。喜欢读书,不求甚解,喜欢听人吹牛,然后默默转化为自己的段子。生平服膺钱钟书与朱光潜两位先生,以他们为目标,如果以后达不到,那就算了。育有一女,狡猾可喜。闲时翻译,总感觉漏洞百出,但心胸又不开阔,爱听鼓励话,重视名利,宠辱皆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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