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魏萌（Christina Werum-Wang）院长，工商管理硕士，汉学硕士。2011年至2017年任法兰克福孔院执行院长，2017年起任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副院长。
采访人：蔡琳博士，汉诺威莱布尼茨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惟孔德馨系列专栏编辑。
蔡：
中国有句俗语“三岁看老”。您四岁时在美因茨的狂欢节扮演中国孩子，后来果然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有趣的是你姐姐当时扮演印地安人，后来移民去了美国。能和我们谈谈您的家庭背景和青少年成长经历吗？
王：我们家是有五个孩子的大家庭，我是最小的那个，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孩提时候我父亲有时会开玩笑：世界上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你是我们家的中国人。当然这话不能当真，不过我还真的觉得这或许就是中国人经常说的缘分？
我父母年轻的时候经历过战争。战争快要结束前他17岁，被派往前线。我母亲1945年从她的家乡——在如今的捷克，被驱逐出来。战后我父亲继承了家族的木工厂。他的第一任太太过世后留下他带着三个孩子生活，之后和我母亲结婚。因此我的三个年长的姐姐和哥哥算是和我同父异母。
美因茨狂欢节上扮演印第安小姑娘和中国公主
我最小的姐姐是真正的亲姐姐，如今生活在美国，而我们家就我们两个走向了外面的世界——我去中国，她去美国，以德国为起点的话似乎是奔向地球的两端。虽然我父母没上过大学，在他们的年代大抵如此，但他们对很多事感兴趣且思想开放。他们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们的任何决定。我和我姐姐自己决定上文理中学，成为家里以至于熟人圈里最早读完高中进大学的孩子。女孩子读大学并且去国外在当时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尤其我还选择了汉学这么一个养不活自己的冷门专业，还去中国——那对大部分德国人来说非常荒唐——中国那时可是贫穷落后，没人理解我想要什么。但尽管如此我的父母允许我这么做，因此到今天我还对他们仍然感激不尽。
蔡：
您是如何发现自己对中文感兴趣进而决定学习汉学的？
王：也许是小时候听到父母讲的玩笑话，或许是其他原因——我很小的时候就对中国发生了兴趣，当然是以一种孩子的方式。
德国儿童读物《皮喜波的故事》
我三四岁的时候有一本儿童读物：皮喜波（Piripo）的故事，我还不能自己阅读。讲的是一头黄色的小鸭子。他全身金黄，和别的小鸭子不一样，因此别人告诉他应该去中国，因为那儿的人都是黄的。他启程出发，在路上他碰到了月亮。他问月亮你是不是中国人，他还碰到了眼睛闪着黄色光的狼，他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不过这个小鸭子最后还是回到家里。今天这样的故事可能会有点种族歧视的嫌疑，不过中国人自己也是说自己是黄种人。这个故事那时候没有任何冒犯性，而且我也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不好的事儿，反倒觉得很有趣。德国也有一首儿歌：小小的手，去往外面孤独地走。小黄鸭的故事对我来说和这首儿歌很像，不过更有趣，一点也不悲伤。
美因茨的狂欢节（Fastnacht）是一年中最热闹的节日，对很多人甚至觉得比圣诞节还重要。因此也被誉为德国第五季。整个狂欢节从11月11号到圣灰星期三（Aschermittwoch）结束。对我们孩子来说玫瑰星期一是最令人激动的。满大街都是乔装打扮盛装出行的人。幼儿园和学校几周前就有许多音乐和其他活动，比如化妆舞会和化妆宴会，我们被允许自己乔装打扮。扮演的往往是经典人物：公主、海盗、牛仔等。不过那时遥远的陌生国度也很有吸引力，因此1971年的那个狂欢节，我姐姐扮演成印第安纳小女孩、我扮演成中国孩子——就如当时德国人想象中的中国孩子的样子！
1976年明镜周刊专篇报道毛泽东的逝世
我小时候最真实的有关中国的记忆是毛泽东的去世。那是1976年，我九岁，我还能记起当时明星杂志和明镜杂志的封面，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觉得毛泽东应该是这个陌生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不然他的去世怎么会这样被高调报导。那时候人们对中国还知之甚少。
1979年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我当时读七年级，选择了这个话题做一个简短作业报告。那时我已经开始读Pearl S. Buck（赛珍珠）的书。但凡有关中国应该读的书我都读了，也包括Franz Kuhn翻译的中国古典著作。
15、17岁的时候我被Bernhard Karlgren（高本汉）的有关中国文字和语言的书震住了，他是一个著名的瑞典汉学家。不久之后有中文课的机会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这是1983年，学中文是很稀罕的事。1985年我读12年级，我把最重要的学期作业的题目定为：推翻四人帮以及改革开放。在毕业会考前我确定了将来自己读汉学的意向。
给大使馆写信请求提供研究信息
蔡：
您1988年就留学四川，算是改革开放后最初的留学生群体。很想知道您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的印象如何？这个现实的中国和您在汉学系读书时文本中的中国是否有很大的差异？
王：去中国以前我对中国的印象非常单纯：古老、高雅文化、充满了历史、哲学、文学和艺术。当然我也知道一些当时中国的情况：贫穷，生活水准很低。不过那只是流于书本，我并不清楚贫穷的人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虽然我们在家也并不富裕，很小的时候家里也没有下排水。冬天也只有起居室和厨房供暖。但我们有足够的吃穿，有电、自来水、电话、电视机还有一辆轿车，每年开车出去度假一次。1986年我参加毕业会考的时候，德国属于世界上生活水准最高的国家。而1988年当我到四川大学去的时候，很多方面我都没怎么准备。因此在很多方面我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和现实碰撞。
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匮乏和落后，供水和供气是受限制的。有热水洗澡是很幸运的事儿。如果早上6:00和6:30之间没有烧开水并且灌到热水瓶里的话，那么一天就没有水喝。因为水龙头的水不能直接饮用。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饮料，只有中国的橘子水和可口可乐可以买得到。粮食需要凭票购买，饭店里只有很简单的菜和面食，那也需要有票证才能买。仅有钱是买不到吃的。西方食物只有可口可乐、法棍面包和一种奶酪，这些只有在城里最好的酒店或友谊商店可以买到。也没有超市——根本没有物质供应——只有小卖部出售一些零散的食物。
八十年代四川的小卖部
小市场有卖水果、蔬菜和肉，不过都是简单地摊在地上。最讲究的也就是下面铺了塑料袋或是报纸。马路上直接焚烧垃圾。公共厕所的异味很远就能闻到。面店卫生状况很糟，筷子和碗都是冷水冲洗。我们跟中国人学得很快，什么东西使用前都先用热水冲一下。尽管如此我经常生病，那时我也非常瘦……
八十年代四川街头随意焚烧垃圾
文化冲突方面体现在中国人对我的日常态度上。在我的想象中中国人是高度文明的群体，彬彬有礼受过良好教育。但日常生活中显示的却是很原始粗鲁的一面。随处吐痰，这让我特别不适。每次上街都有人很长时间盯着我看，我非常不能理解，仿佛自己是个动物园里的动物。很多人不顾忌其他人，拥挤和争抢也属于日常行为。我经历过的典型事件：有人摔在地上伤得很严重，但除了我没有人愿意去帮助他，路人反倒很好奇我和摔倒的这个人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去帮助他。这些现象和我想象中的都受过良好教育、很有文化修养的中国人的印象背道而驰。
第三点就是当时对外国人区别对待的社会环境。当时四川大学有20名留学生，其中一半是日本人，另一半是来自世界各地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当时大概有150名德国留学生在中国学习。我到中国当然是想和中国人接触和认识，但当时的规章制度满足不了我们这个愿望。第一年我们只能去专为留学生开的中文课，第二年我提出抗议，这样才有机会和中国学生一起上普通汉语课。我们去拜访中国人都要事先登记，同样中国学生来我们宿舍找我们也要把证件压在哪儿。访客只能待到晚上8:00或9:00。我们出去旅行时不能住中国人住的那种比较便宜的酒店。当时还有一种外汇券，除了马路集市在其他地方我们都用外汇券付钱。对外国人的门票、飞机票、火车票的定价相比对中国人贵多了。一方面我们享受的待遇比普通中国人好，比如我们住的条件就好很多，还有专门的留学生餐厅。以至于我们有这样的印象，他们愿意要我们的钱，但又和我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专供外国人使用的兑换券
这样的文化和一些现实的碰撞持续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尽管刚开始碰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到了1989年年初，我还是申请了延长一年留学。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经历的是一个很典型的文化冲突：从猎奇到一个矛盾情绪的低谷，然后又到一个适应的过程，甚至返回德国以后会碰到对自己文化的一种不适应。
现在我认为经历这样的一些文化碰撞并且克服文化差异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发展我的真实的中国印象，帮助之后三十年的职业和个人生活，也许对我整个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资料来源：蔡琳编撰。采访原文是德语，中文版未经被采访人审阅。
专栏主编
蔡琳，汉诺威莱布尼茨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同济大学建筑学本科，2002－2010年求学于柏林工业大学“规划建筑环境”系，获工学博士学位。2006及2009年任德国GTZ机构（目前更名为GIZ）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江苏扬州、广西百色）项目专家。研究方向为中德城市更新比较、中德跨文化交际、文化遗产作为资源的中德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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